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快地谈一谈说实在的我的灵魂很不安静，甚至可以说，很骚动！我现在究竟在搞什么？这是个什么公司？我不想马上说这个我想说什么？我忽然很怀旧！对对对，我才三十出头“如今三十岁的人也怀旧？”你的疑问对其他许多三十多岁的人也许合适，对我却不然——我偏偏怀旧，有很重要的理由怀旧！

    是的，你没记错，那是一九七五年吧，搞“向阳院”我是“向阳院儿童委员”那一年，我才十二岁。当然，那时候我们虽然居住在一个大院里，甚至住在同一座旧楼里，可是，你不会特别注意我，我也不会特别注意你，我们各自的生命，顺着不同的沟渠流淌可是你应该记得，我是跟我姥姥，一起住在那座旧楼的三楼上头的，三楼尽东头的那两小间，原是旧社会阔人家当储藏室的对，那个高高瘦瘦，总穿着很旧的衣服，可又总显得异常整洁的老太婆“地主婆”你算说对了，你还记得！

    “地主婆”那怎么没让“红卫兵”轰回农村去？说起来，是托了我父亲的福。我母亲是你们单位的，父亲不是说来也巧，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吧“红卫兵”运动刚起，他们刚刚走上街头“破四旧”那一天，父亲骑车路过西单，一群红卫兵正在砸商店的大招牌，自然是属于“四旧”的招牌，好多的路人围着看忽然有红卫兵往人群里扔油印的传单，传单上印的大概是些“勒令”就是让大家，各个商店什么的，自觉地把属于“四旧”的东西消灭掉什么是“四旧”？你为什么打岔？是的，也许，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茬，他们多半答不出来了我，唔，试一试，旧思想，旧意识，旧风俗，旧习惯对吗？不要打岔，对我来说，那天，是个很大的悲剧，因为，红卫兵一撒传单，我父亲就很积极地跳起来接，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长大以后，想象过很多回，甚至还到西单的大街上，去实地设想过，如果拍电影，或者电视剧，该怎么处理，才能合理？那其实是很难合理的。可是，那天出现的事实是：在人群的掀动中，父亲跳起来抓住了一张传单。但也就在那一刹那间，他摔倒了，并且恰巧就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刹住车时，父亲已经在轮下是一些红卫兵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的，并且通知了父亲单位，单位又通知了我们家抢救无效，父亲死了，他死了，右手还紧紧攥着那张“破四旧”的传单。这个细节让当事的红卫兵很感动，他们要求父亲单位定父亲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单位照办了父亲的死，确实不是轻若鸿毛，对我们家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因为有了他的这个牺牲，急风暴雨地往乡下轰“逃亡地主”时，就没人来轰我姥姥，尽管有人知道她的成份是地主

    我因此得以在姥姥身边长大。父亲死于一张传单时，我才三岁多，我对他几乎没有任何鲜活的印象。我对母亲的印象，也始终不清晰，因为她确实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起码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她狂热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在群众组织里当头头，后来又到“五七”干校我当“向阳院儿童委员”的时候，她还在干校，也许，你倒还比我更了解她好，不去说我的父亲和母亲，要跟你说的，是我姥姥。

    姥姥很寡言。但她并不忧郁。她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为什么能当上“向阳院儿童委员”？不是靠“烈士子弟”的身份。其实，那时候，人们或者不记得我父亲是谁，或者提起来都撇嘴认为“不值”了，人们所记得的，主要是我们家阶级成份有问题，还不仅是姥姥该算“地主婆”的问题，我姥爷爷呢？他在监狱里，是历史反革命，并且，我舅舅，就是我母亲的哥哥，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你想我这是出身在一个什么家庭？你没印象吗？我母亲那么积极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可是后来还是被进驻的工宣队看成了一个“坏头头”一打发到“干校”就是好几年你在同一座楼里，居然没在意，是呀，我们跟你，没什么牵扯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找上你，让你懂得，当年，就在你身边，一个我，一条生命，在默默地寻求，一种可能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那时候，按阶级成份划分人群，对待人，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缝隙。在学校里，我不能跟成份好的学生同座，跟我同桌的，是个女生，她出身是资本家，并且没有我那样一个说起来多少可以遮点丑的父亲，因此，她在班上就更受歧视。她叫吉向红。

