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女人该大的地方一大,就吸引眼球,有回头率。建大广场,筑大马路,修高楼大厦,目的也差不多,无非是要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政绩。有了大政绩,就有大官让你去做,只是与小民关系不大。小民过的是小日子,有几个小钱吃饭穿衣就足够了。可就是没人愿意从建大广场,筑大马路,修高楼大厦的大钱里拿点小钱出来,给小民做生活费,交养老保险,皆因小钱用在小民身上不显眼,出不了大政绩。大广场大马路上的小民脸呈菜色,高楼大厦没人住得起,你那大成本从谁身上回收?羊毛出在羊身上,不可能出在猪身上,政府金库和富人户头上的大钱都只可能从小民身上一点点赚取,这是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心中惟大,自然目中无小。修得起阔气的大广场大马路,却嵌不牢大广场大马路边上的小瓷砖,一脚踩上去,泥水四溅,弄你个满身污秽。砌得起数十层的大宾馆,却造不出一只可用的小马桶,大宾馆里面的抽水马桶十有八九抽不出水。北京上海号称国际大都市,建设规模之大确也世界少有,可偏偏埋不好下水道里的小水管,暴雨一来,顿成汪洋大海。都说做领导有一条大经验,就是要善于谋大计干大事,叫做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抓大放小。于是管得住治得好百万千万之众,却管不住身边的小秘书,小秘书往往又有大能耐,酿出来的总是惊天大案。想着法子做大gdp和财政收入的大数字,却对部门小金库视而不见,见而不问,问而不责,岂料小金库里放的都是大资金,大范围大数额的腐败窝案、窜案由此而生。年年出台廉政建设大举措,却怎么也堵不住一张小嘴巴,全国每年都要吃掉两三千个亿的大公款。处处建设大水利,大钢铁,大油田,却封不了遍地开花的小煤窑,大矿难才总是层出不穷。
心中惟大的直接表现是自我膨胀,盲目大化自己。殊不知再膨胀、再大化,也膨胀不到哪里去,大化不到哪里去。茫茫宇宙,偌大的太阳原是微尘一粒,地球连微尘都算不上,地球上的人类就什么都不是了。膨胀和大化唯一的效果只能闹些笑话,留些笑柄。大鸣大放背后是大骗局大荒唐大闹剧,紧随大跃进的是大倒退大饥荒大死亡,文化大革命制造出来的是大动乱大危机大灾难。天天高喊实现全人类的大解放,我看还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情,让小百姓得点小恩小惠。
巧的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小说创作,也带着一个小字。有些大学请我去搞文学讲座,要我谈创作体会,我说过三句话:诗歌要歌,散文要散,小说要小。小说不是大说,不是大言炎炎。这不是指的人物和题材,小说当然可以写大人物大题材,但一定要从小处着笔,因为大人物也是人,大题材需小细节来支撑。作者的心态也要小,不要动不动就摆大作家的架子,总想着做读者的灵魂工程师,好为人师,时刻不忘自己是大作家的人很多。搞笑的是,觉得自己那莫名其妙的所谓小说就是大作品的,偏偏被读者小看,弃之如敝屣。何况文学不是大众消费品,一本小说能发行到三四万册已属畅销书。这与中国十三亿人口相比较,是个什么概念,谁都明白。业内人士知道,如今绝大多数作家的书出版社压根不敢出版,就是硬着头皮印个三五千册,也无人问津,惨遭退货。我的意思是文学永远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不读文学作品是饿不死人的,相反若全国人民都去读同一部小说,背同一首诗词,这个民族一定有病。因此想通过文学造大声势、弄大动静、出大影响,永远只能哄住自己。有些作家写了一两部作品,就自以为了不起,就可以俯视众生,是很可笑的。
我丝毫不敢大视自己。我是1960年生人,那是个饿殍遍野的年代,侥幸活下来的没几个不得水肿病,父母能生下并养活我,实属奢侈,我已别无所求。我后记里有言,1960年是鼠年,我也就非常甘愿做一个无名鼠辈。我等鼠辈没什么创造力,生命力却跟老鼠一样非常强大。认定自己是鼠辈,我也就大半辈子了,没有过什么远大志向。读中学时就曾饿着肚皮却还要挑着爱国粮往粮站送,也不管那吃我等小民送的爱国粮的人爱不爱国。那时我最大的志向是做一个生产队长,把庄稼种好,大家能有口饱饭吃。师专毕业后回到老家教书,我的追求是做全县一流的语文老师。接着去了县志办,我最大的愿望是修一部一流的志书。后来进机关做秘书,有了奔仕途的机会,可我却茫茫然,不知这仕途怎么奔下去,尽管我还是从秘书做到副主任和主任。机关里有句话,叫做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碰上我这没大追求的,领导也是爱莫能助啊。
好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写小说。又认定自己就是鼠辈,也就没敢有做大作家的奢望,做个还能被读者关注的小作家足矣。朋友说我已出版十来部作品,光长篇就有了四部,也该有点志向了,以后弄个茅盾奖什么的干干。我说我当然也这么想,我还想弄个诺贝尔奖干干呢。不过暗地里我并没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茅盾奖里有好作品,也有不敢恭唯的东西,有些茅盾奖作品,读者其实从来就没放在眼里过。所以重要的不是得不得茅盾大奖,而是从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入手,写好每一部小说,得到读者的认可,那也就算是小有收获了。
小人物写小说,都姓小,真是得其所哉。读者把我看成官场小说作家,当然没错,我写的是官场和机关里的大官小员。不过我是站在民间立场来写官员的,官运里的市委书记也好,位置的里预算处长也好,都倾注了我这小民对大权在握的官员的价值判断。到了心腹,我几乎是当做自传来写了,尽管杨登科的故事并非全是我之所为。看过这部书的读者都有同感,杨登科灵魂深处的屈辱和抗争,吾等鼠辈小民又有几人逃脱得了?人逢当世,要穿衣吃饭,要生存得像个人样,甚至出人头地,你就必须苦熬挣扎,甚至自虐。
意图再现了转型期大与小、强与弱的较量,这是当下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无可回避的。在强势面前,草根族总是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却往往自不量力,要抗拒,要挣扎,知其不可而为之,鸡蛋往石头上碰,人生的无奈也就由此而生。有读者觉得,我的作品读起来过瘾,读后却感到沉重,可再碰见我的小说时,忍不住还要拿去过瘾。我也知道不是我的小说写得如何好,只不过我小说里面的东西触着了读者心里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部位。我们为什么敏感而又脆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太弱小,而又必须承受太大的压力,太多的不幸和悲哀。
身为小小鼠辈,没有飞黄腾达的大理想大智慧大追求,却有以写作小说为业的小命,大概也不是什么坏事。好在我觉得还有不少东西可写,我将尽己所能,把每一部作品写好,不使读者太过失望。这是我一辈子都须为之倾心勉力的小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