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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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柬一下吧，上周星期四，我还见到这位可怜的教皇在他病发之前在写墓志铭。我们想让他从那些伤心的想法里摆脱出去，他却说：“不，过几天就可以完成了。”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日晚上十一点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看了您的报纸，常令我难受。我看到全球报说，波塔利斯伯爵是我公开的敌人，为什么？我想夺他的职位吗？这东西麻烦大多，我一点都不想它。我祝愿他幸运常在。但是，如果他果真要开仗，我会挺身而出。人们似乎对一切，对不死的穆罕默德，对于从英雷撤离，都在胡说八道。

    最有可能的是，这次撤离将会重新把希腊置于土耳其的奴役之下，而我们将失去荣誉和四千万。法国人有惊人的妄想，但人们缺乏头脑和理智，听了几句好话就飘飘然起来，被人牵着鼻子走。更糟的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贬低朋友而抬高敌人。有人把我在一次关于公众自由和王权自由之协调的演讲里的说法告诉了国王，就因用了这种论调而受到大家的憎恨，这不是很奇怪吗？而那些让王权如此说话的人，却是新闻检查的最狂热的拥护者！还有，我将观看基督教首领的选举，这将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场面。此后，我的职业生涯便要宣告结束了。

    现在，罗马的娱乐活动已经停止，工作开始了。我不得不将一方面写信给政府，报告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得开始履行我的新职责了。我得祝贺红衣主教团，参加教皇的葬礼，我很爱戴教皇，因为人们不喜欢他，尤其怕他会是敌人。我找到了一个朋友，他从圣彼德教堂高高的讲道台上下来，对那些恶意中伤我的基督徒散布的谣言断然予以否认。后来，几个法国红衣主教与我不期而遇。我写信至少要介绍一下图卢兹的大主教1。

    1德克莱蒙托内尔(decler摸nt-tonnerre)主教，他是反对马蒂尼亚克法令的修士头领。)

    在忙乱中，普森纪念碑正在制作之中。挖掘获得了成功。我找到了三颗完整的头颅，一个蒙黑纱的女人半身像，一个当兄长的为年轻的妹妹所写的墓志铭。这些，都在等待着我去研究。

    说起墓志铭，我跟您说过，可怜的教皇在发病前夕，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料到自己即将去世。他留下一份文书，把贫穷的家人托付给了罗马政府：只有善爱他人者才有如此的德行。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二，星期四，于罗马

    罗马大使馆的续篇

    在说到重要事情之前，我想重提几件事。

    教皇陛下逝世时，罗马政权落人领导六品修士、神父和主教的三个红衣主教和摄政枢机主教的手中。大使们照例向圣彼德教堂尔举行的教皇选举前召开的主教团会议上致贺词。

    教皇陛下的遗体先陈列在西齐纳小教堂里，后于二月十三日(上星期五)移至圣彼德教堂的盛圣体的小教堂里。在那里一直保留到十五日(星期天)，然后将放置在现在庇护七世的骨灰存放处，庇护七世的骨灰曾经放在地下的教堂里。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致雷卡米耶夫人

    我见到了莱昂十二世的遗体，脸露在外，安放在一张简陋的灵床上，四周摆满了米开朗琪罗的杰作。我出席了在圣彼德教堂举行的第一次葬礼。几个特派的老红衣主教，他们的眼睛早已看不见东西了，用他们那颤抖的手指在核查教皇的棺材是否钉好。在火把同月光的照耀下，棺材被滑轮提起，悬在暗处，然后放在庇护七世的石棺里。

    有人刚给我送来了教皇的小猫1，那是只灰色猫，同它从前的主人一样温柔。

    1作者甚爱猫，他把此猫带回了法国，养在玛丽——泰雷兹诊所里。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致波塔利斯伯爵的电报

    伯爵先生：

    我有幸在第一封同电报一起寄到里昂的信和十五号快件中告诉您，我为寄出本月十日的两封信所遭遇到的困难。这些人还处在盖尔弗和古贝林的时代，似乎教皇早死或晚死一个小时便可以使一支皇家军队进驻意大利似的。