    说真的，我倒很喜欢跟吉向红同桌。记得有一天，她穿了一件红毛衣来上课。那件红毛衣非常扎眼。不是红旗、红领巾的那种红色，而是一种在当时来说，显得多少有些个出格儿的红色。并且，那毛衣的领子，也挺不一般，是当时很少能见到的那么一种坠着两个小球球的样式我就悄悄问她：“你妈妈给你织的？”她就悄悄告诉我：“唔，今天我过生日”啊！她过生日！当时，学生是不兴过生日的，而她家还给她过生日！这让我想起了我姥姥，姥姥不管在哪一年，总是认认真真地给家里人过生日，哪怕那方式只不过是下一碗打卤面、蒸几个寿桃儿我就更小声地悄悄跟她说：“我们家也给我过生日的”一激动，我把我那铅笔盒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把铅笔盒送给了她——那是一个旧铅笔盒，是“文革”前出产的，铁皮的，印着彩画，画着很漂亮的一大束鲜花，那本是我妈妈用过的它为什么没被当做“四旧”破摔？因为它上面，不知为什么印着一行这样的字：“把最美的鲜花献给亲爱的领袖斯大林！”是的，不是献给毛主席，而是献给斯大林，并且不是说“伟大的”而是说“亲爱的”这很奇怪吗？人生里，总有一些这类不典型的、不算太大、可是奇奇怪怪的事情这个铅笔盒很让班上同学嫉妒，连班主任老师也总觉得它扎眼。可是因为有“亲爱的领袖斯大林”保佑，所以我也就总大摇大摆地用着它我把它送给了吉向红，当做生日礼物，你想这是件简单的事吗？我和吉向红的这些小动作，被坐在我们后面的同学注意到了，他们就开始打击我们自习课上，事情发展到后面的同学，故意往吉向红的毛线衣上甩墨水点儿，吉向红哭了，我忍无可忍，就回过头，问他们凭什么欺侮人？！当然，差点儿就打起来我冲出教室，去找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跟我还没走进教室，就听见里面乱成一团，有人笑，有人叫，有人拍手，有人跺脚我们进了门，我一下惊呆了！你得知道，那时候班上学雷锋，每一组发了一个大箩筐，是用来装拣拾的回收物品的我就看见吉向红被装进了一个箩筐，横倒着，被这个一脚，那个一脚，踢得滚过来滚过去现在我一闭眼，还能活现出吉向红那张闪动的脸上，那双眼睛里，简直要爆炸开来的，极度的恐怖那一天是她十岁的生日。

    这件事给我的刺激，是我在心里，狠狠发誓——我要拼命，拼命改变那打在我身上的“出身不好”的记号，我想我惟一的办法，就是比任何同学更努力地学雷锋我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你想起来了吧？连胡同里的宣传栏上，都贴上了我的相片，介绍了我的事迹，我最动人的事迹，就是全面照顾咱们院楼下那位光荣的退伍军人——我叫他潘大大——我不但帮他做几乎一切的家务事，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帮他倒尿盆你当然记得他吧？你叫他老潘？你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令人尊敬的？他原是你们单位里管总务的他一只眼睛里长了个“萝卜花”一条腿有点跛，长得很像电影里的狗腿子，可是他却是个孤身的荣誉军人开头，我去帮他做事，他还客气几句，后来，他习惯了，我如果偶尔没去，再去了，他就很不高兴那座楼，现在也还没卫生间吧？大家都要到楼后头的公共厕所去行方便，大多数人家，家里都准备了尿盆，小便尽量就在家里给潘大大倒尿盆，我确实觉得很光荣，但是，没多久，他就连大便也不去厕所了，我要倒的，也就不仅是尿盆了

    姥姥对我这样地学雷锋，没有任何评论，不但没有话语的评论，连表情上的评论也没有。比如说我们吃完了晚饭，我估计潘大大也吃完了，我就跟姥姥说：“我该帮潘大大洗碗去了。”姥姥便一边收拾我们的碗，一边平静地说：“去吧。”有一天，我正做作业，院门外传来摇铃的声音，你想起来了吗？想不起？啊，你当时还没结婚，自己不起伙；凡家里做饭的都知道，那是收泔水的来了，当时收泔水的推着车，挨户收，收了运到郊区，支援农民养猪姥姥就跟我说：“咱们的泔水桶实在太满了，一会儿我刷完锅，泔水没地方倒了你快提下去吧！”我站起来说：“唉呀，潘大大的泔水桶恰巧也满了，中午他特别提醒我，今天一定要清桶呢！”说时，我的眼光跟姥姥的眼光撞到了一块儿，姥姥跟我一撞之后，扭过头，再没说什么。我犹豫了一下，就下楼，到潘大大那儿去了，他正站在门口等着我，很不高兴地说：“你耳背吗？都摇半天铃了！”我就赶忙去给他倒泔水等我回到家，我发现姥姥摔倒在了屋里姥姥骨折了，这以后，我再为潘大大做一切事，就更困难了，可我还是拼命坚持我成了全区的学雷锋典型，学校里，再没有人从出身这个角度来小看我了。我为自己，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社会上，为自己争得了正面价值，挺不小的正面价值。姥姥卧床期间，我没通知在干校的母亲，我自己照顾她，在那些日子里，我竟能同时照顾楼上楼下两个大人，真是一个奇迹。姥姥对我很亲切，和往常一样，但她对我在学雷锋上所取得的成绩，仍不置一字评价，从表情上也看不出她是赞成，还是存疑。姥姥不久也就能下床走动了。

