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常迁移的缘故,孩子们学到的东西不兔有些零乱,但是,两、三年后,米尚卡和米桑卡毕竟学会讲几句流行的法语和德语,掌握了几门学科的基础知识。等他们一满十岁,便可以送他们到莫斯科考中学去了。
当然,这个成绩的取得,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的,所幸的是,在频繁的流浪生活中,她善于自持,不卑不亢,没有堕入小丑的境地。这证明她立身处世很有分寸,而在破落的小地主圈子里,为了吃口安闲饭,很少有人不卖乖现丑,借以博得比较富裕的同类的欢心。她精明、机灵、谨慎。不随便说话,不道东家长西家短,总之,她举止端庄,处处表现出她不是寄食者,而是跟主人平起平坐的客人。在这方面,米尚卡给她帮了不少忙。他是个温和、感情丰富、逗人喜欢的男孩。他无论到哪里,主人们不但不嫌弃他,而且往往劝他母亲把他留下来,多住一些时候。但是,马丽亚-马辽夫娜最担心她的儿子变成庸碌无为的寄食者,加上她早为两个孩子立下一套特别的计划,因此,不管人家怎样劝说她,她都不肯屈从。
“不不,这怎么行呢!”她总是这样谢绝说“他会让您讨厌的,再说,孩子也不应当离开母亲。”
于是,她便回家去小住一个时候,或者按次转到另一家邻里家里去。
我再说一遍:左洛杜沁娜善于在任何情况下保卫自己的名声,决不让人家奚落她,而在我们那野蛮、粗暴成风的穷乡僻壤地方,穷人是常常遭人奚落的。只是有一次,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竟对她开了一个低级的玩笑。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吧。
七月四日是斯特隆尼柯夫的命名日,贵族长的府邸里举行午宴。来宾不下五十人,左洛杜沁娜也是其中的一个。午宴临近结束时,开始上甜品,还有当年刚上市的樱桃香按酒。上了一盘草莓,大约有一百五十来颁,因此每个客人只取了一两颗,品尝品尝。可是马丽亚-马辽夫娜没注意到这个,轮到她时,她整整取了一撮,而且还要再取一撮。不用说,斯特隆尼柯夫忍不住了。
“我知道,马丽亚-马辽夫娜,你不是为自己,是想带给孩子们吃吃,才取了这么多草莓,”他说“这样吧,回头散席后,我吩咐底下人拣一盒子草莓,送到你家里去。至于你刚才取去的那些,请你放四盘子里去吧。”
马丽亚-马辽夫娜弄得很狼狈,但她是个明理的人,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便毫不辩解地把自己取来的草莓放回盘子里。回家后,她第一件事便是向家人追问,斯特隆尼柯夫是否送来了他许下的一盒草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吩咐家人拿来她看看。
唉!小盒子里倒是装满了樱桃可是,全是些湿漉漉的、发白的、从去年的樱桃酒里剔出来的!
