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她开过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

    司马山呷一口新冲上水的香茶，反复地问：“那你为什么光着膀子？”

    “天热光膀子的男同志不止我一个”

    “谁是你同志？！”一片喝斥，几个声音跟上去问：“说！你是怎么捏她手的？”

    “我没故意捏她我管挖土，抡镐，她管运土她推不好独轮车，我帮她一把，手碰手，那是有的”

    “啊，你倒成好人了！”司马山逼近问：“自己说，老实说，那几天，你裤腰带是怎么系的？”

    “用了根布条”

    “系在肚脐眼儿上头，还是下头？”

    “下头吧”

    “系那么低干什么？！”

    “不为什么那样干活得劲儿”

    “废话！问你，那几天，你文明扣扣没扣齐？！”

    确实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那场景中，这问题显得很自然，也很关键。

    金殿臣不出声了。在一片“说！说呀！”的吼声中，就是拒绝回答。他记得，他也随着众人喊过。在那种情境下不由你不跟着喊。

    他记得，大约就是在金殿臣坚持不回答这个问题，在喊声中如木雕般蠢然弯在那里几分钟后，老霍忽然从座位上冲出，嘴里嚷着：“兜火！真他妈的兜火！”便过去一把抓起金殿臣的头发，将他的头先猛提又猛按，然后又一个人抓起金殿臣两只小臂，在他背后给他一个“喷气式”金殿臣本必是抗拒，很可能只是晕眩，往地上瘫。老霍便就势将他踢倒，待金殿臣倒地后，老霍又使劲踹了他几脚

    老霍的这些武斗动作其实也算不了什么，记下来并无多少的文本价值。他之所以还要回忆，是因为，在老霍冲出座位，嘴里嚷着“真他妈兜火”时，一双眼睛，很快地往司马山，又往印德钧那儿，送去了含义明确的表情，那表情类似儿童向母亲撒娇，解读起来，是这样的一些话语：我当然知道应该讲政策，你们都是极按政策办事的，可是这阶级敌人也太可气了，他就是钻我们政策的空子，跟我们耍死狗嘛！我这个革命群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这可是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啊，我可顾不得那么多的政策了，我憋不住了，我要冲上去煞煞他的反动气焰，我去了啊！谁也拦不住我啦！

    他永难，也永不能忘记，老霍那晚的那一瞬间的丰富表情。

    老霍不待别人劝告，也便归位。金殿臣不待人们吆喝，也便自己爬起，依然弯腰低头，脑袋依然活像个脏兮兮的大刺猬

    在一刹那静寂中，忽然印德钧柔柔地说：“小雍，你跟他说说吧”

    大家就都望向他。记得，司马山的目光空前友善，而老霍的目光里居然流溢着艳羡那时他心里，便突然有了一种荣耀感乃至于使命感！

    进入到一种文化。

    不要赖到别人头上。进入的原动力（元动力），来自自我人性的深处

    他望向金殿臣。他感到自己洞若观火了。你金殿臣在宿舍里聊过那么多的色情故事，把你们村里的淫棍荡妇的秽行全嚼烂多少遍了，你满脑子淫秽思想，干出流氓勾当，这是必然的事儿，还用得着别人费劲儿查证，犯得上这么死磨硬泡地抵赖吗？

    他记得自己那果不其然，如印德钧所评价的，与众不同，显得极文雅也极和蔼的声音：“金殿臣，何必呢？你就承认了吧”

    他记得，听到他的声音，金殿臣竟微微直起了腰，微微抬起了头，仿佛膨胀起了胆子，翻起眼睛，用目光寻找他的所在显然他的在场，出乎于金殿臣的意料，金殿臣被押进来时，并没有瞥见他，忽然现在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并且充满了“文斗”的魅力，仅仅出于本能，金殿臣也不免顿改死狗之态

    他不记得那晚是怎么收场的了。只记得他在一瞬间膨胀于中心后，终于又复归于边缘。金殿臣到头来还是不承认他诱奸了那个女子。

    8

    这个饭店的大堂被称做“罗马广场”据说目前是“东亚第一大堂”它有近三千平方米。大堂的形状方方正正，造型并无奇特之处。但你乘着滚梯升至堂口，头一眼望去，还是会有震撼感。它不仅平面铺开，气势夺人，而且很高，四面的楼体撑着一个硕大的玻璃顶棚，当中绝无一根支柱。堂心有一个喷水池。堂里分布着几个石膏制作的西洋古迹模型，有古希腊的神殿，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以及格外引人注目的意大利罗马古斗兽场——“罗马广场”的称谓即由此而来。“罗马广场”一侧，是咖啡座。典雅的桌椅，错落地分布在大型盆栽绿色植物之中。

