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这些人聚在这里是为了抗议钓鱼执法,怎么会有个女人跑来要孩子?咳,瞧她打扮,还真看不出她已经是孩子妈了。
她举起牌子后,就不再搭理我,奋力向着三楼开着的那扇窗口晃动纸牌。窗边的人看了一眼,就缩回了脑袋。
到底怎么回事,哦等等,也许是我搞错了?
“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聚在这儿是为了什么?”我问旁边一个穿着牛仔衬衫的平头男人。
他立刻瞪大了眼睛,不可思异地看着我:“你不知道?你不是记者?钓鱼呀,我们都被钓了罚过钱的,执法队的人太黑了,我们得把钱要回来!”
“那”我指了指把“还我宝宝”来回摇动的女孩(好吧,我实在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的确不像个母亲):“她这是?”
平头耸了耸肩:“这个我也不清楚,好像她男人也是干我们这行的。”
说到这里,他又耸了耸肩。他的确是个开黑车的,也就是无证运营。他并不避讳这点,之所以来这里抗议,是因为执法队的执法程序不合法。就像这些天里许多媒体评论的,用假装乘客的方式钓鱼,是违法手段,照理他从前交的那些罚款,都得退回来。原本这世上不照理的事情很多,可现在执法队输了第一宗钓鱼官司,被淹在网友和媒体的唾沫里没了还手之力,让他看见了退回罚款的希望。站在这儿的人,差不多都是和平头一样想法的黑车司机。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女孩的老公也是个开黑车的。
女孩在这里站了好些天,早上来傍晚走,中午吃自己带来的饭盒子,一点都不合群。有人问她话,也爱理不理。昨天有记者问怎么回事,具体情况平头没听见,但那记者和她说了没一会儿话,就跑开采访别人去了。
“好像是说,她男人被抓了。里面的人就没理过她,可是没听说执法队会抓人呀。可能是她搞错了,这傻丫头老倔的。唉,搞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平头耸耸肩,示意他所知道的就这么点。他已经耸了三次肩,看上去很喜欢这个动作。
男人被抓了?我又看了眼“还我宝宝”的牌子。她的男人就是“宝宝”?
可就像平头说的,城管是无权抓人的啊。
这事情透着蹊跷,记者喜欢的就是蹊跷。
我道了声谢,转回头再去找女孩说话。
打了两声招呼,女孩却不理我,只顾摇着牌子,看都不往我这儿看一眼。
我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这女孩儿可不太好打交道呀。从怀里摸了张名片出来,递到了女孩面前。她这才转头看我。
瞧瞧我,又瞧瞧我手上的名片:晨星报首席记者那多。
看清名片上的字,她一把接过名片,神情和刚才大不一样。
你是记者?她问。
因为说得急促,语调又怪,我并没听得太清楚,但想必就是问这个,便点头。
“哦啊。”她发出了两声揉杂了讶异和喜悦的感叹,薄薄的脸皮立刻涨红起来。这年头碰上个记者能激动成这样的太少见,看上去满腹冤屈只等向我倾诉。
然后她飞快地说了几句,因为心情,她原本怪异的语调被放大了,让我完全听不明白,只好请她慢慢讲。
“哦,对不起。”她刻意放缓了语速,好让我听请楚。
我认真地拿出采访簿,打算把关键部份记下来。几个保安远远看着,没有一点儿妨碍采访的意思,让我颇为奇怪。眼角余光扫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不屑和轻慢。是对我吗,还是对这女孩?
我的采访簿却是白拿了。
听了十几分钟,我一个字都没往本子上记。同时也明白了保安为什么这样悠闲,而前些天那位同样采访过女孩的记者,为什么很快就没了兴趣改找它人。
女孩的名字叫张岩。所谓“宝宝”果然就是她的先生,名叫刘小兵,有辆金杯小面包车,干着无证运营的营生,也曾被城管执法队放倒钩罚过钱。
前几天,刘小兵开着车出去做生意,却没有回来。张岩等了一夜又一天,不知该怎么办。情急之下她向邻居挨家挨户地打听,门口杂货店的老太太就说,听说最近黑车打得严,准是让城管抓了去,从前就被罚过,屡犯是要蹲大狱的。
所以张岩就跑到了这里,和其它要城管还钱的黑车司机们混在一块儿,想要城管部门把“宝宝”放回来。刚来的时候,见了纸牌上的字,楼里还有人问她怎么回事。后来就再也不理她了,张岩激愤之下,就有了刚才的扔砖之举。
“唉。”我长长叹了口气,说:“这事儿你该找警察呀。”
“但是冯奶奶说,准是让城管逮了,城管可坏了。”张岩说。
我只好又叹口气,这女孩儿真是没一点生活常识,听风就是雨,看这模样还特别倔。我瞧她才像个“宝宝”
于是我只好给她解释,城管部门是没有拘留公民的权力的,这么多天和刘小兵失去联系,这叫“失踪”得立即报警。
“真的?”她狐疑地看我。
“真的。”
“那会不会就是警察抓了宝宝?”
“你先生又不偷又不抢,只是无证运营一般警察是不会拘留的。就算他因为什么让警察抓了,也不可能不通知家人呀。你啊,还是快到警局去报失踪案吧。”
“通知家人那会不会”张岩欲言又止,然后问:“我该去哪里的警局报案呢?”