当然,左洛杜沁娜这一次只得吞声忍气,但她与其说是为自己,不如说是为孩子们感到莫大的耻辱。直得赞许的是,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进过贵族长府邸的门槛。
马丽亚-马辽夫娜终于跨出了带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两个孩子眼看就是十一岁,穷乡僻壤在儿子的学业方面所能提供给她的条件已经利用殆尽。不得不认真考虑让孩子们继续求学的问题。自然,她的目光首先投向莫斯科。不知是她自己想出的主意,还是她父亲指点了她,一天早上,她给双生子穿上新衣服,带着他们上“乐园”去了。
“你们当心点,要多吻几次伯爵夫人的手!”她在途中叮嘱孩子们。
“乐园”的领主,安德烈-符拉季米罗维奇-库兹明一彼列库罗夫伯爵冬季里通常住在莫斯科他的府邸里,夏天他带着他那位当过女伶的法国太太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布里米什到“乐园”来避暑。他们生活阔绰,无儿无女,时常在领地里招待莫斯科的朋友们,可是与乡邻们却不相往来。那时候,有一些老户人家的子弟,他们心力交瘁却又自命不凡,表面上,他们和同辈们维持着平等的关系,实际上,他们卑躬屈节,摇尾乞怜,不惜拿自己的生命换取达官显贵们的支撑。伯爵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他经历了文雅而富裕的白痴们经历过的一切磨练。他生于巴黎,在牛津大学念过书,一度在驻柏林大使馆里当过attache1,不久离开公职,最后迁居于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冒充英国通,并且要写一篇以时间之流的长河为题的文章,每晚临睡之前写上一两行。他的外表很不雅观:走起路来,不弯腿,只挺胸,直来直往;细长的颈脖自命不凡地顶着一颗大而无当的脑袋;枣红骏马式的马脸上布满了桔色的斑点。他根本不过问庄地的营生,对农事一窍不通,他把全部管理工作交给村长和总管,由他们全权处理,只要他们能分毫不爽地执行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的任何吩咐就行。
1法语:使馆随员。
左洛杜沁娜的谋划一向是成功的,这一次她也很走运。她到达“乐园”的当儿,正赶上伯爵夫妇在家里感到非常孤寂的时候。可是,伯爵听说来访的“客人”是一个什么左洛杜沁的未亡人,而且又是那位出了名的马丽亚-马辽夫娜,不禁怒火冲心,正待发作,幸亏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这时心绪良好,她吩咐请客人进来。
马丽亚-马辽夫娜牵着两个孩子,走进伯爵豪华的客厅,她的新印花布衣裳一路上发出——的声音。米尚卡见到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立即跑过去吻她的手;可是米桑卡面孔红得象只大虾,紧紧揪住母亲的衣裙,带着一副挑衅般的固执神情四处张望那些从未见过的摆设。
“快去,好乖乖,快去!”母亲鼓励他“去吻伯爵夫人的手。”
“我不去!”米桑卡固执地说,把脸藏到母亲的衣服的褶襞里。
“别勉强他吧!”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替米桑卡说情“您的这个孩子是个野人,还不习惯礼仪。等我们混熟一点儿,他自己就会看出,我身上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可是,您的这个孩子多么可爱啊!”她端详着米尚卡,补充道:“看看都叫人高兴!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米哈依尔,夫人!”
“多漂亮的名字。michel!您会喜欢我吗?”
“我现在就喜欢您,夫人!”
“噢,您瞧。您喜欢我,我也喜欢您,您是个可爱的好孩子。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处得很好的。”
总之,米尚卡立刻征服了这善良的法国女子的心,而米桑卡却因为缺乏教养一上来便失去了接近她的机会。
马丽亚-马辽夫娜对伯爵夫妇说,孩子们听了许多关于“乐园”和它的美景的传说,老是要母亲领他们来看看二位大人是怎样生活的,她实在没法推却,便带他们来了。这个表白显然使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非常高兴,她自愿带领客人们去参观小花园、大花园、温室。
“我希望在参观以前,您能同我们一起用早饭,”她亲热地补充说。
“我马上吩咐他们把您的马车卸了吧,”伯爵也插嘴说“您不是走了很远的路吗?”
“大概二十五俄里吧,大人。我那是什么马车!一辆席篷车罢了。我已经把它寄放在村子里一个庄稼汉家里了。”
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不觉大吃一惊:贵族太太竟坐着席篷车出门:可是当左洛杜沁娜说出下面一席话的时候,她越发惊诧了:
“我是一个不幸的贵族,夫人:我的领地上一共只有四个农奴和四十俄亩土地——就这么大个家当!”
“唉,天啦!四个农奴est-cepossible1!那您怎么生活呢?”
1法语:难道这是可能的吗!
“那算什么生活,夫人。我们不是生活,是混日子。您瞧,孩子们多可怜。”
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大失所望。她困惑莫解地和丈夫交换着眼光,终于从胸膛里迸发出一声哀号:
“政府是干什么的呀?唉,我多么可怜您!andre1!政府不是应当支持贵族阶层吗?贵族不是社会的栋梁吗?你一定要把这一点写进你的文章里n-est-cepas2?唉,我多么可怜您,多么可怜您啊!”1法语:安德烈,即她的丈夫。
2法语:不对吗?
