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历史的烟尘

现臣世自永，文启映天明，国朝学士立，宗祖得正兴，培后发祥远，福泽普继承，孝顺助宏开，中毓常显灵，作术可知善，邦家函安宁，千古一振圣，昌庆万年春。”

    现在，六百多年过去了，三台寺秦氏一门立字派的人正步入老境，宗字派的人正在中兴时期，据说已有了得字派的子孙，这些正在出生的子孙是跑在河流最前面的浪头上的花朵。按现在人口的出生率计算，祖先给我们预备下的“排行”至少可再用一千年，遗憾的是现在的人越来越不重视“排行”了，取名字，要么新颖，要么怪异，寄托了亲人和自己的某种期望，依不依“排行”已不在首要考虑之列。祠堂没有了，族谱失传了“排行”也将渐渐被人遗忘，现在的人大至还知道有这么回事，知道自己处于长幼的哪一个层面，一百年或两百年后，同姓人相见，只要不是直系亲属，大概只好都以兄弟姊妹相称了，这是不是有失长幼有序的人伦道德？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担心。有人也许会说，什么时代了，还讲宗族观念，真是封建余孽，哈。

    站在道公墓前，我并不是站在河流的源头，而是站在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的岸边，有点神龙不见首尾的晕眩。相对人类的、或者一个民族的历史而言，秦氏算什么呢？秦氏中我的家族又算什么呢？面对历史，个体显得多么无力，历史向来是只留下普遍性而泯灭个性的。那么我的追本溯源意义何在呢？

    我只是想证明一条河流的存在，它存在过并以旺盛的生命力继续存在着，我只是想稍稍揭开历史笼统的面纱，让人们看到它琐碎的真实面貌。个体容易被历史抹杀，但个体并不因为这种命运而失去存在的意义，有意义的历史由有意义的个体组成，缺乏个体的历史是苍白的。反过来，它也在证明我，我的生命不是无缘无故的，我的某些性格特征、我的精神、情感来自它的喂养和滋润，这就是生命的归依感。所以站在这条河边，我心怀敬畏和感激，我情不自禁地要去关注它，用有限的文字描述它的无限性。

    繁华与荣耀已不复存在，但在杨林，秦家仍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大家族。走进三台寺，随便找一个姓秦的人，都能给你讲一串秦家的故事，讲几个秦家的人物，特别是秦家八大房的故事，流传下来的最多。启字派的祖太公启皇生映辉映斗两个儿子，映辉公生了八个儿子，依“天”字派分别取名为“元、照、吉、祥、庭、谋、根、台”被后人称作“八天”现在三台寺的秦氏子孙，几乎都是“八大房”的后代。

    我家是第五房天庭公的后人。我曾写小文老太公轶事，讲的就是我爷爷的爷爷朝梁公的故事。梁公身长七尺，重达两百四十多斤，肚腹满如鼓，凸起可平稳搁放酒杯，让人想起弥勒佛的形像。梁公医术高明，名动归、兴、巴三县，却有一个不雅的外号——毛猴，家乡把做事粗心大意的人叫“毛搞神”梁公的“毛”跟他的医术一样出名，在家乡可能要传为千古笑谈，而他的“毛”又大多与他嗜酒有关。给人看病必须先看病，如果先喝酒，就会喝了就走，忘了看病。给他吃烟，走时就拿走了烟袋。叫他到坡里牵马，绳子拿回来系在马圈里，马儿却还在坡上吃草。一次给同宗兄弟露池公看杨梅疮，其家人再三嘱咐他出去别说，可能又喝多了，一出门，别人问，梁先生又在忙什么啊？他张口就说，我给露池看杨梅疮！弄得在后面送他的露池公好不尴尬。在这些事上糊涂，可在文字上，梁公可一点都不糊涂。马保长在走马岭上悬对：“马保长骑匹跛脚马走马岭上走，马靠。”一个月，没人能对上。梁公听说，当即对道：“牛贩子拉个揸角牛打牛池中打，牛嗥。”酸秀才向某出对难他：“喜气盈亭闹花庭”他出口就对：“口含稀屎无文章”让向某闹了个大无趣。还有诸如“金饭银饭金银饭，真种杂种真杂种”之类的笑话，已属家丑之列，不可外扬。梁公的对联不见得有多少文彩，但却充满了黑色幽默。我非常喜欢这个以医术和湖涂闻名于家乡的老太公，他骨子里的豁达与诙谐，使他更像一个老顽童。

    秦家祖上做官以武官居多，但耕读传家的祖训一刻也不敢忘。秦家子孙无论贫富，耕种之余，以读书为务。“天”字派以下，有二十几位公公考有顶子。秦家人办红白喜事，不问接了多少钱，而问接了多少顶子，接的顶子越多，自然这事就办得越排场越体面。东山公贩纸到夷陵，看到别人考学，便也走进考场去试一试自己的功底。谁想一考就中，东山公把功名以五百块大洋卖给了一周姓子弟，依然做他的纸贩子。凤山公考武科，耍的一把刀重九十六斤，考试时刀从背后掉到地上，东山公一个海底捞月把刀捡起来继续耍，考官问这一招叫什么？东山公从容地答道，这叫浪里捡柴。

    解放前，三台寺最有名的人物要算秦子高了，子高是其号，其大名叫学威，他是地方一霸，至今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天见子高，昏昏沉沉

    地见子高，草木不生

    人见子高，有死无生

    官见子高，异口同音。”

