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管理一点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交给共济会来管,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食等物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管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管,就这点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交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热血青年学生,体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种行政干部,派到各地去当乡镇干部。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干部就把水利道路、工商经济、税收、公证、法庭、教育,n套班子都兼起了,还兼顾了宣传共济会爱国爱民理论。不过平心说来,这个时空农村干部要管理的事确实也并不太多。一个县,也不过是十多个干部就行了。
这样,共济会在东北的游击根据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科辉产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高,这不光是因为抗菌素应用更普及、销售量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种企业更多了、产能也都有扩大、利润上升,农业、渔业也都不用补贴、略有盈利,特别是联合银行的利润,相当的大。科辉总的利润达到三千多万元。
而用于抗日义勇军的开支、军火开支是一千余万;今年民众对抗五军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万。这是因为民众的经济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东南亚的经济受欧美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形势很不好。加上科辉学校的开支一百多万,救济灾民、贫民一些,这方面支出共计不到二百万。
倒是马鞍山的投资最大,有四千多万,把科辉企业的利润放进去后,还欠联合银行贷款二千几百万。不过一年下来,马鞍山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厂、选矿厂等开工了,可以产生效益了,投资已经有回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