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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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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間,碑上人的子孫,都以碑上有他們祖先的名字向人誇耀。這就是元佑黨人碑在歷史上出名的緣故。實際上,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並不配享有此種榮耀,因為在立碑時要把反對黨趕盡殺絕,那群小人便把自己個人的仇敵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單上的人是好壞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0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現輦星,在文德殿東牆上的元佑黨人碑突遭電擊,破而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無疑問,徽宗大懼,但因怕宰相反對,使人在深夜時分偷偷兒把端門的黨人碑毀壞。宰相發現此事,十分懊惱,但是卻大言不慚的說道:"此碑可毀,但碑上人名則當永記不忘!"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如願以償了。

    雷電擊毀石碑一事,使蘇東坡身后的名氣越來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間,凡石碑上刻有蘇東坡的詩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銷毀,他的著作嚴禁印行,他在世時一切官銜也全予剝奪。當時有作家在雜記中曾記有如下文句:"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崇甯大觀間,海外蘇詩盛行。是時朝廷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誇。士大夫不能誦東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雷擊石碑后五年,一個道士向徽宗奏稱,曾見蘇東坡的靈魂在玉皇大帝駕前為文曲星,掌詩文。徽宗越發害怕,急將蘇東坡在世時最高之官爵恢復,后來另封高位。為蘇東坡在世時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七)以前,皇家已經開始搜集蘇東坡的手稿,懸價每一篇賞製錢五萬文。太監梁師成則付製錢三十萬文購買穎州橋上雕刻的蘇東坡的碑文(早已經人小心翼翼的隱藏起來),這筆錢在當時的生活來說,是夠高的價錢。另外有人出五萬製錢購買一個學者書齋上蘇東坡題匾的三個字。這時蘇東坡的詩文字畫在交易上極為活躍,不久之后,這些寶貴的手稿不是進入皇宮成了御覽之寶,便成了富有的收藏家手中的珍品。后來金人攻下京師,特別索取蘇東坡和司馬光的書畫,作為戰利品的一部分,因為蘇東坡的名氣甚至在世時已經傳到了塞外異族之邦。蘇東坡的手稿書畫中的精品,有一部分,敵人用車裝運到塞外,同時徽、欽二帝也隨車北擄,竟至客死番邦(當時徽宗已讓位于兒子欽宗)。蘇東坡遺留下的文物未遭毀滅者,也由收藏家運到了江南,始得以保存于天地之間。

    蘇東坡業已去世,有關時政的感情衝動的爭鬥風暴也已過去,南宋的高宗皇帝坐在新都杭州,開始閱讀蘇東坡的遺著,尤其是他那有關國事的文章,越讀越敬佩他謀國之忠,越敬佩他的至剛大勇。為了追念蘇東坡,把蘇東坡的一個孫子蘇符賜封高官。所有這些舉動,都使蘇東坡身后的名氣地位達到巔峰。到孝宗乾道六年,賜他溢號文忠公,又踢太師官階。皇帝對他的天才寫照,至今仍不失為最好的贊詞。到今天,各種版本的蘇文忠公全集上的卷首,都印有皇帝的聖旨,和皇帝欽賜的序言。茲將封他為大師之位的那道聖旨轉錄于后:

    敕。朕承絕學于百聖之后,探微言于六籍之中。將興起于斯文,愛緬懷于故老。雖儀刑之莫睹,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溢文忠蘇武,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于孟打,論事肯卑于陸贊。方嘉括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宁紛更,乃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燒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于生前,議論常公于身后。人傳元佑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複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暗而彰,是以論世。稅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衰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由此觀之,蘇東坡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則是由于他對自己的主張原則,始終堅定而不移,二則是由于他詩文書畫藝術上的卓絕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構成了他名氣的骨幹,他的風格文章之美則構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們會從內心愛慕一個品格低劣無恥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華,也終歸無用。孝宗賜予蘇東坡集的序言就盛讚他浩然正氣的偉大,這種正氣就使他的作品不同于那些華麗柔靡之作,並且使他的名氣屹立如山,不可動搖。

    但是,現代我們不要忘記蘇東坡主要是個詩人作家。他當然是以此得名的。他的詩文中有一種特質,實在難以言喻,經過翻譯成另一種文字后,當然更難以捉摸。傑作之所以成為傑作,就因為歷代的讀者都認為"好作品"就是那個樣子。歸根結底來說,文學上萬古不朽的美名,還是在于文學所給予讀者的快樂上,但誰又能說究竟怎樣才可以取悅讀者呢?使文學作品有別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在精神上取悅于人的聲韻、感情、風格而已。傑作之能使歷代人人愛讀,而不為短暫的文學風尚所掩沒,甚至曆久而彌新,必然具有一種我們稱之為發乎肺腑的"真純",就猶如寶石之不怕試驗,真金之不怕火煉。蘇東坡寫信給謝民師時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論貴賤也。"

