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莎姑娘

围的环境，结识了新的朋友，常常光顾的附近居民会和她聊天，隔壁发廊的人时常叫她“锄大地”（一种扑克牌），管理处的几个保安员喜欢跟她开玩笑，其中还有些暧昧和暗示。

    不过，生活似乎是有意逗玩冬莎姑娘，她“锄大地”到深更半夜躺下，正睡到流下幸福的哈喇子，就被摩托车声音粗暴地捅醒了，仿佛有人在耳边用刀片刮玻璃，她感到地板在颤，窗户在抖。冬莎姑娘有点惊喜，惊喜像盆凉水，令她浑身一激灵。忽而又觉得惊喜是不对的，扰人清梦，应该被厌恶与嫌弃，于是她心中涌出一阵烦躁，烦躁像一条百足虫往心的深处爬动，她感觉它的爪子在用力嵌入，细密的、游走的疼与痒。她仰天躺了一会儿，咬牙切齿，怀着怨气又睡过去，并开始做梦，梦见自己坐在摩托车后，环抱着她男友的腰，去半山腰看他们新买的房子。冬莎姑娘幸福地贴着男友的背，摩托车的声音变成男友的歌喉，一路高唱着，飘过青山绿水。这时冬莎姑娘闻到一股血腥味，这股气味正是从男友的身体里散发出来，她吓了一跳，才想起男友是个杀猪的。摩托车越往山里开，天色越暗，风飕飕地吹，冬莎姑娘冷得发抖。男友说声到了，一只脚踮地，撑稳了车，冬莎姑娘看见新房子原来是一个巨大的坟堆，她已被装在摩托车后尾的筐里，男友正朝她微笑，鲜血从他牙缝里冒出来，淌过他结实的下巴。

    冬莎姑娘终于站在税务局门口，不敢进去，蜘蛛织网似的，来回穿梭。直到再次觉得这虽是一件小事，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否则她会疯掉。对，就这样对税务局的人说，她会疯掉，这是个很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管。冬莎姑娘心想着“我会疯掉，我会疯掉的”腿不再来回织网，径直往楼里走。办公室一间挨一间，第一间空无一人，第二间正热闹，谈笑风生，第三间一个年轻男子正在讲电话，第四间办公室关着门。冬莎姑娘继续往前走，像稻草漂在水上，无声无息。一个肥大妇女正在读报，冬莎姑娘开口就把那人吓了一跳，很不客气地质问怎么不敲门。冬莎姑娘说门是开着的。肥大妇女说甭管开着关着，你都得敲，这是礼貌。冬莎姑娘说我会疯掉的。肥胖妇女诧异地瞪着她。我会疯掉的。冬莎姑娘又说了一遍。肥大妇女站起身（她屁股下的椅子往上浮起来，抖动了几下），母鸡盯菜虫似的俯身问道，出什么事了。冬莎姑娘觉得肥大妇女随时可能一啄，就把她吞进肚子里，那真是个汪洋大海。她肯定肥大女人吃过摩托车送来的早餐，她若疯掉，肥大女人也脱离不了干系。冬莎姑娘为安全起见，退后半步。一条菜虫努力昂起头，艰难而认真地说，摩托车的声音很吵，睡不着觉。菜虫和鸡打商量似的，鸡的嘴角不免挂上快意的笑，睡觉要戴眼罩和耳套，几十年了，我都是这么过来的。菜虫缩了脖颈，琢磨肥大女人之所以肥大，或许与此不无关系，她的发言根本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给自己增添麻烦，戴眼罩和耳套，何异于关在柜子里。冬莎姑娘觉得和肥大女人磨蹭不会有结果，轻度的失望之后，她小心问了一句，谁管食堂？肥大女人不高兴了，说你管得着？冬莎姑娘说，我快疯掉了。肥大女人很快将冬莎姑娘请了出去，在她看来，冬莎姑娘已经疯了。