    雍望辉还在滚梯上，就听见大堂里传来钢琴伴奏下的弦乐五重奏的悠扬乐音。滚梯升至堂口，乐音更加清亮爽丽。

    他穿过划分活动区的盆栽鱼尾葵，在咖啡座中选择了一张紧挨着喷水池的空桌。喷水池的溅水声，把大堂一隅演奏台上飘散回荡的乐音衬托得更为魅惑。

    服务小姐飘然而至，躬身细嗓问：“您来点什么？”

    他很内行地吩咐：“cappuccino！”

    他点的是一种掺热奶油的咖啡。咖啡送上来，他加了些粗粒的黄砂糖，用小勺从容地搅拌

    他暂时什么也不想，且让那飘进耳朵的乐音渗进肺腑、融入魂魄。

    忽然有人招呼他。他一定神，才看出桌子对面站着一个年轻人，笑眯眯的。那人在叫他“雍叔叔”

    他一时没认出，对面的晚辈究竟是谁。像这样地西服革履，用现代化名牌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年轻人，除非特别熟的亲友，他总是认不大清。

    但他很洒脱地给予幽默的呼应：“哈，难道我真让人感到庸俗吗？”

    对方笑了，这一笑，激活了他的记忆。

    对方笑着改口：“望辉叔叔”

    他释然：“闪毅啊！”

    闪毅就坐到了他对面：“您放松一下？等人？”

    “等一个朋友你呢？我印象里，你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向阳院’的儿童委员啊！”

    闪毅脸上的笑容抖动了一下，但没有敛去。他不禁后悔自己的“脱口而出”那记忆的闸门，是不是开启得太迅急了？而迸出的头一股水流，竟是“向阳院”这也毋乃太刺激

    闪毅递过一张名片，他接过。也不是太惊奇。现在到处是经理。闪毅的头衔是“总经理”这也并不值得恭维，不过，他那家公司似乎是“当买办了啊！”闪毅敲定着他的判断：那是一家西方的独资公司。这就颇出乎意表了。

    “到这儿谈生意？”

    “啊，不在这儿我是恰好乘电梯下来，路过这儿，不想一眼看见了您我现在在七楼包了个套间706很高兴见到了您欢迎您有空到我那儿，就是706，坐坐，真的当年院里的大人，也就是您，让我觉得能放心地接近您能给我您的名片吗？说真的，虽然好多年一直没见，您的书，我可是见着一本买一本读起来特别的亲切您又有什么新作？”

    他怀疑闪毅当着总经理还能有时间、有兴致读他写的书。他淡淡一笑：“我没有名片不过我常常到这儿来坐坐其实，你既然就在这上头包房，我们遇上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闪毅告退后，他呷着咖啡，有好一阵，竟完全没听见弦乐五重奏的乐音

    记忆是个讨厌的东西。尤其是那些琐屑的、破碎的、只存在于私人心灵里，而正在被群体记忆净化、剔除、淘汰的记忆。在这个“罗马大堂”里，他本来是完全不必为那些记忆的残渣所困扰的。却偏冒出来个闪毅！

    是的，那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巴上了，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向阳院的故事。其实只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情节简单而生动，语言流畅而活泼。那时候书少，这样一本书出来，流布很广，本不稀奇，但大概连作者和出版者都始料未及，由这本书，引出了一场从城市到农村，普遍成立“向阳院”的风气那时候，他所在的那个单位，把原是既有办公室又有单身职工宿舍的东院，隔出来，完全作为了职工宿舍，办公都集中到西院里去了东院又分前院和后院，那前院，有一座旧楼，是很旧的楼，大概建造于二十年代，是当时盛行的东西合璧的样式，楼有地下室，地上三层，每层都有很宽阔的明廊，廊柱用青砖砌成，升至三分之二处便两两呈圆润的曲线相衔接，构成若干视觉上很跳眼的西洋风味的圆拱壁；粗壮的砖柱间，是精致的中式木栅栏，栅柱上雕有简洁而典雅的花纹；一道楼梯隐于楼内，另一道楼梯明露于楼侧，都是木制；廊后是大大小小的房间，大房间的门窗，当年都镶着西洋式的彩色玻璃；楼顶四周有类似中式女儿墙的突起，屋顶则是英国式的尖坡状，覆盖着涂以绿漆的波纹铁板他的生命史与那楼相遇时，楼已“徐娘半老”不过“风韵犹存”砰砰砰的敲击声，霍木匠在钉窗户，那是小小的一间偏屋，当年楼主给仆人住的吧？里面有个酒糟鼻，为什么默不作声？似乎也并非是准备着“在沉默中爆发”在楼上，当年的那间办公室里，他曾对酒糟鼻说：“你就承认了算啦！”更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的没多久办公室全迁到西院，两个院完全用墙隔断了东院那天就宣布“向阳院正式成立”“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向阳院儿童委员：红小兵闪毅！”