    可是,使作品經久而不失其魔力的"真純"又為何物?蘇東坡對寫作與風格所表示的意見,最為清楚。他說作文章"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在此為風格做解釋,蘇東坡很巧妙的描寫了他自己的為文之道,其行止如"行雲流水",他是把修詞作文的秘訣棄之而不顧的。何時行,何時止是無規矩法則可言的。只要作者的情思美妙,他能真實精確的表達出來,表達得夠好,迷人之處與獨特之美便自然而生。並不是在文外附著的身外之物。果能表現精妙而能得心應手,則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便能不求而自至,此處所謂文章的簡潔、自然、輕靈、飄逸,也就是上好風格的秘訣。文章具有此等特性,文章便不致于索然無味,而我們也就不怕沒有好文章讀了。

    不管怎麼說,能使讀者快樂,的確是蘇東坡作品的一個特點。蘇東坡最快樂就是寫作之時。一天,蘇東坡寫信給朋友說:"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複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于此者也。"蘇東坡的文字使當代人的感受,亦複如此。歐陽修說每逢他收到蘇東坡新寫的一篇文章,他就歡樂終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訴人說,每逢皇帝陛下舉著不食時,必然是正在看蘇東坡的文章。即便在蘇東坡貶謫在外時,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詩到達宮中,神宗皇帝必當諸大臣之面感歎讚美之。但是皇上對蘇東坡的感歎讚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蘇東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蘇東坡寫文章力辯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樂的力量,就是文學本身的報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時他曾想拋棄筆墨根本不再寫作,因為他一輩子都是以筆買禍。他在給劉行的回信中說:"端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到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更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具,未易鄙棄也。"作者自由創作時,能自得其樂,讀者閱讀時,也覺愉悅歡喜,文學存在人間,也就大有道理了。

    蘇東坡天賦的才氣,特別豐厚,可以說是衝破任何界限而不知其所止。他寫詩永遠清新,不像王安石的詩偶爾才達到完美的境界。蘇詩無須乎獲得那樣完美。別的詩人作詩限于詩的詞藻,要選用一般傳統的詩的題材,而蘇東坡寫詩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內按摩筋骨亦可入詩,俚語俗句用于詩中,亦可聽來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詩時所能獨到而別的詩人之所不能處,才使他的同道嘆服。他對文學上主要的貢獻,是在從前專限于描寫閨怨相思的詞上,開擴其領域,可以談道談禪,談人生哲理,而且在冒極大之危險在幾乎不可能的情形之下成功了。因為他經常必須在飯后當眾做詩,通常他比別人寫起來快,也寫得好。他的思想比別人清新,類比典故也比別人用得恰當。有一次在黃州為他送行的筵席上,一個歌妓走到他面前,求他在她的披肩上題詩,但是蘇東坡從來沒聽說有此一歌妓。立即吩咐她研墨,拿筆立即開頭寫道:

    東坡四年黃州住,

    何事無言及李淇。至此停下,接著與朋友說話。在座的人以為這是很平淡無味的起頭,而且僅僅兩句,全詩尚未完稿。東坡繼續吃飯談笑。李琪上前求他把詩寫完。東坡又拿起筆來,將此首七絕的后兩句一揮而就:

    卻似西川杜工部,

    海棠雖好不吟詩。

    此詩音韻諧和,猶如一粒小寶石,有輕靈自然之美。對李琪的恭維恰到好處,因而使此一黃州歌妓的芳名也永垂不朽了。中國詩的韻律很嚴,在用典故時需要高度的技巧,在和別人的詩時,也要用同樣的字,押同樣的韻。不知何故、蘇詩的韻,總比別人的用韻自然,並且他的用典,經仔細看來,含義更深。在寫散文時,他筆力所及,至為廣闊,自莊嚴純正的古文風格,至輕鬆曼妙叩人心弦的小品,無所不能,各臻其妙。東坡之以大家稱,不無故也。

    因此之故,蘇東坡在中國是主要的詩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畫家、書家,善談吐,遊蹤甚廣。天生聰慧,對佛理一觸即通,因此,常與僧人往還,他也是第一個將佛理入詩的。他曾猜測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陰影。他在中國繪畫上創出了新門派,那就是文人畫,而使中國藝術增加了獨特的優點。他也曾開鑿湖泊河道,治水築堤。他自己尋找草藥,在中國醫學上他也是公認的權威。他也涉獵煉丹術,直到臨去世之前,他還對尋求長生不死之藥極感興趣。他曾對神懇求,與妖魔爭辯,而且有時他居然獲勝。他想攫取宇宙間的奧秘,不幸未竟全功,只成功了一半,乃一笑而逝。

    倘若不嫌"民主"一詞今日用得太俗濫的話,我們可以說蘇東坡是一個極講民主精神的人,因為他與各行各業都有來往,帝王、詩人、公卿、隱士、藥師、酒館主人、不識字的農婦。他的至交是詩僧、無名的道士,還有比他更貧窮的人。他也喜愛官宦的榮耀,可是每當他混跡人群之中而無人認識他時,他卻最為快樂。他為杭州、廣州興辦水利。建立孤兒院與醫院,創監獄醫師制度,嚴禁殺嬰。在王安石新法的社會改革所留下的惡果遺患之中,他只手全力從事救濟饑荒,不惜向掣肘刁難的官場抗爭。當時似乎是只有他一個人關心那千里荒旱,流離餓浮。他一直為百姓而抗拒朝廷,為寬免貧民的欠債而向朝廷懇求,必至成功而后已。他只求獨行其是,一切付之悠悠。今天我們確實可以說,他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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