    圣父的葬礼将在二十二号(星期日)结束，教皇选举将于二十三日晚上开始。在参加了当天(星期一)早上的圣灵弥撒后，人们将把基利纳尔宫的单人小室摆上家具。

    伯爵先生，我不准备同您谈奥地利宫廷的看法，那不勒斯马德里和都灵内阁的愿望。拉瓦尔公爵先生在他一八二三年写给我的信中，描绘了一些红衣主教的个性特征，其中有一部分正是现在的主教。我们将会看到五号(及附件)、三十四号、五十五号、七十号和八十二号文件。部里卷宗中也有从别的渠道收集了几份笔记。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凭空想象的，可以看看，但不足为信。三样东西——女人的阴谋、大使的诡计和宫廷的权力不再造就教皇，他们也不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家庭特殊利益出发，这些个人和家庭想从教皇选举中寻找权位和金钱。

    今天，教廷将有许多事要做：异端宗教派别的会议，欧洲社会的巩固加强等等。一个走进世纪精神并成为开明的一代的领路人的教皇，能够使罗马教廷年轻化。但这些观点是红衣主教团里那些老顽固怎么也不能接受的。已步入风烛残年的主教们形成了一个就要同他们一道消亡的选举优势。坐在罗马的双重废墟上，教皇们的样子像是受过死亡的力量打击。

    那时，这些主教在否决塞维罗里主教后，选德拉让加(莱昂十二世)担任教皇。他们认为他活不了多久，但他居然活得好好的。他们对这一错误估计深恶痛绝。莱昂十二世在修士中选拔、启用了一些有才能的人，这是这些主教埋怨他的另一件事情。在另一方面，已故的教皇在提拔修士们时，想要使修道院有一些规范，因此，大家并不感谢他做的好事。那些被人们抓起来的流浪修士，被逼着站在大街上喝酒以免他们在酒馆里动刀子。征税方面并不见得好转；教皇某些家人滥用权力；甚至教皇去世期间使得剧院、罗马商人丧失了大量的利润，这些抵消了人们对这位值得最为痛惜的君主的怀念。在西维塔——维克厦，人们曾企图烧毁两个曾接受过教皇恩惠的人的房子。

    在众多的竞争者中，有四个人最为引人注目：布道首领卡佩拉里主教，帕卡主教，德格里戈欧主教以及吉斯蒂尼亚尼主教。

    卡佩拉里主教1是个博学、能干的人，但据说他大年轻了，当过修道士，对外事工作不了解，会被主教们否决。他是奥地利人，其宗教观点格外固执，狂热。但是，就是这个卡佩拉里，莱昂十二世在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对可以接受教士要求的国王的法令什么也没看出来；也是他，签订了罗马教廷与荷兰的和解协议，而这个协议主张授职给西班牙共和国的教士。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有着明智、随和、公道的心灵。我是从贝内蒂主教那里得知这些细节的。我于十三日(星期五)曾与他交谈过，这我在十五号的快件中已告诉过您了。

    1卡佩拉里(capellari)主教于一八三一年继庇护八世担任教皇，号格雷古瓦。

    对外交团体，尤其是对法国大使来说，重要的是，罗马国务秘书是个平易近人且精通欧洲事务的人。从各方面来看，贝内蒂红衣主教是个对我们合适的部长。他由于强硬派和修会成员之间的事为我们受到过牵连，我们应该祝愿地被未来的教皇再次起用。我曾问过他，同上述四人中哪一位在一起，他最有机会重掌权力，他回答说是卡佩拉里。

    帕卡主教和穗格里戈里欧主教在上述信件的五号附件中已有过详实描述。但帕卡年迈体弱，并且像拉索马里亚主教一样，已开始完全丧失记忆了。德格里戈里欧将是个合适的教皇，尽管他属于强硬派之列却仍不乏温和，他赶走了耶稣会的人，这些人在这里和在法国一样，有同样多的对手和敌人。他是地道的那不勒斯人，他又一次被那不勒斯和阿尔巴尼主教否决了。阿尔巴尼主教是奥地利驻教皇选举会议高级事务的执行者。德格里戈里欧主教是波伦亚的教皇特使，已有八十多岁高龄，且有病在身，有可能不会来罗马。