在饭桌上,马丽亚-马辽夫娜历数她的飘泊生活的种种细节,而她越是把那不堪回首的经历告诉好心的主人,他们对这位受苦受难的母亲的同情便越深切。
一句话,对左洛杜沁娜来说,这一天是以大获全胜而告结束的。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亲自领客人参观了“乐园”的仙境,随后,不仅招待他们吃了中饭,还留他们在这里过夜。不过,最大的收获是:就在这一天里,决定了米尚卡和马丽亚-马辽夫娜本人的命运。伯爵愿意负担米尚卡的学费,送他进莫斯科贵族学校念书;谢丽娜-阿尔希波夫娜则邀请左洛杜沁娜去莫斯科,在伯爵府里当管家。
“这样,您的儿子的教育就有了保证,”她说“同时您也不会同您的爱子分离。”
在这些谈判中,役有一个字提到米桑卡。这分明是伯爵夫妇不喜欢这个野孩子的缘故。马丽亚-马辽夫娜也不好强求更多的恩惠。
自然,她并没有忘掉她的另一个儿子。不过,她脑子里忽然想到了一条妙计,可以轻而易举地为米桑卡安排一个去处。我上面说过,左洛杜沁娜有个姐姐是嫁给省城里一位教区牧师的。马丽亚-马辽夫娜很有把握地想到:姐姐和姐夫都是心肠很好的亲戚,他们生活优裕,又没有子女,一定乐意养活这个姨侄儿,送他上省立中学去念书。不久,她的希望果然实现了。
这样,两个孩子都有了着落,马丽亚-马辽夫娜也可以舒舒坦坦松口气了。八月末,她开始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斯洛乌申斯科耶;她把“上房”的门窗用钉子钉死,把产业和家奴委托给老父亲照料。在两个孩子上学念书的整整七年中,每年夏天,她以女管家的身份跟随“主人”由莫斯科来“乐园”消夏时,趁便偶尔回老窠去看看。她的景况看来不坏;“主人”很器重她,给她的工钱不少,因此她有了积蓄。她的老父亲,除了家奴的食用,卖掉剩余的农产品后,也把钱积攒起来。
七年后,米尚卡念完大学,考了个头名学士,官费出国留学。不久的将来,他大概便是一个大学教授了。米桑卡,当然,他落后了,但他毕竟还是有成就的:几乎就在同一个时期,他在中学毕了业,可是他不敢考大学,便在省政府谋了个差事。
送走了米尚卡,给米桑卡寄去了祝福的信,左洛杜沁娜便离开伯爵府,回到斯洛乌申斯科耶镇。从此,她不再上邻里家混饭吃,她靠自己的钱在自己的家里舒舒坦坦地过了六、七年清闲日子。她去世的时候,心境泰然,一无牵挂,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有了工作。米尚卡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米桑卡升到十二品文官,很受上司器重,而且享有模范科长的美名。
两个儿子回来办理她的丧事。弟兄俩平分了母亲遗留的现款(约五千卢布),并且决定释放家奴,把庄园连同全部土地无偿地送给他们。
继斯列普希金娜之后,这是敞乡地主的又一义举。
这一章和前三章写到的几个人物在我记忆里留有最深刻的印象。但是,为了充实这幅图画,我认为,再简短地提到几位村邻,决不是多余的。
首先,我要谈的是彼尔洪诺夫和梅塔尔尼柯夫,用今天的话来说,前者是个自由派分子,后者是保守派分子。
其实,这两个称呼在当时并不存在,因为据我记忆所及,那时候压根儿没有阶层或者党派之争。那是一个愚昧而黑暗的时代。人们管政府叫做“上司”而“内政”一词的概念,用“刺猖手套”1和“衙门的秘密”两个俗语便已包罗无余。“衙门的秘密”用它那穿刺不透的帷幕掩盖着一切,只是在莫斯科新闻披露一点关于伊凡诺夫斯卡雅教堂和别的教堂的钟楼整日鸣钟、刽子手在本市广场上执行当众鞭笞刑2一类消息时,那帷幕才偶尔被揭开一角。但是,那时各地时常发生内讧,这些内江不象我们穷乡僻壤常见的争论那样猥琐;这些内讧证明;尽管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可是从总则的字里行间有时毕竟会蔓生出某些片面的枝节问题,给庸人们的相互关系抹上几分党派的色彩。
1俄语中有俗话谓“将某人捏在刺渭手套里”意为“对某人严加管束”这里是说沙皇政府残酷压迫人民。为了照顾下文,按字面译出。
2俄国在一八四五年以前实行的一种酷刑。