    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最应忘记过去的地方，在舌蕾上溢满cappuccino的当口，却“沉渣泛起”？该死的闪总经理！包房多少号？770几？

    费了好大劲，他才又吸回了弦乐五重奏的乐音莫扎特到底是莫扎特！这么永恒但那是尾音，一曲终了，演奏台上的乐师们下来休息了喷水池的溅水声却一派世俗气

    他等的人来了。等的只是一位，却到了两位。

    他并未等的那位，似乎比所等的那位更有道理出现。她叫卢仙娣，玫瑰红的长袍裙外套了一件牛仔风格的无袖黑坎肩，还没走拢就跟他大声地“hi——”上了。他所等候的杨致培倒落在她身后。

    卢仙娣落座后并不解释她与杨先生同时出现的缘由。也确实不必解释。她有道理出现在任何场合。

    倒是杨致培说：“到头来还是没跟林奇联络上卢小姐帮我想了许多的办法”算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材料”

    他跟杨致培是几年前在美国认识的。他和杨那时恰巧由同一所美国大学接待，相处了一个多月，有过几次开诚布公的长谈。杨致培跟他是一代人，却长期生活在全然不同的环境之中。杨出生在台湾，他祖父一代便定居台湾了。因此，他在台湾，又有着与那些一九四五年以后，特别是一九四九年随蒋氏政权溃退到台湾的那些家庭的子女，很不相同的家庭影响，更有着他本人相当独特的心理历程。

    他不敢说自己哪怕是粗略地理解了这位朋友（严格而言，他们或许还算不上朋友），但至少，他听杨致培讲述过其在台湾的心理历程，能听到这种讲述的大陆人氏，他敢说至今还属少数。

    杨致培被认为是亲共的。他在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因为偷听大陆的对台广播，并且传布了听来的内容，被国民党政权抓进了监狱。刑满释放以后，他不但决不“痛改前非”反而“变本加厉”地尽一切可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更隐蔽也更机警而已。他说，他在六十年代末终于确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光辉理想，并且坚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是通向那光辉理想的最优途径。他的这一理念，甚至并不因文化大革命被大陆所否定而动摇。

    雍望辉在美国，在那座窗外一派碧绿的尖顶小楼的起居间里，曾试图用具体的例子，向杨致培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偏差与实践中的“适得其反”比如说，不仅文化大革命初期有普遍的文物破坏、打击一大片、武斗、人格污辱、教育停顿就是到七十年代初，林彪摔死、尼克松访华之后，也还有一环套一环，大环挂小环、波及于每一个角落、几乎无可逃遁的恶性争斗在绵延，并且，更可怕的是，少了真诚，多了虚伪；少了狂热，多了狡黠；少了信仰，多了利用；少了善美，多了恶丑他的切身体验是，口头上共产主义的理想越来越近，而实际上却越来越远记得他也就跟杨致培讲到当时他所在的那个单位，钉起窗户，就地监囚，搞“逼、供、信”糟踏普通人的情形：“最可怕的，是甚至你已经意识到那是非正当的，然而你竟难以摆脱这不是你在海峡那边，听听广播，就能感受与理解的！多亏有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所发生的事，文化大革命总算结束了！”

    然而也正是在那座美国的尖顶小楼里，杨致培倚着窗台，双臂合抱，忧郁地说：“哪一位母腹中出来的婴儿，不带着一身的血污呢？”

    杨致培的这一面，大陆有关人氏了解得比较多，因此对他很热络，甚至很看重，但是他的另一面，也许在大陆就只有很少的人了然。雍望辉敢打赌，就是卢仙娣这样号称“万国通宝”的人物，其实也根本不清楚杨致培在非同小可的那个问题上的真实倾向。

    也是在美国，一次由美国朋友开车，奔驰在高速公路上，雍望辉和杨致培肩并肩坐在后座上，杨致培忽然主动启动了那个话题，议论中，他竟然说：“我们台湾其实遭受过三次入侵，第一次是荷兰人，第二次是日本人，第三次是国民党！”