    最后，吉斯蒂尼亚尼主教是罗马贵族的主教，奥德卡尔基主教是他的侄儿，他确实会获得相当多的选票。但另一方面，他很穷，他的亲戚也很穷，罗马担心贫困需要救助。

    伯爵先生，您清楚吉斯蒂尼亚在西班牙任教廷大使时所干的那些坏事，而由于他在释放费迪南国王时给我带来的尴尬，我比别人更了解这些。在他现在所统管的利穆拉修遭院，他也并不表现得更为温和一点。他恢复了反对辱骂宗教者的圣路易法规，他不应是这个时代的教皇。此外，他是个博学的人，古希腊语和希伯莱语学者，数学家更适合从事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做交涉事务。我认为奥地利不会选他。

    总之，人们的猜测通常是靠不住的。一个人当权之后，往往会变。强硬派德拉让加主教就是温和的教皇莱昂十二世。也许在四个竞争者之外，会突然产生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教皇，如卡斯蒂格里奥尼1主教，邦弗尼蒂主教，加勒菲主教，阿雷佐主教，冈贝里尼主教，甚至最年老也最受人尊敬的红衣主教团首领索马里亚老主教，尽管他已患老年幼稚化病，但说不定正因为如此他会得以进入此列。他甚至有几分希望，因为他是奥斯蒂的主教和亲王。他如果即位，将会引起一场万人空巷的大运动。

    1卡斯蒂里奥尼(castiglioni)，他是后来的主教当选者当时是弗拉斯卡蒂的主教。

    大家猜度选举将会持续很久或很短暂的时间，不会有庇护七世死后的那种制度之争，教皇选举人的随员和反随员都不复存在了。这就使得选举更为容易了。但在另一方面，在获得一定票数的竞选人之间，会有一些个人之间的斗争。由于只需要三分之一的票数就可以当选，由于拉选票(但不应混同于排他)，候选人之间的摇摆不定将会持续并延长一段时间。

    法国想不想行使它与奥地利、西班牙共享的否决权呢？奥地利在以前的教皇选举中通过阿尔巴尼主教的介入曾行使过这一权力反对塞维罗里。如果法国国王想行使这一权力，那么他将反对谁呢？是不是费斯兹主教(如果偶尔想到了他的话)？还是反对古斯蒂尼亚尼？他该遭受否决带来的打击吗？妨碍选举自由的人是不是总有点令人厌恶？

    国王的政府打算把否决权交付给哪个主教行使呢？是不是让法国大使显得了解他的政府的秘密并显得准备在教皇选举使查理十世不快时对这次选举予以打击呢？总之，政府有没有偏爱的选择？它会支持这一位或那一位主教吗？当然，如果同一种族中的主教，也就是说，西班牙、那不勒斯，甚至皮埃蒙特想把他们得的票与法主教得的票合并在一起，如果我们可以组成一个王权政党，我们将会在教皇选举中取胜。但这一联合是个幻想，我们在各派红衣主教中，敌人远比朋友要多。

    有人肯定匈牙利首席主教和米兰大主教会来参加选举。奥地利驻罗马大使吕佐韦伯爵对未来教皇应有的平易近人的性格大说好话，还是让我们等待维也纳的指令吧。

    此外，我相信所有的大使在教皇选举时都将无所事事，我们在罗马毫无用处。而且我也看不出有任何利害关系加速或推迟选举进程(这是不在任何权力范围之内的事)。在意大利的外国主教参不参加选举，这或多或少应适应各国宫廷的尊严。但这对选举结果来说，其利害关系是微乎其微了。如果我们手头上有几百万来分发的话，还可能造就出一个教皇来。我只发现有这么一个办法，但这不是法国的习惯。