    冬莎姑娘很庆幸离开了肥大女人，几十年戴眼罩和耳套睡觉，真是个不可理喻的女人。最舒服的睡觉是除下身上所有的物什，没有好觉可睡会让人疯掉的。即便肥大女人在这么好的办公室里工作，冬莎姑娘也可怜她，她没疯掉，是件怪事，她迟早该疯掉。

    一群办公的闲人，却忙得答不上冬莎姑娘的话，他们支吾其词，草率地把冬莎姑娘打发掉，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办理，甚至还有人说，噪音又不用上税，你应去环保局，或者打110投诉。这话倒提醒了冬莎姑娘，她说，你们应该给噪音上税。于是他们笑了，这些笑伤害了冬莎姑娘，她对他们感到绝望，不明白给噪音上税有什么好笑的，他们或许是太想笑了，或许以笑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

    我会疯掉的。冬莎姑娘转身走了，心想永远不再进这里的门。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看到“后勤办公室”亦不欣喜，直接走到办公者面前，很简短地说明来意，她已经知道他们的态度了，她想这个人不会例外，所以说完很挑衅地看着对方，并且在对方说话前，又补充一句“我会疯掉的”对方是个老头，一脸神经衰弱的紧张，出乎意料的是，他立刻将冬莎姑娘引为知己，请她坐下，又给她倒水，然后把他对噪音的一竹筒子痛恨纷纷倾倒出来，老头似乎半辈子没说过话，并且一倒就倒了一个多小时，冬莎姑娘根本插不上嘴，后来也觉得她的烦躁伴随着老头的抒情得到了缓解。待老头换气喝水的时候，冬莎姑娘再问起食堂，老头惶惑地说什么食堂。冬莎姑娘描述树林里带烟囱的平房，老头噢了一声，说可能不是我们税务局的食堂。

    自从去了税务局，冬莎姑娘失眠了，然后彻底放弃睡眠，整夜坐在阳台，等待摩托车出现。透过阳台的防盗网看出去，冬莎姑娘觉得自己被关在笼子里，像一只被观赏的动物，而骑摩托车的人，将是惟一的游客。他是珍贵的。她等待他，并且决定，当摩托车开过来的时候，向他挥手，如果他看不见，就朝他大声喊叫。她已经想清楚了，这只是她和他之间的问题，她没必要去找税务局，忍受他们的讽刺与讥笑，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就像一群吃饱的鸟，栖落枝头无聊地梳理身上的羽毛。

    连续几个清晨，摩托车从窗下经过，冬莎姑娘的手根本举不起来，甚至在摩托车迎面开过来的时候，故意避开他，装作欣赏风景，或者清理花盆的样子。在这种假装中，她期望摩托车上的人看见了她——阳台上那个纯洁的少女。那一刻她确信自己窈窕身姿，风情万种，晨风中的花蕾般娇羞迷人。然而，种种迹象表明，骑摩托车的人，并没有和冬莎姑娘心灵相通。冬莎姑娘决定，在本周五清晨，无论如何要让他看见她，接下来再做打算。

    冬莎姑娘一早在卵石小路上等。她察看了一下地形，只要她站在路中间，摩托车就无法过去，他必定要停在她面前，像个马路求爱者一样停在她的面前。冬莎姑娘笑了，思考着怎么跟他讲话。这时候摩托车来了。

    你很准时。冬莎姑娘站在路中间说。骑摩托车的人熄了火，一只脚踮在地上，推开头盔前面的玻璃罩，破壳而出（不出冬莎姑娘意料，眉毛浓，眼睛大，一脸粗肉，神情不失俊朗），惊奇地望着冬莎姑娘。

    你周一至周五给学校食堂送早餐，有时是玉米、面条、猪肉、米粉，有时是豆腐、鱼头、青菜、油条。冬莎姑娘看着摩托车的轮子，上面有锈迹和泥巴。他穿着黑色雨靴。菜市场到处是污水。