    子高真有歌谣唱的那么吓人吗？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们，大多有一部辛苦的发家史，子高的威望和财富，也是靠一步步的奋斗得来的。他的父亲朝人与梁公是堂兄弟，从小家贫。子高和其兄京伯两人既无钱读书，便游手好闲，到处惹事生非。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惹恼了我们的老太公梁公，把子高痛打了一顿，叔叔教训侄子，本无可厚非，但梁公看他们生活困苦的情形心里还是过意不去，于是许诺给子高三根大杉树。子高当时尚只有十五、六岁，有点不相信老太公的话，回去跟他爹说了这事，他爹说，既然叔说给你，你就去砍来呀。那三根大杉树真是大，每根都有近米宽的直径。子高父子三人用三根杉树的木料做了几幅寿木到巴东去卖，赚了一笔小钱，以此为本钱做起了寿木生意。没想到做发了，置地做房子，在族里伸直了腰杆。从此有一点余钱便用来买地，几年时间，大半个三台寺便成了秦子高的家产。有了钱便有了势，秦子高广交朋友，家里来往的都是县里乡里有头有脸的人，三台寺窝子里整天雾气沉沉，因为他们家客人太多，厨房里十几个灶台上蒸的煮的从没歇过火，来来往往吃饭的人川流不息，酒臭肉香弥漫在他的三个大天井屋里，终年不散。后来子高出任伏羲乡乡长，别人在那里当乡长不是当败了，就是被杀了，子高却在那里当红了，被升为县参议员。回乡时前来贺喜的人前面已到三台寺，后面的人排到了山那边的白鹤洞村，坐了一千多桌。秦子高有三百多担租课，一担十斗两百斤，也就是一年有六万多斤粮食收入，这点收入何以维持他家巨大的开支？到后期，秦子高已不是靠地和生意发财，而是钱生钱的高利贷。子高发行所谓花票，实际上就是他印制的“秦家货币”

    这样的一个人，他自己的生活却简单得很，他和家人穿着老蓝布衣服而非绫罗绸缎，住的土房子墙壁没有粉刷，房子里也没什么象样的家具。每次出门，远的时候坐滑杆，近处便挎一个布口袋自己去，口袋里装一个墨合子一支毛笔。子高又黑又高又瘦，却力大无比。不怎么爱说话，平常无事总爱端一根长长的烟袋蹲在他家大门楼子前的坝子里，一蹲就是小半天，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大概怎么也没想到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他将作为三台寺最大的恶霸地主被人民镇压，怎么也没想到他的儿子们一个成了被政府养活的老光棍、一个逃亡不知所归，读了许多年私塾的女儿在乡下过着普通农妇的生活。

    就在子高家日益兴旺的同时，梁公的几个儿子正在以不同的速度败坏祖上的基业，我爷爷的爹就是一个出了名的赌博佬，药房、榨房、鱼塘等都被他先后输掉，到爷爷这辈人，只有靠租种子高的土地为生。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败家容易置家难，一个曾经打锣吃饭的大家庭，几十年时间便衰败得不成样子了。而我们这些子孙却因祸得福，得以在新社会以光荣的贫下中农身份谋取到许多个人利益，造化弄人，福祸难以逆料。

    现在的三台寺与其他的山区农村没有多大区别，因地处偏僻、又是高山，显得更贫穷、更荒凉。秦家子孙在这片冷落下来的土地上继续着他们归于平淡的农民生活，他们无权选择什么，只能最终被历史选择，成为它琐碎的枝微末节——注定被时间的黑洞吞没的灰尘。

    到三台寺，落脚在朝圭公公家，他是八大房幺房的子孙，所以有很高的辈份。他带我们去看了子高的屋场，现在那里是一块平整的苞谷地，丝毫看不出人居住过的痕迹。“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尚是有物可凭的悲哀，这里可是连墙脚石都没有留下一块。倒是圭公的百年老屋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过去的架子屋，整栋房子先用大根大根的木料做架子，木头之间全用榫头衔接，不用一根钉子，这可是古老的木工工艺。架子树好了，外墙垒上土砖，隔墙装上板壁，房子就做成了。这样的房子只要木头不朽坏，住一千年也不会坏，其实这就是现代建筑中所说的框架结构。后来又去看了京伯的老屋，那是一栋有四层楼的土房子，九根顶梁柱方方正正十多米高，可以想象它们作为树的形像站在大地上的伟岸。

    走在废弃不用的笫三层楼上，在烟火满面的柱子之间穿行，心中生出许多奇怪的感觉。想到骡子趟的道公坟，想到碑上那一串串祖先的名字，想到此前看过的老房子旁边那遍山的秦氏人的坟茔，仿佛他们的幽魂一路尾随我寻访的足迹，全来到了这老房子中，他们没有形体却富有质感，在昏暗的空间里飘来荡去，和我一起寻寻觅觅。在三台寺，这样的老房子已所剩无几，这一栋大概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祖先的魂灵如果想找一个歇息的地方，后世子孙如果想找一个忆旧的地方，这里再好不过了。

    究其实，我不过找到了几座坟墓，几栋房子和一些散落在民间的传说而已。我不知道这对与之不相干的人意义何在，这是人的生活在彻底消亡之前仅剩的余渣，我用满腔热情把它们握在手里，仿佛真的握住了自己生命的来龙去脉。总有一天，它们会彻底消失的，我们也会，想到此，很深的疼痛便穿胸而过。穿过历史的烟尘，我能稍稍把握的，除了自己还是自己。

    疼痛是暂时的，心中更多的是对生命的坦然，因为时间之手就是这样无情，它不动声色地抹去一切，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