    一八二三年九月十三日我给拉瓦尔公爵先生的秘密指令中，我对他说，我们要求将来荣登教皇宝座的应是一个以仁慈和美德闻名的高级修士，我们只希望他足够博学、机智、随和，能正确判断各国政治形势，而不会以无益的苛求将其置入对宗教和王权同样不利的无法摆脱的困境中。我们想要一个意大利强硬派中温和的成员，能够得到各政党的认可。从我们的利益考虑，我对他的要求是：不会利用我们教士中可能形成的分化来扰乱我们的教会事务。

    我在一八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另一封秘密信中对新教皇德拉让加生病时的情况对拉瓦尔公爵说过：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位教皇，他凭其随和、平易的态度，独立于其他权力之外，他的原则明智而温和，而且他能成为法国的朋友。

    伯爵先生，今天，我作为大使，该不该继续执行，我作部长时作出这些指令呢？

    这封信的内容包罗万象。我只能简单地告诉国王选举的进程和可能出现的事件，不再牵涉到计票和投票的变化。耶稣会的人支持的主教有：吉斯蒂尼亚尼、臭德卡尔基、佩迪西尼和贝塔佐里。

    耶稣会的人基于各种原因和各种情况，他们反对的主要主教有：聚尔拉、德格雷戈里欧、贝内蒂、加佩拉里和米卡拉。

    有人认为，在五十八位主教中，会有四十八位或四十九位参加选举。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三票或三十四票将决定选举结果。

    西班牙部长拉布哈多先生，一个孤独而感情含蓄的人，在其严肃的外表下，我隐约觉得他受其身份的束缚甚深，其宫廷的指令什么也没预见到。他是这样写信给查理陛下驻吕加的代办的。

    很荣幸为您服务。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

    又及：

    有人说，邦弗尼蒂主教已有把握得十二票。如果他能成功的话，这一选择将是很不错的。他了解欧洲，在各种事务中，他表现出了杰出的能力和温和的态度。

    教皇选举会

    教皇选举就要开始了，我想粗略地描绘一下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的教皇选举法。教皇从何而来？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他们是怎样选举出来的？

    在自由、平等和共和将近奥古斯特时期彻底灭亡的时候，护民官总部在贝特莱昂诞生了。自由、平等和共和的全球伟大代表——基督，把十字架插在两个世界边界上，以后在他被钉在十字架而死之后，作为人类痛苦的象征、受害者和救世主，基督便将其权力移交给了他的第一使徒。从亚当到耶稣基督，是奴隶、奴隶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平等。而从耶稣基督到我的今天，是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社会，是没有奴隶或者至少是没有奴隶制的社会。现代社会的历史，开始于十字架。

    罗马主教彼德创立了教皇这一职位，独裁护民官也陆续由人民选出，大多数时候是在人民最卑贱的阶层中选出。教皇对民主、对纳扎雷特耶1稣创立的兄弟般新社会拥有暂时性权力。耶稣是制造犁铧和桎梏的工人，是视生母亲所生，是上帝和上帝之子，正如他的事迹所证实的一样。

    1纳扎雷特(nazareth)，耶稣诞生地。

    教皇有责任报复和维护人权，作为人类公论的首脑，即使再柔弱，他们也有力量用一句话和一个想法将国王赶下宝座；他们只有一个头戴修士方巾、手持十字架的平民百姓作卫兵。教皇走在文明的前列，向社会的目标迈进。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服从于一个他们只闻其名的教士，就因为他是基本真理的化身。在欧洲，他代表着几乎已毁坏殆尽的政治独立；在哥特世界，他是民众自由的捍卫者。正如在现代社会，他成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重建者。人们穿着当乞丐的兄弟的衣服，参加了他的军队。

    帝国和圣职之争是中世纪两种社会原则之争，权力和自由的斗争。教皇支持教皇派人，声明支持人民的政府；国王们则属于皇帝派人，推行贵族统治。这正好是希腊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当教皇站到国王一边，当他们也成了皇帝派的人时，他们便失去了其权力，因为他们脱离了自然的原则。相反，当政治自由直接回到人民手中时，教士的权力也就小了，因为人们用不着再由教土充当代言人了。