    我当时所达到的一个高峰，便是成为了“向阳院儿童委员”你还记得“向阳院”成立大会那天的情形吗？你几乎没印象了？当然，对你来说，那简直不值得记忆我坐上了主席台，主席台啊！虽然我是坐在最边上那天工宣队钟师傅亲自来主持大会，他介绍到我时，我站起来，向大家敬军礼。这时我就瞥见了那个坏蛋，就是一个班上，曾经坐在我背后座位上，往我的同桌吉向红的红毛衣上甩过墨水点的，并且后来又把她推到装废品的大箩筐里的那个家伙。他虽然出身比我好，可是那时候他不得不随着大家给我拍巴掌我在主席台上，他在大堆轰的普通群众里头，我感到极大的心理满足

    “向阳院”的活动，自然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成立大会上，马上就给大院里的“四类分子”一个下马威——挨着个点名让他们低头上台，当着所有革命群众，听“向阳院院委会”的一号勒令。这个议程，在我参加的“院委会”会议上，说得很笼统，我没想到，实施时，会弄成一个批斗会而且，我原来以为，因为父亲是“烈士”我又是“院委会”委员，不至于让我姥姥也“滚出来”谁想到往台上揪“四类分子”时，还是厉声地把我姥姥吆喝到了台上。这时，我一瞥中，看见那个同班的同学，正幸灾乐祸地望着我，并且起哄地举拳领呼口号：“打倒地主老妖婆！”

    我受到的刺激，很难用语言表达。现在我总在想：为什么我明明是为了使自己，并且通过自己的价值提升，来改变我们家，特别是我姥姥的处境。结果却是，恰恰相反，特别是，我离姥姥，仿佛越来越远了，而在我的童年里，跟我相依为命的，只有姥姥。

    姥姥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记事以后，就没见过她激动。她从未大笑过，更没出声哭泣过。她流过泪，但泪水从不是哗哗的，往往只是一行泪，并且流到一半，便聚为一粒很大的、晶莹的泪珠，久久地停在她那高高的颧骨上，她也久久地不去拭去它

    那天的“向阳院”成立大会散了后，姥姥脸上的表情与往日相比，没有多出或减少什么，她提起菜篮子，平静地招呼我，一起去买菜。

    但是，我得说，在那些个岁月里，我耳朵边，确实有一个“另外的声音”姥姥发出那样的声音，大多是很自然的，言简意赅的。比如说，那时候，忽然时兴评水浒，又很肯定红楼梦，说是“一部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我就借了红楼梦来看，似懂非懂。可是，我得承认，我的潜意识里，非常羡慕大观园里的生活。原来世界上，有过那么华美典雅的生活有一天，不知怎么的，我问起姥姥，你跟姥爷结婚的时候，也坐花轿吗？姥姥就凑拢我耳朵说：“就跟红楼梦里写的一样”这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姥姥再没多说一句，而我，那以后脑海里就无数次浮动起瑰丽的想象。原来，在我那罪恶的不良出身里，我的家族背景里，有过跟红楼梦里相通的，许许多多值得品味的东西！

    姥姥也有比较神秘的一面。比如说，春节前，她就总是要蒸出几宠又白又暄的大馒头，晾凉了，搁进筐里，盖上白布，走老远的路，给几户人家送去。这几户人家，并不是我家的亲戚。我也跟着去过几次。姥姥跟他们说，自己没别的条件，也没别的本事，祖籍山东嘛，就会蒸个正宗的山东馒头人家就一个劲道谢，姥姥就说，这是我来谢您，人家就说不用不用，以后再别送来了

    姥姥从不主动提起跑到台湾的舅舅。可是我记得，每当街道上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儿时，就会有管治保的，一般是好几个人，忽然在天都黑了以后，闯进我家，故意地，大声地，让左邻右舍都能听见地，一句挨一句地问姥姥，而姥姥这时，也就总是有问必答，并且，既不格外压低当然更不格外提高她的嗓门，语气从容而又平和——

    “你几个子女？”

    “两个。”

    “你儿子叫什么？”

    “皮定边。”

    “他在哪儿呢？”

    “在台湾。”

    “他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一九四九年八月。”

    “他跟谁去的台湾？”

    “跟国民党去的台湾。”

    “跟蒋介石跑过去的？”

    “跟蒋介石过去的。”

    “他还活着吗？”

    “活着。”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今年才四十八岁。”

    “怎么，你们还有联系？”

    “没联系。”

