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好女

nbsp;  1941年，蒋碧玉和同行的萧太太为了继续艰苦的抗战，不得不忍痛将生下的孩子送走。1944年，蒋碧玉又怀孕，当时钟浩东只身前往更险恶的前方，在不能相守相顾的日子，她常读着他的家书，看他飞曳的字，相信着。

    我们才认识不久，你的话不多，你说你喜欢野狗，从小父亲就不在了，只有母亲照顾你，可是你一直不知道母亲的伟大，直到母亲过世。我问：“你知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吗？”你诚实地说：“知道，但不仔细。”我开始告诉你，我的阿公曾是基隆的副议长，当时我们家很富有，却因为“二二八事件”在3月8日左右，阿公被开了六枪，尸体尸体丢在基隆河，从此没有人敢接近我们家，深怕被军连，我的母亲也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摇身变成每天没日没夜地背着妹妹到处去洗衣、打扫。你点点头说：“上一代的人，真苦啊。”

    抗战胜利，钟浩东和蒋碧玉结束了五年的颠簸岁月回到台湾。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校长，因为思想开明，尊重人权，倍受好评，蒋碧玉则在电台工作。1946年，第三个儿子出世，那是一段仅有的安定日子。次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陈仪，因为纵容贪污，任由大陆退还来台的外省兵欺压平民，加上物价飞涨，动辄以枪支暴力假意平息事实，终于使台湾的知识青年彻底绝望，转而倾向左派思想。这时期前后，美国以台湾为反共产体制的同党之一，要求台湾及蒋介石全面反共，于是一场残酷的清党工作，在国民政府绝不追究的甜言蜜语下，阴冷地展开。

    街上的女孩几乎都穿着流行的迷你裙。你说我近来瘦了，我不语，你说：“我的母亲是中国人，我的父亲是日本人，以前我常常困扰，到底我身体里流的是什么样的血液。”我说：“太湾有一部电影多桑，就是日文父亲的意思，片子里的父亲一直想到日本看富士山，因为台湾在日本殖民时期，都不让台湾人有太多自由或受高等教育”你打断我：“日本人，中国人，只要是人，只要有爱，只要活着，就是生生不息的未来。”

    1948年，动员做乱时期临时条款公布，钟浩东在此之创立了光明报，又常与基隆中学的老师揭发贪官，批评不公平的贫富制度，终于被捕。当时国民政府担心“二二八事件’重演，一切都是秘密进行，政治迫害的阴谋，隐然形成了台湾这个美丽岛的白色恐怖。

    你忽然问：“你可以演吗？”我笑着：“和我工作的人都很有才气，有他们我很安心，而且候导演也总是以一种悲悯的心在表现台湾，我想，只要专注，应该可以吧。大家都说现在的台湾乱，可是我还是爱台湾的，因为我毕竟在那里长大。那里除了有找，还有我家人的过去。”

    青岛东路军法处，钟浩东被拷打得伤痕累累，却昂首坚定地走向刑场，曾经为国抗日的他，被冠上了共产思想的罪名，被判死刑，蒋碧玉望着铁栏外的他，眼泪直流，可是她知道，他们其实已是一生一世了。

    回台湾筹备拍戏时，我打电话去谢谢你的向导，你一语不发，只说：“相信你在拍戏时，一定有一张好的面容，去吧。”我挂上电话，广播催着起飞时间，我知道我们没有开始。泪在我脸上流。

    蒋碧玉意外被释放，现年已80多岁高龄，目前因腺癌住院昏迷，拍戏时，工作人员曾多次探访她，说她依然天真纯善。

    我们没有开始，但是，我们也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