    中世纪时，空着的宝座交给了第一个占领者；国王跪着哀求教皇的原谅。王国遭禁，一句有魔力的话便使国家完全被剥夺了宗教。被驱逐出教的君主们不但被有才能的人遗弃，而且众叛亲离；王子们就像麻风病人一样遭人回避，与普通人隔离，等待着他们那永久性家族的消失。他们吃过的食物，他们碰过的物品，就像弄脏了的东西一样，要扔到火里烧掉。这一切只是委派给宗教并由宗教行使民众主权的影响。

    根据世界上最古老的选举法，教皇的权力从圣彼德转交至今天担任教皇职位的教士，从这个教士一个个往上数，可一直看到能接触基督的圣人。在教皇链上的第一个环上是上帝。主教由信徒大会选出。从泰尔蒂利昂1时代开始，罗马主教被称为主教中的主教。教士是人民的一部分，帮助选举。由于热情四溢它们破坏了最美好的制度和最具美德的性格，随着教皇的权力渐渐扩大，并企图进一步扩大。人类的竞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异教徒的罗马，类似的混乱在选举护民官时也曾出现过：两个格拉舒人，一个被扔进了台伯河，另一个被一名奴隶在祭复仇女神的林子里刺死。三三六年达马斯教皇的任命更是引起了流血斗殴，有一百三十七人丧生于西西尼的大教堂，即今天的圣母大教堂。

    1泰尔蒂利昂(tevtullien，一五—二二二)，拉丁作家。

    我们看到圣格雷格瓦被教会、元老会和罗马人选为教皇的情形。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走近教皇宝座。莱昂四世在八四七年四月十二日晋升为教皇以反对撒拉逊人保卫罗马，他的圣职受任礼一直拖到他能充分证明自己有勇气时才进行。同样的事也在其他修士身上发生过。森普利修斯升至波尔日主教时，他还是个在俗徒。直到今天(这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也许会选一个在俗教徒来当教皇，即使他已结婚。他的妻子也可以人教，和教皇一起接受各种宗教教义。

    希腊和拉丁的君主们想抑制教皇选举的自由，有时甚至夺去这一自由。他们经常要求这一选举至少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来路易——勒——德波奈尔的一纸勒令恢复了教皇选举最初的自由，这种自由根据当时的一项条约，经过教会和民众的一致同意后得以实现。

    民众所要求或国王所授意的选举，它产生的危机迫使法律作出了某些改变。于是罗马有了被称为主教的神甫和六品修士。他们的名字来自是他们充当号角或服务于祭坛的某一角，主教一词派生于拉丁语中的中心人物。教皇尼古拉二世在一五九年罗马训谕规定，只有主教才可以选举教皇，教士和民众只能接受选举的结果。一百二十年后，拉特朗训谕剥夺了教士和民众的认可权，使得有效选举要在主教大会上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

    但是，这个训谕并未规定选举期限和形式，所以在选民中产生了很大的混乱，而且在修改法令时也找不出任何办法可以制止这种混乱。一二五八年，在克雷芒四世死后，聚集在维泰尔贝的主教们无法统一意见，教皇职位，空缺两年。最高行政长官和城里的民众只得将主教们关在宫内，甚至有人说是腾空这个宫殿以强迫他们最终作出选择。格雷古瓦十世最终得以当选。为了防止未来滥用权力，制定了教皇选举会议；这样他拥有了权力或者一部分权力；他调整了一些选举的内部措施，与现时相差无几：单间彼此隔开，公共的大间用来投票，窗户全从外面堵死，只留一扇拆去石膏封泥，以向内公布选举程序。一二七年在里昂公布的教谕确认并改善了这些措施。这些规定的一个条款被废除了，这条文里规定：如果在选举期限超过三天以后，教皇还未选出，在此后的五天中主教们每餐只有一道菜；再往后就只有面包，葡萄酒和水，直至选出新教皇。

