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而去

各自去睡。这一趟回来总也找不着人，才留了条子。

    那个留了字条的黄昏，玛利路斯把我的门铃按得好像救火车，我奔出去，她也不叫我锁门，拉了我往她的家里跑，喊着：“快来！克里斯多巴在开香槟等你。”

    一步跨进去，那个男主人克里斯多巴的香槟酒塞好像配音似的，波一下给弹到天花板上去。

    我们两家都是两层楼的房子，亲近的朋友来了总是坐楼下起居室，这回当然不例外。

    “对不起，我们不喜欢写——信。”举杯时三个人一起叫着，笑出满腔的幸福。他们没有孩子，结婚快二十年了，一样开开心心的。

    谈到深夜四点多，谈到我的走。谈到这个很对的选择，他们真心替我欢喜着。

    “记不记得那一年我新寡？晚上九点多停电了，才一停，你们就来拍门，一定拉我出去吃馆子，不肯我一个人在家守着黑？”我问。

    “那是应该的，还提这些做什么？”玛利路斯立刻把话拨开去。

    “我欠你们很多，真的；如果不是你们，还有甘蒂一家，那第一年我会疯掉。”

    “好啦！你自己讨人喜欢就不讲了？天下孀妇那么多，我们又不是专门安慰人的机构——。”玛利路斯笑起来，抽了一张化妆纸递过来，我也笑了，笑着笑着又去擤鼻涕。“我走了，先别关门，马上就回来——”我看了看钟，一下子抽身跑了。

    再跑到他们家去的时候，身上斜背了好长一个奈及利亚的大木琴，两手夹了三个半人高的达荷美的羊皮鼓，走不到门口就喊：“快来接呀——抬不动了，克里斯多巴——”

    他们夫妇跑出来接，克里斯多上是个乐器狂，他们家里有钢琴、电子琴，吉他、小提琴，大提琴、笛子、喇叭，还有一支黑管加萨克斯风。

    “这些乐器都给你们。”我喊着。

    “我们保管？”“不是，是给你们，永远给的。”

    “买好不好？”“不好。”“送的？”“对！”“我们就是没有鼓。”克里斯多巴眼睛发出了喜悦的闪光，将一个鼓往双脚里一夹，有板有眼的拍打起来。“谢了！”玛利路斯上来亲我一下，我去亲克里斯多巴一下，他把脸凑过来给我亲，手里还是砰砰的敲。“晚安！”我喊着。“晚安！明天再来讲话。”他们喊着。我跑了几步，回到家中去，那边的鼓声好似传递着消息似的在叫我：“明天见！明天见！”

    没有睡多久，清早的门铃响了三下，我披了晨衣在夏日微凉的早晨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我以前帮忙打扫的妇人露西亚。

    “呀——”我轻叫了起来，把脸颊凑上去给她亲吻。露西亚并不老，可是因为生了十一个孩子，牙齿都掉了。

    当初并没有请人打扫的念头，因我太爱清洁，别人无论如何做都比不上我自己，可是因为同情这位上门来苦求的露西亚，才分了一天给她，每星期来一次。她乱扫的，成绩不好。每来一次，我就得分一千字的稿费付给她。“太太，听说你房子卖了，有没有不要的东西送给我？”

    我沉吟了一下，想到她那么多成长中的女儿，笑着让她进来，拿出好多个大型的垃圾筒塑胶袋，就打开了衣柜。“尽量拿，什么都可以拿，我去换衣服。不要担心包包太多，我开车送你回去。”说完了我去浴室换掉睡衣，走出来时，看见露西亚手中正拿了一件荷西跟我结婚当天穿的那件衬衫。

    我想了几秒钟，想到露西亚还有好几个男孩子，就没有再犹豫，反而帮她打起包裹来。

    “床单呢？窗帘呢？桌布呢？”她问。

    “那不行，讲好是留给新买主的，露西亚你也够了吧？”我看着九大包衣物，差不多到人腰部那么高的九大包，就不再理她了。

    “那鞋子呢？”她又问。

    “鞋子给甘蒂的女儿奥尔加，不是你的。”

    她还在屋内东张西望，我一不忍心将熨斗、烫衣架和一堆旧锅给了她，外加一套水桶和几把扫帚。

    “好啦！没有啦！走吧，我送你和这批东西回去。”

    我们开去了西班牙政府免费分配给贫户的公寓。那个水准，很气人，比得上台北那些高价的名门大厦。露西亚还是有情的人，告别时我向她说不必见面了，她坚持在我走前要带了先生和孩子再去看我一次，说时她眼睛一眨一眨的，浮出了泪水。她的先生，在失业。

    送完了露西亚，我回家，拿了铜船灯、罗盘、船的模型、一大块沙漠玫瑰石和一块荷西潜水训练班的铜浮雕去了镇上的中央银行。

    那儿，我们沙漠时的好朋友卡美洛在做副经理。他的亲哥哥，在另一个离岛“兰沙略得”做中央银行分行的总经理。这两兄弟，跟荷西亲如手足，更胜手足，荷西的东西，留给了他们。