    噢，你住二楼。他指了指冬莎姑娘的阳台，嗓音沙哑，近乎艰难地扯出每个音节，笑时嘴就歪到一边。

    他看见过她，一晃而过还记住了她。轮到冬莎姑娘惊奇了。

    我到处找你，前段时间你去了哪里。

    他嘴一歪，说，奶奶去世，回老家戴孝去了。

    我快疯掉了。冬莎姑娘没说清楚是受摩托车的折磨，他也没听出她内心的咬牙切齿，仍是歪着嘴很遗憾地说他不知道会是这样。错位使两人彼此感觉对方对自己暗恋已久。冬莎姑娘让到一边，看他打着火，开到食堂门口，卸下几袋东西，她没动，因为她和他的问题还没解决，她在原地等他。他把车停在她的面前，说早晨空气好，带你到珠江边游一圈。她想到梦里闻到的血腥气，深嗅几下，只闻到一股摩托车的汽油味。她坐上车尾，她自然地认为，要彻底解决她和他的问题，这是第一步。正如她所想的，她很快知道他叫阿炳，27岁，在菜市场有个卤肉店，还给几个定点单位送早餐。她觉得不错，是个光荣的个体户。她起初还后仰着避免接触阿炳的身体，一会儿前倾了，手搭在阿炳的腰间，同时向阿炳做出解释——后面的筐磨得背疼。

    冬莎姑娘的乳沟起了破坏性作用。这是后来阿炳说的。他并没打算那样做，他这样的男人是讲感情的，没有感情他不可能那样做。阿炳说得诚恳。阿炳诚恳地说了很多动情的话，也诚恳地对冬莎姑娘说谎（他消失的那段时间，说是奶奶去世回家戴孝，实际上是回乡下结婚去了）。冬莎姑娘相信阿炳所有的话，他那样做也是对的，证明她冬莎姑娘是让人情不自禁的女孩，是阳台上那个窈窕身姿，风情万种，如晨风中的花蕾般娇羞迷人的姑娘。

    阿炳连续三天没送早餐，冬莎姑娘连续三次睡到太阳敷上她的右脸。每次睁开眼看见枕头边的阿炳，她就会惊叫一声，仿佛阿炳不是阿炳，而是钟表。连续叫了三次，第四次睁眼看到阿炳，她叫不出来了，按店里工作制度，连续迟到，她被炒鱿鱼了。冬莎姑娘打算掉几滴眼泪，但顽强地挺住了。她不知道有什么可哭的，生活中的大问题——摩托车噪音已经解决了，并且逮住了爱情，理当欢呼才是。所以冬莎姑娘从床上跳起来，高兴地喊道：太好啦，我被炒鱿鱼了！

    出门后，冬莎姑娘故意去发廊，发廊的人问冬莎姑娘，今天怎么不上班？冬莎姑娘说被炒鱿鱼了，并伴之甜蜜的笑。冬莎姑娘喜欢看别人张大嘴巴吃惊的样子，她知道他们吃惊，是因为她笑着说出一件坏事。他们现在不懂，以后会懂的，以后告诉他们真相，他们就懂了。小区的熟人也问冬莎姑娘，不在店里上班了么。冬莎姑娘照例甜蜜一笑，表达心情的笑容越来越准确。

