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没有?”他问。
“没有呀!那就是说这信没寄出?扣下了?”梁追问。
“谁知道?”
“怀疑我里通外国一.”
“这可是你说的。”
“你也怀疑我?”梁偏过头,问。
“那就不同你说了。当心!”
一辆长长的两节的无轨点电车擦边而过,梁把手一歪,差点碰上。
“怪不得把我弄出了部队”梁恍然大悟。
“这还事小呢。”
“还有甚么?都说了,我不会把你兜出来的,打死都不会!”梁的车笼头又打弯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他警告道。
“我不会自杀的,做那蠢事!我还有老婆和儿子!”
“好自为重吧!”
他车拐弯了,没说的是梁列在清查的第二批名单里。
多少年后,多少年?十多年不,二十八年后,在香港,酒店房间里你接到个电话,对方说是梁钦,从报纸上看到在演你的戏。这名字你一时反应不过来,以为是甚么场合见过一两面的哪位朋友,想看戏弄不到票,连忙说对不起,戏已演完了。他说他是你的老同事呀!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你说你明天一早的飞机,实在没时间了,下回吧!他说那他马上驱车来酒店看你,你不好再推托,放下电话,这才想起是他,你们最后那次骑车在街上的谈话。
半个小时后,他进到你房里,西服革履,细亚麻衬衫,一条色调青灰的领带,不像大陆的暴发户那么扎眼,握手时也没见劳力士金表和金灿灿的粗手链或大金戒指,头发倒乌黑,以他这年纪显然染过了。他说,来香港定居多年了,就是他当年写信托买字典的那少年时的好友,知道他为那么封信吃了大苦,过意不去,把他办出来了。他现在自己开公司,妻儿移居加拿大,买的护照。他对你大可实说:“这些年挣了些钱,不算大富,稳稳当当度个晚年没问题,儿子又有了个加拿大的博士文凭,不愁甚么了,我是两边飞,这香港要混不下去,说撤就撤了。”还说,他感激你当时那句话。
“甚么话一.”你倒记不得了。
“别把命轧进去了!要不是你那句话,那势头哪盯得下来?”
“我父亲就没盯下来,”你说。
“自杀了?”他问。
“幸亏一个老邻居发现了,叫了救护车,送进医院救过来了,又弄去农村劳改了几年,刚平反还不到三个月,就发病死了。”
“你当时怎么不提醒他一下?”梁问。
“那时哪还敢写信?信要查到的话,我这命没准也搭进去了。”
“倒也是,可他有甚么问题?”
“说说看,你又有甚么问题?”
“甭说了,嗨!”他叹了口气。停了会又问:“你生活怎样?”
“甚么怎样?”
“我不是问别的,你现在是作家,这我知道,我说的是经济上,你明白我这意思?”他语气犹豫。
“明白,”你说“还过得去。”
“在西方靠写作为生很不容易,这我知道,更别说中国人了—这不像做买卖。”
“自由,”你说你要的是这自由“写自己要写的东西。”
他点点头,又鼓起勇气说:“你要是我就直说吧,手头上一时有困难,周转不开,你就开口,我不是甚么大老板,可”
“大老板也不说这话,”你笑了“他们指点钱—办上个甚么希望工程啦,好同祖国做更大的买卖。”
他从西服口袋里掏出张名片,在上面添上个地址和电话,递给你说:“这是我的手提电话,房子是我买下的,加拿大那地址也不会变。”
你说谢谢他,目前还没甚么困难,要为挣钱写作的话,也早就搁笔啦。
他有些激动,冒出一句:“你是真正在为中国人写作,”
你说你只为自己写的。
“我懂,我懂,写出来!”他说“希望你都写出来,真正为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
写那些苦难?他走了之后,你自问。
可你已经厌倦了。
你倒是想起你父亲,从农村劳改回来刚平反,恢复了职务和原工资,便坚持退休了,去北京看你这儿子,也打算日后就游览散心,安度个晚年。谁知你才陪他逛了一天颐和园,晚上就咳血。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发现肺部有阴影,随后诊断是肺癌,已扩散到了晚期。一天夜间,病情突然恶化,住进医院,次日凌晨便咽气了。他生前,你问过他怎么会自杀的?他说当时实在不想活了,没有更多的话。等到他刚能过活而且也想活的时候,却突然死了。
追悼会上,平反了的死者的单位都得开个这样的追悼会,好向家属作个交代。当作家的儿子岂能不讲点话,否则不恭敬的不是儿子对于过世的父亲,而是对不住举办追悼会的死者同志单位的领导。他被推到灵堂的话筒前,又不好在亡父的骨灰盒前推让。他不能说他爸从来没革过命,虽也未反对过革命,不宜称作同志,只好说一句:“我父亲是个软弱的人,愿他在天之灵安息。”要是有天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