“你打110呀。”
“我不能打110的。”
“110怎么能不会打?你要不打电话,就去你住那儿的派出所,你去问那冯奶奶,她准知道。”我有点被她烦着了,口气不耐烦起来,旋即反省,这女孩儿虽然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但人家老公失踪?,自己这语气不妥。
“这样吧,你先去警局报案,万一再有什么困难,你打我名片上的电话,要是能帮上我就帮。”我补了一句。
“我也没法儿打你的电话。”张岩朝我笑笑。
我还没捉摸出她笑里的意味,就听她说:“我听不见。”
“啊?”
“我听不见!”
我愣了几秒钟,当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彻底愣住了。
她是聋子?
她听不见声音的?
不对呀。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那你怎么能和我说话?”我问。
张岩指了指我的嘴唇。
是唇语。
怪不得,她只有在看着我的时候,才能知道我说什么。怪不得,她说话的语调这么奇怪。绝大多数的失聪者是哑的,不是声带有问题,而是因为听不见别人说话,自然就很难学会说话。像张岩这样能说话的,不知付出了多少努力才学会。
呵,我竟然在和一个听不见的人说话,当记者这么多年,头一会碰见呢。
“宝宝教我说话的。我一定要把宝宝找回来。”穿着公主裙的女孩儿说,带着让我懔然的坚持。
我想我有种幸运或是不幸,平常人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的古怪事情,却屡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就像这次,我原以为就算留了联系方式,也只是礼节性的,过后不会再有什么交集。换名片么只是做做样子,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虚有其表,但这个表也很重要,它构成了社会。结果呢——这么快又碰面了——并且是以如此离奇的方式。
我絮絮叨叨地说着,颇有点装腔作势。何夕性格略有些冷僻好吧许多人认为是性情古怪,在她身边我总是不自觉地做些活跃气氛的事情。如果在其它场合,这会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不过与何夕单独相处,只要惹得她微笑,我也会很开心。人总是备着多副面具,我现在是戴着面具还是没戴着呢?我也不知道。
此时我们刚吃完饭。从进贤路拐出来,在周围的小店间游荡。何夕对逛街并不如其它女人般热衷,只是慢慢走过,随意洒落目光。有时候她对旁边石库门的幽深巷子更有兴趣,随着她的步子,我们走进一条上海里弄。弄口的匾模糊得看不清名字,我瞥见砖墙上有块铜牌子,想必这片街区是市保护建筑,风雨里吹打百年了。
弄里窄得只能停些自行车,灯火比街上黯淡,正合适我的故事。我在向何夕说那段和“六耳”有关的经历,迄今华山医院还保留着他的病历——不明原因引起的突然返祖,药石罔效。故事从他逃出医院和我见面才开始,背后的原因当然不是返祖这么简单。
我把开场白讲完,就要和着弄堂里的烟火气息,把后面的光怪陆离一一道来,却忽然卡壳。瞬间我有点疑惑,自己经历的奇怪事情太多,也不知向何夕添油加醋地说了多少个故事,现在这个故事,我到底有没有讲过呢?
我瞧了眼何夕,她往旁边窗户里看着,像是并没认真听我白唬。窗那边正有个洗着碗碟的中年妇人在打量着我们。旋即她转过脸来,问;“那么你觉得遇见我是种不幸啰?”
“怎么会,你觉得自己很古怪吗?”
“不是吗?”
“呃你是不是听我讲过六耳的事了?”我岔开话题,心里暗自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实诚了,这种时候该握紧小手深情凝视坚决否认才对吧。
“听过两遍。”
“哦,啊,那个”我搓着手,有点尴尬。
何夕这时却笑了,把冷冰冰的手放进我掌心,往弄口走回去。
“我是有点古怪,所以谢谢你。”她说。
“谁叫我喜欢你呢。”我肉麻地说。
“所以你是觉得我古怪,对吧。”何夕抽出手说。
我张口结舌,然后她又笑了。
“你最近碰到过郭栋吗?”我肯定是个感情白痴,居然在这种时候提这个话题。可我总得在去找郭栋前跟她通个气,哎顺便就现在说一句啰。
何夕是法医,尽管那宗法医失踪事件在她当法医前一年发生,但同一个系统,她一定知道。更何况关于太岁,还会有谁比她更熟悉,更关注呢?
“我和他不熟。”
“我想这两天找他一次,他升了正处你知道吧,你说这人一升官忘性就大啊,那么大个事情居然电话里和我说忘记了,我可不相信,我打赌他就算忘了自己姓什么都不可能忘记,这可是成立特事处以来,他的第一功啊”我绕来绕去说了一大堆,何夕打断问:“你想说什么?”
路口行人红灯跳成绿灯。我驻足不前,看着她。
“我想知道脑太岁的下落。我不想哪一天亡者真的归来,我却毫无准备。”
“愣着干嘛,绿灯!”何夕像听见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径自向对面走去。
我紧赶两步跟上去,一路无话,直到下个路口。
“吃粟子吗?”我停下来在新长发糖炒粟子的专营摊子上买了十块钱粟子,给何夕递过去。
粟香扑鼻。何夕拈着枚热腾腾的粟子,只是看着出神。那粟壳上有道裂缝,露出里面金黄色的肉。不知这裂是事先用刀割开的,还是在炒时果肉膨胀自然开裂。她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到了那些从人体内迸裂而出的太岁?
“江文生的调查报告很古怪啊。”
江文生就是那个被脑太岁控制的失踪法医,我却没听清楚何夕的这声低语,追问她说了什么。
“你说得对,郭栋是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忘记的。如果你打听出什么,会告诉我的吧。”何夕剥开粟子,把果肉送进嘴里。
“当然。”
其实我更想知道,你体内那个太岁,究竟怎么样了。
我没问出这句话,只是从纸袋里又摸出颗粟子,递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