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产值直线上升,一半以上用于关内作战的军火,将来都是从这儿生产的。可从这个时空的情况看来,怕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不解决抗日武装的问题,如果要在满州搞生产,代价将是很高的。
对这个局面,田中也觉得无计可施,反而倾向于放弃东北、放弃大华的一派了。在日军的海军中,持这一态度的人不少。
田中在下半年发明了无线电输送声纳、感应深水炸弹后,还分析了抗五军的水上敢死队用的是人推鱼雷。现在上海的日军情报网也已经基本证实这个推测,抗五军的水上敢死队保密工作做得再好,也有点疏漏,被日军知道了为他们提供后勤的人。也知道了他们在训练中,根本没有用过燃油,说明他们没有潜艇!
这事让日军海军大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军舰活动范围又扩大了一点。这种潜水员操控的鱼雷,封锁长江、封锁港口可以,到大海上,就没什么用了。
忙了一年,财迷准备在上海过元旦和春节,并且静下心来搞潜艇的设计制造。可是,日军是不会让财迷安心搞研究和建设的,他们可真是心急,也不管冬天和新年要到了,计划乘最冷的三九天到来之前,就对河北和热河下手了。
因为通辽、突泉一带成了抗日游击区,相当于建立了一条从热河开鲁经突泉,再顺大兴安岭北上黑龙江的后勤补给线。而辽宁的补给更近,从热河和河北都可以直接供给辽宁。
抗五军利用这些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发展,悄悄运输一些军火、物资进东北。为了这事,傅保田又派了一个大队进入了热河,不过这些官兵平时都不穿军装,而是穿商人和百姓的衣服,有点特别大队的味道。对外说是做生意的,或者是运输的脚夫。这些人分布在热河各地,但主要是在朝阳和开鲁两地。
汤玉麟和他的部队是知道这些是抗五军,不敢像对其它商人一样收税检查的;连共济会的商人(农村供销社的)和平安联运的货,他们也不敢检查了。其他商人就与共济会拉关系,也来搭顺风车。这也是汤玉麟对地方收税收得太利害了给逼的:税种多不说,还有让人提前交几年、甚至几十年税的事!这么压迫百姓,使百姓相当贫困;热河老百姓对他们恨得不得了。参加共济会后,就有人出头与“政府”讲道理,汤玉麟的人也不敢太过分了。在这个条件下,共济会在热河想发展慢都困难!商人、农民们,虽然税还得交,至少比以前合理了一点(在财迷看来,还是很不合理!)。
汤玉麟对共济会在热河的发展是非常不乐意的!但抗五军在上海和东北的几个大胜仗,让他知道这支部队比日军还要利害!再说,全国的人民都是支持他们的,如果敢与共济会闹反,光舆论就可以把他轰下台了。另外,张少帅说了要支持他们,只好算了,少搜括一点,总比没搜括的强。
共济会又发挥了扶贫济困的经验,办农牧场、发展生产和商业热河的山区多了一点,但人口密度低,基本条件实际上比西北贫困地区要好,现在的经济情况都是让“汤大虎”给害惨的。
汤玉麟不敢得罪抗五军,不光因为共济会、抗五军实力强大,还因为抗五军的抗日对保卫热河有直接的作用:几个月前日军已经利用石本权四郎失踪事件对热河进行了挑衅,要不是抗五军在吉林、黑龙江打得利害,日军没有兵力来打热河,否则恐怕早就攻打热河了。
石本权四郎是日军来热河执行拉东北军军官当汉奸任务的特务“联络员”由于汤玉麟和他一些手下的策略,就是希望他们能不阴不阳地当个两面逢缘的“缓冲地带”继续当他的热河“土皇帝”所以,对这一类的“东洋朋友”都是客气接待的。
可一九三二年七月中旬石本权四郎进入到朝阳时,这儿已经改朝换代了!他让朱霁青的手下李海峰给抓起来了。如果是让抗五军抓了,恐怕会按照与汤玉麟的协议,悄悄关押的。但李海峰不一样,他是大肆宣传的。在辽宁的日军知道了,先派汉奸来用钱赎,被李海峰拒绝;后来又派五百个鬼子来攻打,想抢回石本权四郎。虽然抗五军主力已经入关,但在朝阳留有二千多人,加上朱霁青的部队,朝阳的抗日武装不弱。五百个鬼子怎么可能占便宜?进攻被打退了,没抢到人。李海峰干脆开了个群众大会,把石本权四郎公开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