    “好。嫂嫂，我们收下了。”

    当卡美洛喊我嫂嫂时，我把他的衬衫用力一拉，也不管是在银行里。一霎间，热闹的银行突然静如死寂。“快回去，我叫哥哥打电话给你。”

    我点点头，向他要了一点钱，他也不向我讨支票，跑到钱柜里去拿了一束出来，说要离开时再去算帐，这种事也只有对我，也只有这种小镇银行，才做得出来。没有人讲一句话。

    “那你坐飞机过来几天嘛！孩子都在想你，你忘了你是孩子的教母了？”卡美洛的哥哥在一个分机讲，他的太太在另一个分机讲，小孩子抢电话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不来——。”

    想到荷西的葬礼，想到事发时那一对从不同的岛上赶了去的兄弟，想到那第一把土拍一下撒落在荷西棺木上去时那两个兄弟哭倒在彼此身上的回忆，我终于第一次泪如雨下，在电话中不能成声。

    “不能相见，不能。再见了，以后我不会常常写信。”“echo，照片，荷西的放大照片，还有你的，寄来。”我挂下了电话，洗了一把脸，躺在床上大喘了一口气。那时候电话铃又响了。

    “echo，你只来了一次就不见了，过来吃个午饭吧，我煮了意大利面条，来呀——。”

    是我的瑞士邻居，坐轮椅的尼各拉斯打来的。他是我亲爱的瑞士弟弟达足埃的爸爸，婚娶四次，这一回，他又离了婚，一个人住在岛上。

    去的时候，我将家中所有的彩陶瓶子都包好了才去，一共十九个。

    “这些瓶子，你下个月回瑞士时带去给达尼埃和歌妮，他们说，一九八七年结婚。这里还有一条全新的沙漠挂毡，算做结婚礼物。尼各拉斯，你不能赖，一定替我带去喔。”“他们明年结婚，我们干什么不一起明年结婚呢？echo，我爱了你好多年，你一直装糊涂？”

    “你醉了。”我卷了一叉子面条往口里送。

    “没有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吗？”尼各拉斯把轮椅往我这边推，作势上来要抱我。

    “好啦你！给不给人安心吃饭！”我凶了他一句，他就哭倒在桌子边。

    那一天，好像是个哭丧日。大家哭来哭去的，真是人生如戏啊！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问班琪。

    “忙的是你呀！等你来吃个饭，总是不来，朋友呀，比我们土生土长的还要多——。”她在电话里笑着说。“我不是讲吃饭的事情，我在讲过入你名下的东西，要去办了，免得夹在房子过户时一起忙，我们先去弄清楚比较好。”“什么东西？”

    “汽车呀！”

    电话那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知道班琪家只有一辆汽车，他们夫妇都做事，东奔西跑的就差另一辆车子，而他们买不起，因为所有的积蓄都花在盖房子上去了。

    “echo，那我谢了。你的车跑了还不到四万公里，新新的，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新是因为我不在的时候你保管得好，当然给你了。”“我——”“你不用讲什么了，只讲明天早上十点钟有没有空？”“有。”“那就好了嘛！先过给你，让我开到我走的那一天，好不好？保险费我上星期又替车子去付了一年。”“echo，我不会讲话，可是我保证你，一旦你老了，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你来跟我们一起住，让孩子们来照顾你。”“什么老了，这次别离，就算死一场，不必再讲老不老这种话了。”

    “我还是要讲，你老了，我们养你——。”

    我拍一下把电话挂掉了。

    处理完了最大的东西，看看这个家，还是满的，我为着买房子的璜和米可感到欣慰，毕竟还是留下了好多家具给他们，而且是一批极有品味的家具。

    那个下午，送电报的彼得洛的大儿子来，推走了我的脚踏车。二十三号的瑞典邻居，接受了我全部古典录音带。至于对门的英国老太太，在晚风里，我将手织的一条黑色大披风，围上了她瘦弱的肩。

    在那个深夜里，我开始整理每一个抽屉，将文件、照片、信件和水电费收据单整理清楚。要带回台湾的只有照片、少数文件，以及小件的两三样物品。虽说如此，还是弄到天方亮了才现出一个头绪来。

    我将不可能带走的大批信件抱到车房去，那儿，另有十六个纸盒的信件等着人去处理。将它们全部推上车，开到海滩边最大的垃圾箱里去丢掉，垃圾箱很深，丢到最后，风吹起了几张信纸，我追了上去，想拾回它们，免得弄脏了如洗的海滩。

    而风吹得那么不疾不徐，我奔跑在清晨的沙地上，看那些不知写着什么事情的信纸，如同海鸥一样的越飞越远，终于在晨曦里失去了踪迹。

    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