    这话脏兮兮地粘在了雍望辉的心上，很多天以后，他才将那黏糊糊的东西剥离开来。他解读开了杨的心语，却不禁悚然。难道这是一个规律：人因为不满身处的环境，便痛恨那体制，便因此对那体制的对立面充满好奇，便由偷食“禁果”而向往彼岸世界，便确立出一个更多地依赖于自身想象而造就的理想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却又不断地失望，既失望于所反对的体制变形，更失望于所皈依的体制的失态

    “第三次是国民党！”切齿之声犹在耳畔。但既把国民党溃退台湾看作是又一次“外来入侵”这逻辑又怎么能不顺到“台独”上去呢？怪道杨致培的“哥儿们”里，有好几位就是公开的“台独”分子。杨致培在两岸统一问题上持有他个人的态度，这只好由他，问题是，这边有的人一听说他蹲过国民党的大牢，并且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便恨不能久久地紧紧地拥抱着他，以“同志加兄弟”看待，实在是毋乃太错爱！

    室内乐又恢复了演奏，是九曲回肠的二泉映月。雍望辉尽力摆脱心中的政治性思绪。他不想在这里再跟杨致培谈论政治性话题。说实在的，不是怕谈，而是倦谈。为什么要谈？谁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谈？

    他想跟杨致培谈谈二泉映月。这是超政治的，因此通向了全人类的心灵。是小泽征尔说过吧？“此曲实应跪着听！”

    但是卢仙娣在那里给杨致培介绍“罗马大堂”的“东亚第一”并且说：“台湾也还没有吧？北京现在真是很现代化、国际化了呢！昨天，人家请我到北京希尔顿饭店的德克萨斯扒房去吃牛排，连美国佬都说，真叫地道！”

    服务小姐端来了他们所点的爱尔兰咖啡，卢仙娣很内行地问：“杯子用热威士忌烫过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遂对杨致培说：“北京现在可以喝到二十几种不同类型的咖啡洋酒更应有尽有，不比台湾差吧？”

    这就勾起了杨致培的政治性感叹：“是呀可惜啊，可惜为什么北京，以至整个大陆，要这样子去照着西方的葫芦画瓢呢？！”

    雍望辉忙把话题引开：“林奇不在北京吗？怎么找不到？”

    卢仙娣说：“保准就在北京，肯定又躲起来了，这回连我也找不到他，你说他是不是得了狂傲型自闭症了？”

    林奇是时下圈内许多人所格外崇敬的独行侠。如果说卢仙娣是述而不作却在圈内获得了稳定的名声，那么，林奇近几年，却是以作而不述名声更噪。所谓作而不述，就是都知道他在从事某种神秘的“行为创作”但究竟进行得如何，他自己固然守口如瓶，专事刺探圈内秘密的如卢仙娣之流，也只能靠想象力去猜测。

    “确实很想会会他。不仅是看了他前几年写的东西，很感兴趣，也不是想听他透露现在的大作为令我心仪的，还是二十八年前的他，以及保持至今的纯正！”

    “我想总有机会的，”雍望辉也不想再谈林奇了，他再引开说：“大江健三郎的书台湾译没译，多不多？大陆这边，倒好像不大有人想读他似的”

    其实这个话题也很容易政治化。不过卢仙娣抢过话茬，说其实如果非要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日本作家，那就与其给大江，不如给阿部公房，那技巧该有多好！写实与变形，荒诞与深邃，传统与现代，东方风情与西方格调，糅合得多漂亮！其实詹姆逊还没提出后现代这一概念时，阿部就早百分之一百地自觉地进入后现代了！

    杨致培也便谈了些他对日本当代文学的印象。他能直接读日文书，他说总的印象，是日文越来越“失贞”了。不过，就文学语言而论“守身如玉”未必就好，问题是，应该“为爱而破瓜”由此他又议及大陆王蒙、王朔的小说语言，认为“二王”语言的“杂芜化”恰恰激活了文本的张力杨致培谈起小说语言问题如此兴致盎然，显示出他人格的另一侧面。卢仙娣听得格格格地笑，说是大陆这边可还没人把王蒙和王朔这两个全然不同的作家并称为“二王”的

    雍望辉原本打算请杨致培吃晚饭，可是卢仙娣说已为杨先生安排了晚上到天桥乐茶园，那边经理已经说好要招待晚饭雍望辉便由他们告辞而去了。他只站起来握别，称自己还想再在那大堂里坐一坐。

    一个人重新坐下来以后，他又点了一杯威士忌。听着弦乐五重奏，还有喷水池的溅水声，呷着酒，他心中旋升起一缕浓似一缕的忧郁。

    认知自己，已殊不易，还想认知杨致培那样的人吗？他在心里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