格利高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尔洪诺夫住在离斯洛乌申斯科耶镇不远的一座古老的祖传庄园里。他已经上了年纪,是个顽固不化的光棍,拥有相当多的财产,使他足以自称为独立派。他生就一副不肯安份的脾气。笼罩着四周的“衙门的秘密”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促使他去探寻“刺犯手套”的真谛,而这种探索活动赋予他个人以某些与他的同辈地主颇不一样的特点。
在“自己人”当中,他以自由思想者和爱说俏皮话者著称(他们说他有一条“剃刀舌头”),其实他很不配享有这个声誉。
他的自由思想仅仅表现在一些相当低级、龌龊的亵渎行为上,表现在他经常在地方当局的文理不通、轻微的违法和诈骗事件中寻找一些俯拾皆是的材料,借以进行惹人生厌的批评上。
他的住宅是散布上自法官和县警察局长,下至低级录事等官儿们的种种流言的中心地。遗憾的是,他从不放弃制造趣闻较事的机会,这就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对他的批评的独立性的信任,使他的批评带有一种(如当时人们所说)哗众取宠和自以为是的性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的批评绝不越出我们穷乡僻壤的范围,第一,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修养去评论高级官吏的行径;第二,因为高级官吏的圈子封闭得十分严实,不仅这偏僻的小地方,就是比较大的城市里,这一阶层也是从不透露消息的。然而,尽管他的批评无伤大雅,政府当局对他还是侧目而视,把他列人不良分子的名单。他们甚至常常通过贵族长对他加以指责,发布指示,要把他送往马卡尔都不愿去收放牲口的地方去1。每当发布这样的指示后,他暂时安静一些时候,但不久他又故态复萌;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他倒太太平平地过了一辈子
1指流放到极偏僻的地方。
至于说俏皮话,彼尔洪诺夫在这方面的本事,同他在腐败的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一些简单的观念倒是很相称的。他乱改别人的姓名,给别人起诨名,无休无止地作出种种虽然简单、有时却令人十分难堪的恶作剧。他管卡列利亚-斯杰潘诺夫娜-切普拉柯娃叫卡瓦列利亚1-斯杰潘诺夫娜,管塔拉斯-普罗霍雷奇-梅塔尔尼柯夫叫塔朗塔斯2-普罗霍雷奇,大家听了很高兴。或者,他送给法官格拉札托夫一个译名:“放荡的神女”大家听了更是乐不可支。如果他在某位留宿的“普通”客人的枕头底下放一块臭干酪,或者在褥单上撒些食盐,那么,大家便快乐得没有尽头。他们互相奔走相告,悄悄私语,放声大笑
1意为女骑士。
2意为蟑螂。
此外,自由派和爱说俏皮话者这个名声,给波尔洪诺夫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由于这个声誉,在农村改革时期,他以“好挑眼者”的资格当选为本县参加省农民委员会1的委员,甚至还由省委员会钻进了编纂委员会2。
1一八五七年;立陶宛三省成立贵族代表委员会(见四七七页注1),翌年,各省有成立了同样性质的委员会,即这里所说的“省农民委员会”
2为了审查各省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并起草全国性的改革方案,沙皇中央政府于一八五九年三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设委员三十一人。
塔拉斯-普罗霍雷奇-梅塔尔尼柯夫同彼尔洪诺夫完全相反。彼尔洪诺夫是个可疑分子,又爱调皮捣乱,梅塔尔尼柯夫却以极其忠诚、思想坚定、举止严肃著称。在他的人生观里,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正正经经、无庸争辩的,一切都说明,他早已为自己确立了一条足以保证他不偏不倚的正道儿。他怀着忠君的思想,沿着生活的道路前进时,本能地忖度着应当在什么地方止步,才不致碰壁。凡是彼尔洪诺夫庸人自扰、大声疾呼“太不象话”的事情,他总是用教训的口吻,信心十足地肯定说:“我们这就很不错啦!”