    现在，选举期限不再受限，主教们也不再像孩子一样受节食的惩罚了。他们的饭食放在架子上的篮子里，从外面进来时，还有仆人伺候。在隐居主教饰以纹章的华丽马车旁，一名武士紧跟着马，披着甲，身上还挂着剑。车队进入选举区时，杀鸡剁肉，桔子摆满街道，瓶塞也已打开，生怕某个教皇不露脸。古时的习俗，有的稚气，有的滑稽，都有不完善的地方。酒席搞得很奢华吗？饿得慌的穷人看到餐车经过，会作出比较，议论纷纷；酒席搞得一般吗？那会产生另一个自然的缺陷：穷人会对此嘲笑不已，瞧不起罗马大红袍。最好是不要这些俗套子，这在现代风尚中已不复存在了。天主教正本清源了，塞勒和阿拉普的时代又回来了。当今基督应独立主持这些盛宴。

    教皇选举中的阴谋士很著名的，有的甚至引起命案。我们在西方教会分立中看到，教皇与反教皇的人从罗马废墟的高墙上相互咒骂，互相开除出教。皮埃尔德吕纳一三四年在阿维尼翁进行教皇选举重新搞教会分立后，这种现象似乎显得要消失了。亚历山大六世一四九二年用阴谋收买了二十二个主教的选票，这有损他的教皇名声。在他死后留下了吕克雷斯的回忆录。西克斯特五世在选举中只在需要有人支持时才搞阴谋，他当上教皇后，便不再需要支持了。我在罗马一个别墅中看到过他姐姐的画像，一幅贫苦女人的画像，这爱闹事的教皇，怀着平民的自负，很高兴叫人给他画的。他对他姐姐说过：“我们房子里首要的武器就是这些破布碎片。”

    这还是某些君主向教廷发号施令的时代。菲力普二世把一些写有“陛下不希望某某当教皇，他希望某某取胜。”的纸片弄到选举场所。此后，选举中的诡计就只是一些没有闹出什么名堂的骚乱。不过，林佩隆和多萨却获得了亨利四世和教廷的和解，这倒是一件大事。杜佩隆大使馆明显逊于多萨的信件。在他们之前，杜贝莱预见到了亨利八世时的教会分立。在与教会分立之前，他从这位暴君那里获悉他将被送往教廷那里接受审判。在亨利八世的死刑判决发布时，他到了罗马。他争取到了一段时间派了一个信得过的人去了英国，只是因为路况不佳耽搁了回信。查理五世的拥护者们执行了死刑，亨利八世的传令者两天后才到达。一封信的延误推迟了欧洲政治形势的改变。英国信了新教。世界的命运并不见得就取决于比这更大的原因，在巴比伦，一只倒空了的杯子就使亚历山大从此销声匿迹。

    雷斯主教在奥兰比亚1时代来到达罗马，她在伊诺桑十世死后的教皇选举中参加了飞骑兵(人们对十位独立的主教的称谓)。他们抬举只会作画的萨谢蒂2，目的是要选上亚历山大七世。“沉默生智”3，作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并没有多大作为。

    1奥兰比亚邦费里(olimpiapanfili，一五九四—一六五六)，她漂亮而野心勃勃，在其堂兄伊诺桑十世当教皇时，曾起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2萨谢蒂(sachetti)意大利作家(—三三—一四)，有个美丽的脑袋，而不是智慧的脑袋。

    3“沉默生智”(saviocolsilenzio)是说他什么也不说，而显得聪明“飞骑兵”表面上支持萨谢蒂，目的是要选上亚历山大七世。

    德布罗斯主席讲述了他亲眼目睹了德，克雷芒十二世之死，看到了贝努瓦十四世当选，就像我看到莱昂十二世死在他那清贫的床上一样。摄政枢机主教敲了德克雷芒十二世的前额二三下，根据惯例，他拿一个小锤，一边叫着“洛朗佐科尔西尼”“他根本就不回答我。”德布罗斯补充说“就这样，让您的女儿变成了哑巴1。”在那个时候，对待最严重的事情，人们往往拍拍死去的教皇的头，就像敲打智慧之门一样，一边喊着静静死去的人的名字，也许能启发证人玩笑之外的某些东西，这是从莫里哀那里学来的。如果克雷芒十二世从冥在深处问道：“你想拿我怎办？”第戎的轻率大法官该怎么说呢？

