、只是全球大搏杀的一个局部过程。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对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那时的咒骂声有多少,但事后人们却总是发现自己确实与某种奇怪的、有价值的东西有所联系。人们全都相处在同样的集体中,在那里,满怀希望要比冷漠或玩世不恭更正常;在那里“同志”一词代表着友谊,不像在许多国家里那样代表着欺骗。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时下正在流行的否定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的滥调。在世界各国,都有许多政治党派重金雇佣一大批帮闲文人和圆滑世故的教授,正在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抓住尚未为人把握的机遇而设计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幸运的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并使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神秘感”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正是平等这个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它是一个无阶级制度的社会,否则什么也不是。当然,正是因为如此,我在这儿——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对我很重要。只要他们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这部分也是由于我有幸成为了西班牙人的一分子。凭着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高雅和无时不在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如果把握好机会,他们一定能创造出相当不错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来。
当然,那时候我几乎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思想意识在发生某些变化。像身边的每个人一样,我主要是感到烦闷、酷热、寒冷、肮脏、虱子多、东西匮乏,以及时而出现的危险。那时的情形与我现在完全不同。当时看起来全然无所作为和风平浪静的时期,现在队伍来说却十分重要。那段日子和我的余生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具备魔力般的特征,通常,这纯属岁月的记忆。它发生的时候是残忍的,我用脑子去浏览,对其进行更好的补充。我真希望我能向你们充分表述那时的气氛。我以为我已经这么做了,这在本书前些章里已经多少有所提及。它和冬天的寒冷、褴褛的民兵制服、西班牙人椭圆的来年、机关枪发出的摩尔斯发报机似的的哒哒声、小便和腐烂食物的气味、狼吞虎咽锡罐中的带铁皮味的豆子,统统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段时期的一切都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记忆中,我似乎生活在可能太小而又不值一说的许多琐事当中。现在,我又回到了波切洛山的防空洞里。在当床用的石灰岩上,年轻的雷蒙正打着呼噜,鼻子抵着我的肩胛骨。我穿行在蒸汽般环绕的冷雾中,踉踉跄跄地向那肮脏的壕沟走去。在跨越山坡上的一处裂谷时,为了保持平衡,我极尽全力地抓住裸露在岩石上的野迷迭香的根须。头顶上空,一些漫无目标的子弹尖啸而过。
我和柯普、鲍勃?爱德华,以及三个西班牙士兵卧倒在地面上俯伏前进,隐蔽在奥死库罗山以西洼地的小冷杉树丛中。一群法西斯士兵像蚂蚁一样,正朝我们右侧光秃秃的山顶上爬。他们刚刚接近阵地,法西斯的军营里就传出了响亮的军号声。柯普做了个学童般的手势,将手指放在鼻尖上蔑视这军号声,惹得我暗暗发笑。
我在拉格拉尼亚肮脏的院子里,和围着一口烧菜大锅举着锡罐争抢食物的一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那个被惹怒了的胖厨师举起长勺,试图制止他们胡闹。在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一个皮带上系着特大号自动步枪的大胡子正用刺刀把面包剁成五块。在我的身后,一个带伦敦腔的声音唱道(他叫比尔?钱伯斯,曾和我大吵过一次,后来在韦斯卡包围战中阵亡):
老鼠,老鼠,
老鼠大似猫,
就在
这时,院子上空突然响起炮弹的呼啸声。十五个人立即趴倒在地面上,胖厨师则钻到案板下。直到炮弹落在100码开外爆炸以后,大家才心有余悸、面带惊慌地站了起来。
我在白杨树的粗大枝杈的隐蔽下来回巡逻。在洪水漫溢的壕沟里,老鼠肆无忌惮地到处窜,并发出水獭一样大的叫声。金黄色的黎明刚刚出现出现在我们的身后,那个安达卢西亚民兵就裹着披风,开始唱歌。你能听到,在一二百码之外的无人地带那边,法西斯阵地上的哨兵也在唱歌。
4月25日,在经过一段通常的mananas(明天)之后,从后方开来的一个小分队替换了我们。我们交接了来复枪,收拾好行装,返回蒙佛洛莱特。我并不懊悔离开前线。我裤子里的虱子在迅速地繁殖,连消灭都来不及。个把月以前,我就没有袜子穿了,长统皮靴仅剩薄薄一层底子了,等于光着脚走路。我想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再裹紧被单睡上那么一觉,想都没想过要点文明人生活所需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蒙佛洛莱特的一间谷仓里只睡了几个小时,后半夜两三点钟光景又重新爬上卡车。早上五点,有幸在巴巴斯特罗乘上了莱里达开来的一列快车,于26日下午三点抵达巴塞罗那。从此,麻烦也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