不言而喻,政府当局不但不会斥责他,而且关怀备至地成全他,让他抱着我不惹人、人不惹我的美妙思想,同别人一起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不惹人,人不惹我,是当时大多数人半由自愿、半由对犹太教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理想。至于同侪地主们,梅塔尔尼柯夫在他们中间素以谋士著称,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怀着亲切和尊敬的态度接待他。这种一致的尊敬极为明显地表现在塔拉斯,普罗霍雷奇历次被选为任期三年的县警察局长这件事上;大家一致推选他,谁也没想到要和他竞选。
彼尔洪诺夫和梅塔尔尼柯夫永远互相抱着敌对态度。他们很少见面。但只要他们碰到一起,就会有看不完的好戏看。惹事的自然是彼尔洪诺夫,梅塔尔尼柯夫却只有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份儿,可是两个人都显得如此“滑稽可笑”以致他们的会面常常给人留下一些久久不能忘怀的愉快回忆,使地主家庭在漫长的冬夜里的乏味的闲谈变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
其次,我还可以谈谈离我家最近的村邻乌尔望借夫兄弟,我所以还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行径反常到了十分奇特的地步。
他们的父亲,扎哈尔-卡皮托尼奇-乌尔望错夫,我们县里最破落的地主,象彼尔洪诺夫一样,也属于“调皮捣蛋”分子,他们精神空虚,不关心公益事业,因此他们对当时那种灰暗的生活倒是很满足的。但是他的胡闹太令人生厌、太无耻,以致连我们穷乡僻壤也不肯拿他当作自己的同类看待。他孤单地无所事事地呆在自己的窝里,不参加地主们的宴饮游乐,在驯服的家奴们当中发泄他的恶作剧的本领,甚至不怜惜他嫡亲的家属。
他的妻子死于生产,给他留下一对双生儿子,他给他们两个都取名扎哈尔。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为他们在同一个团队里安排了士官生的位置。这还不算,他在临终时,立下遗嘱,用毫无道理的方式将庄地(不幸,它是他自己挣来的产业)分给他的双生儿子。他把主宅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招待客人的讲究房间,归一个儿子所有,另一部分是住人的房间,归另一个所有;又把二十三家农户交错分配:第一户分给一个儿子,第二户分给另一个儿子,依此类推。遗憾的是,第二十三户怎样处理,他却只字未提。
这些恶作剧造成的后果,首先表现在两个孩子对父亲的无尽的仇恨上。在他死后,两个被他的胡闹弄得不和的兄弟便进而彼此仇恨起来。两兄弟都叫扎哈尔-扎哈雷奇;两兄弟都以同等官位、穿着同样的制服,同时退役;两兄弟都无法确定自己的地界所在,而对第二十三家农户的归属问题,象一个无法揭晓而又十分诱人的哑谜,同样摆在他们两人面前。
此外,象双生子之间常有的情形一样,两兄弟的外貌也长得一模一样,非但邻居,就是家里人也分辨不清谁是谁。就精神境界而言,两兄弟的为人处世也大都受着同一的教养的支配。
景况是无法改善的,几乎是悲剧性的。这环境成了无尽的流言的来源地。流言主要起源于荒唐的老头子在他的末日制造的可悲的家庭纠葛。
我记得,我们家里常常谈起一些不足为信的轶闻,尤其是在老头子死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混乱状况达到极点的时候。
“前两天在符亚里清(这是乌尔望错夫家的庄园的名称)又发生了一场火拼,险些闹到杀人的地步!”一位客人说。“两兄弟到白桦林去采蘑菇。一个从这头动手,另一个从那头动手。他们想着心思,迎面走去,彼此都没有注意到对方。忽然,他们互相碰着了。他们瞪着眼互相望着:‘是他吗?不是他吗?’谁也不肯先让路。唔,这样他们就干起来了,就”
“不,请您想想农民的处境吧!”另一位客人打断了他的话“头些日子,一个兄弟把另一个兄弟的全部庄稼汉抓来,抽了一顿鞭子,可是那些傻瓜还以为是自己的主人在打他们”
“真象是假面舞会!”