    “没联系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他还不到五十。”

    接下去，来人往往便不让姥姥再说什么，而是你一句我一句地厉声批斗她一顿。姥姥低头站着，腰板却挺得十分的直，平静地等着对方终于觉得索然。

    这种情况下，我母亲跟我，往往是呆在里屋，心里塞满屈辱，背上仿佛扎满热刺。

    我在这种环境里长大，我一心要改变自己和一家的不利地位，我用的算是“苦肉计”吧？我坚持一天给潘大大倒两次屎盆可是我渐渐地，很自然地，开始不仅享受“学雷锋标兵”“向阳院儿童委员”的荣誉，而且，我学会了用我所争取到的权势，来报复我的宿敌我逮住了一个机会，把那欺侮了吉向红的同学，当做参与“聚赌”的成员，给揪了出来，并且成功地召开了一次“向阳院”的批斗会。我执意要给那几个被揪出来的人挂上“反动赌徒”的黑牌子，居然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你怕早不记得这种“向阳院”里的闹剧了，可是，实跟你说，那一回，是我一生里，头一回体验到批斗会的魅力！“反动赌徒”！不伦不类吗？我可是懂得了，你出身好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什么时候“坏分子”这顶帽子，或类似这类的罪名，总还是能罩到你头上的！

    可惜“好景不常”“向阳院”没多久便不了了之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了，社会价值标准，旋转着，变了

    大概是一九七九年，我们家来了一个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女的。我印象里是个老太太，可我母亲说那人其实不比她大多少。那时候我母亲自然也经常在家了。来的那人不说找我母亲，只说找我姥姥。她是谁？原来她是监狱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来，是因为她退休了。她来找姥姥，是以私人的身份。她是来告诉姥姥，别再给姥爷写信了。因为姥爷早就死了，十年前就死了，是在劳改当中。因为大夏天里，水不够喝，他渴得难受，捧起脏水洼里的水，喝了几口，回去就得急病，没几天就死了，但是她管收信，姥姥的信她都拆看过，她说半年前还收到过一封她现在是自发地，来告诉姥姥，别写了，人已经死了，死了十年了

    那女人还没走，我妈就哭开了，可是直到那女人走了好久，姥姥也还是没哭。当然她的表情很凄惨，让人不敢正视。她呆呆地坐了好久，然后，她站起来，走进厨房，开始和面，准备蒸馒头蒸好两笼馒头以后，姥姥向我和母亲宣布：明天，要给那几个“好人”家里，送最后一次馒头！我们这才明白，这许多年来，姥姥是到邮局里，不知用什么话语，打动了几位在那里头写信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请他们代笔，给姥爷写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内容虽然都很简短，也极雷同，却细水长流，在此以前不曾中断她用自己蒸的“正宗山东大馒头”报答他们，这很奇怪，还是很动人？

    你为什么抖眉毛？如果是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缺乏情节的合理性”？我姥姥上过学的，她有一定的读、写能力，可是她却并不自己写信，她跑到外面找别人代写，这是为什么？你不要推敲了，事实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我还其次，我母亲后来有很厉害的良心自责，因为她并没有给她父亲写过一封信，哪怕是劝诫他好好服罪改造的信

    粉碎“四人帮”以后，平反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这给我母亲很大的启发，虽然姥爷已然不在人世，她还是非常积极地四处活动。她考证出：我姥爷虽然确是地主，并且确有国民党里的某种身份，但是他在乡里用自己的钱办了学校，给许多穷苦的学生提供了免费受教育的机会，其中有的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当了不小的干部抗战期间，姥爷拉起来的地主武装，确实是打日本鬼子的，跟八路军是友好的。他的一个副官，后来干脆就去当了八路军的军需，可惜后来牺牲了抗战胜利后，他也没有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行为。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带头交田交地，还把私立学校也交出去，成了公立学校的第一任校长。那是共产党任命的校长嘛！直到一九五四年，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他才一家伙成了“历史反革命”母亲认为，姥爷也属于一个冤案，她甚至写了厚厚的书面材料，递到了什么地方，要求恢复姥爷的名誉后来好像并未达到她预期的效果。不过，世道的变化，似乎很快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人们不会再因为所谓出身问题，或你父辈祖辈的所谓历史问题而歧视你了如果说，我们家原有的所谓“问题”里仍有让我们自己和某些外人牵挂的，那就是我的舅舅，不过那也逐渐不但不是一种锥心的耻辱与污点，反倒成了一种至少是有趣，乃至于值得重视的正面因素了

    你听累了吗？今天你就在我这里歇吧你先洗个澡。

    我很感谢你，终于留下来，听我说这些。我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倒胡涂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地一吐为快？人，真是大怪物！

    什么？我姥姥还在吗？不，不在了，她去世有整整十五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