    冬莎姑娘又去了一趟税务局。她必须去，回敬他们一个笑容。这次她很沉着，没在大门外蜘蛛织网。她上了办公楼，感觉楼道里的光线和上次全不一样，走廊上一个人也没有。楼梯拐角处挂着一条横幅：热烈欢迎上级领导考察指导工作。冬莎姑娘也没扫一眼，她想碰见人。每个办公室都敞开门，里面悄无声息。冬莎姑娘想到肥大女人上次的批评，便笑容可掬地叩门，办公室的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多个），都刷地站起来，态度十分谦卑，冬莎姑娘感到有点突然，储备的笑容也不准确了——她想，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和阿炳的事情，终归是佩服她的。于是她努力显出那个准确的笑容，什么也不说，转身就走了。到另一间办公室，冬莎姑娘懒得叩门，因为里面的人正好抬头看见了她。那是个满脸严肃的男人，每一个毛孔里都有一股凛然正气。冬莎姑娘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把这个严肃的男人逗乐。她两只眼球一滚，忽然变成一对斗鸡眼，眼白部分空白惊人。他看见严肃男人更严肃了，又将舌头一伸，几乎舔到自己的耳根，严肃男人的严肃终于垮了，张大嘴，惊愕得连小舌头都在颤动。冬莎姑娘这才擦擦舌头留下的黏液，露出一个准确的笑容，说，我被炒鱿鱼了。严肃男人也笑了，说这是件好事情，我也被炒过鱿鱼。他请冬莎姑娘在沙发上坐下，用一次性杯子给她倒水，水桶咕噜咕噜冒泡，冬莎姑娘心情越发舒坦。她第一次遇到别人说“这是件好事情”她觉得自己到税务局来，就是来找这样的肯定的。

    严肃男人把水放到茶几上，回办公桌打了个电话，听起来像偷情。

    “真是太好了。”冬莎姑娘甜蜜地望着严肃男人，巴望和他有更多的交流，大眼睛里流露出一只京巴狗那样的依赖。

    “的确很好。小姑娘住哪里，不是广州人吧。”严肃男人说。他的身体陷到沙发里，衣服立刻出现皱褶。

    冬莎姑娘不喜欢他这样的腔调，他谈的事情很无趣，她想围绕“这是件好事情”深入下去，直到他问她很私人的问题，她就可以说说阿炳了。所以冬莎姑娘不吭声，眼睛落在茶几上的羊城晚报，表示不满。她瞟了一眼严肃男人的脚，黑皮鞋油光闪闪，心想他该穿雨靴，像阿炳那样，不过，戴上头盔，他的下巴就嫌瘦了。

    因为想起了阿炳，冬莎姑娘打算回去。这时，门口进来两个人，满脸好奇，分别在冬莎姑娘左右坐下。冬莎姑娘笑了，他们两人穿同样的衣服，笔挺、古板而又滑稽，就像一层壳把身体裹紧了。不过，她很满意他们虔诚的样子。

    “这是件好事情。”她对他们说，间距很远的大眼睛露出一只京巴狗那样的信赖。但是，冬莎姑娘很快发现他们只是附和，并且在附和之后，问一些她感到无趣的事。他们的诚意是假的。

    “你们不会懂，除非我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冬莎姑娘准确地微笑着站起身——实际上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从两侧把她提起来的——他们说送她回家。一下楼冬莎姑娘就被塞进车里，她发现车窗也装了防盗网，他们在前座很不严肃地谈笑，笑得车身抖得厉害。没多久车就停了，冬莎姑娘被放到一个露天篮球场，她看到球场上坐了许多人，没有人打球，也没法打球。然后有一个穿制服的走过来，穿着阿炳那样的靴子（但走起路来声响不同），问冬莎姑娘“带钱了吗”？冬莎姑娘说“钱在家里”穿制服的指着楼梯边上的电话，说打电话叫亲戚或朋友来接她。冬莎姑娘说自己能回去。穿制服的瞟她一眼便走了。

    冬莎姑娘打通了阿炳的电话，眼巴巴地等阿炳来接她。天黑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大雨，篮球场上的人都往屋檐下挤，冬莎姑娘只挤进了一半身体，另一半被大雨冲刷了半个多小时。雨停后，阿炳没有来。天亮了，阿炳仍没有来。所有人正睡眼时，只听冬莎姑娘指着东边喊道：“太阳！小鸡破壳似的，毛茸茸的太阳骨碌一下就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