或者:
“他们早晨一起床就打主意捉弄亲兄弟。一个扎哈尔听说他兄弟昨天安排了农活,他就去把命令取消了。就在这同一个时间里,另一个扎哈尔也跟他兄弟开了个同样的玩笑。弄到庄稼汉们现在在路上一看见扎哈尔-扎哈雷奇,不管他是自己的那个,还是不是自己的那个,连忙丢下铁锹就逃!”
或者:
“糟老头子在遗嘱里这样给孩子们分配产业;这家农户——给我的儿子扎哈尔-扎哈雷奇第一,这家农户——给我的儿子扎哈尔-扎哈雷奇第二。法官来给他们分家,说:‘二位先生,你们的事好解决!您,扎哈尔-扎哈雷奇,您当乌尔望错夫第一,您呢,扎哈尔-扎哈雷奇,您当乌尔望错夫第二。’可是法官还没转身,他自己也弄不清他刚才管哪一个扎哈尔-扎哈雷奇叫第一,哪一个扎哈尔-扎哈雷奇则第二了。最后他想了个妙法:拿来两张小纸条,编上号码,一人胸前贴一张。这样才给他们分好了遗产。”
等等。
显然,在这种骇人听闻的条件下,是没法共同生活下去的。因此,乌尔望错夫兄弟没有忍耐多久。他们在我们乡下过了不到两年,便抛下父亲的宅子和村庄,同时离开家乡,不知所终。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彼得-安东尼奇-格利勃柯夫,大家全管他叫公狗安东尼奇。
我个人从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小时候听到的有关他的几件事,那真是可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在这方面连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也望尘莫及。特别可恶的是他的内房生活。由于这个缘故,邻里们不仅没有一个人同他交往,而且连讲话中也不提起他,仿佛害怕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在家人中间引起骚乱似的。他受过几次审判,一再受到监护处分,受到逐出庄地、不得返回原籍的判决,但是,由于监护人员的软弱,他跟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又是远亲,他仍然安安稳稳地留居在他的奥伦金诺村,为非作歹。不过最后,他遭到了比安菲莎-波尔菲利耶夫娜的下场更加严酷的惩罚。一天深夜,大约三十名农民(几乎是整个庄地的农民)包围了主人的宅子,冲进卧室里,将主人倒吊起来,放火烧了他的住宅。第二天早上,奥伦金诺的庄园变成了一堆瓦砾。只有少数几个后房的囚徒幸免于难,后来她们都做了这个案子的告发者。
我记得,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全家人一言不发。父亲脸色苍白,母亲不时抽动嘴唇分明是发生了不应当让我们知道的事。可是,什么事都瞒不过好奇心很重的斯杰班哥哥,这一次他也很快打听出了事情的经过,因此到了晚上,我们孩子们都知道了奥伦金诺事件的原委。
其他村邻,虽然还有很多,我就不谈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的面貌是这样模糊,如果让读者受累,把注意力放在听我关于那群面目不清的人物的回忆上,那就完全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