    1英里哀屈打成医生中的台词。

    德布罗斯主席给他的朋友库图瓦寄了一张参加选举的主教名单，并在每个人的名字上写了一句表示“敬意”的话：

    加达尼：虔诚，伪善，没有思想，没有爱好，可怜的修士；

    阿卡维尼达阿贡：外表高贵，体态微胖，思想像外表一样；

    奥托博尼：没有道德，不讲信用，生活放荡，破产，其余爱好：艺术；

    阿尔贝罗尼：火暴性子，焦虑，好动，受人鄙视，没有道德，不体面，没有思考力与判断力。据他说：红衣主教就是一个穿红衣服的人。

    名单上其余的人，评价一样难听，他们的整个思想在这里都是厚颜无耻的。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德布罗斯去圣庞克拉斯和英国人吃晚饭，大家模拟教皇选举，阿塞韦德爵士取下假发代表主教长老，他们唱着请众同祷2曲，阿尔贝罗尼主教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投票当选。波旁王朝陆军统帅的新教徒士兵在圣彼德教堂任命马丁路德为教皇。现在，既是罗马的祸患又是它的保护神的英国人对允许人们在百姓门外布道的这一宗教信仰曾表示了尊重。政府和习俗将不再容忍这一丑闻。

    2神甫祈祷时的用语。

    在选举中，如果某位主教被捕入狱，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和仆人在黑暗中一齐动手去挖新砌的墙，直到挖出—个小洞，夜间把绳子从那里穿出去，通过这个办法向里里外外传递消息。此外，观点可靠的德雷斯主教讲述了他曾参加的教皇选举中的一些痛苦经历后，讲了几句很好的话：

    “我们在那里(选举的地方)总是生活在一起，有着在国王内阁里一样的尊严和文明，有着亨利三世宫廷里一样的礼仪，有着圣职社社团里一样的亲切，有着初修院里一样的谦虚和至少在表面上可以说果及其团结的兄弟般的慈善。”

    当我对这个长长的故事作完概述时，故事开始时的庄严和结尾时的近乎滑稽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以上帝之子的庄重伟大揭开序幕，但这伟大随着宗教偏离了它的初衷而不断缩小了，最后以亚当之子的渺小而告终。教皇逝世后，我们几乎再也感觉不到十字架最初的崇高了。教皇没有家，没有朋友，他的遗体放在床上，暗示着人类在福音社会里绝对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暂时的君主，会对死去的教皇致敬；作为人，他的尸体则被扔到教堂门口。那是罪人以苦行赎罪的地方。

    致波塔利斯伯爵先生的信

    伯爵先生：

    我不知道国王愿不愿派一个特使到罗马来。国王委派我驻任罗马教廷是否合适，如果第二种情况下，我将荣聿地请您注意到，我拨给德拉瓦尔公爵先生的特别服务费。在一八二三年，这笔费用高达我还记得，四万至五万法郎。奥地利大使，达波尼伯爵先生，先是收到宫廷寄来的三万六千法郎第一笔费用，然后每月添补七千二百法郎作为选举期间的日常开支。还有一万法郎的礼品费和使馆花销费用。伯爵先生，我并非有意与奥地利大使比阔(像德拉瓦尔公爵那样)，我既没有租车，又没有租马，也没有令罗马下等人称赞的仆役制服。法国国王是个大贵人，他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他的各位大使的排场，如果他愿意的话。借贷的慷慨，这是灾难。所以，我将坐着我那辆普通的马车，带着我的随从，简朴地去选举场所。剩下的问题是，国王有没有想过，在选举期间，我必须做一些交际应酬，而这些是我日常的薪水无力支付的。我不要求什么，仅仅把问题提出来，听候您和王室的裁决。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二月十七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