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派出所

，我是个外籍人；北京政府要驱逐一个外籍人时。最方便的指控藉口就是"私下交易"。我不要送给它一个藉口。更何况野火集已经在北京销了十五万本，这样的书不晓得何时何地会突然成为禁书；更何况，经过我不能解释的巧妙过程，我竟然就被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旅馆里面不，我还是暂时不要出面，再等等吧！

    可是，北京的法律有多么文明？语言不通、满手粗茧的乡下人在派出所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一个贩夫走卒有多少人权的保障、多少公民的尊严？

    将近十点了，我在房里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电话铃却轰炸似地响起来。

    刑警队请我立刻去派出所。

    计程车在黑漆漆的胡同里绕着，在一个黑漆漆的胡同口被拦下下来；便衣警察早等在巷口。

    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凹凸不平的路面，派出所在一个黑漆漆的院落里.看不清面貌。刑警边走边讯问：

    "您是台湾的作家？"

    "是。"

    "和侯建威什么关系？"

    "表兄妹。"

    "您为什么来北京？"

    "处理版权问题。"

    "那九千块钱是您的？"

    我愣了一下，又明白过来；表哥大概认为由台胞身份的我来担负这九干块的私下交易比较保险。

    "我可以见见表哥吗？他已经在你们这儿好几个小时了。"

    "不。请等一等。我们想先跟您谈一谈。那钱是您的吗？是您要侯建威去换的吗？"

    我沉吟不答。

    我该怎么衡量这个情势呢？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笔钱属于我，所谓的"海外学人"、"台胞"、"作家"，或者属于侯建威，一个不会说北京话的中国农民，应该在法律上不构成任何差异。然而我知道：有人抢了"台胞"的钱，因为是"台胞"的钱，所以判了死刑。一个台湾记者被抢了一百块钱之后，不敢报案，他说："报案？万一那个人被判了死刑怎么办？"

    思绪百般回转，另一个便衣警察，长着张年轻的娃娃脸，走到我面前。我和他握手。

    "你的笔锋很利。"他开口说。

    "什么？"我瞠目结舌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地听到这样的客套虚话，真是不合时宜。

    "您表哥进来报案的时候，"娃娃脸警察说，"我正在读您的野火集。"

    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表哥正襟危坐着，两手放在膝上，像个规矩的小学童。原先接我的刑警继续向他问笔录。

    "总共有四个人在车里，一个麻子，一个胖子，一个戴墨镜，腰上有对讲机，还有一个呢？"

    在另外一个角落里，读者面对作者，提出问题：

    "龙女士，您的书我很喜欢，可心里又有很多问题。太多的自由不会造成动乱吗？您觉得民主适合中国国情吗？"

    我的耳朵游离地听着两个角落里的声音。

    "你知道，要不是你表妹的关系，你这案子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北京像这样的欺诈案每天都有好几件——"

    "人民跟政府'对立'，那政府怎么做事呢？"

    "你说的车牌号码我们已经查过了，是假的，根本没那个号。那是个专门的、职业的欺诈集团。总而言之，你太贪心了。"

    "台湾的民主又到了什么阶段呢？国民党怎么会把权力让出去呢？"

    "我们明天会带你到几个点绕绕，看看是否会碰到些线索，可我想希望很小"

    午夜十二点。在北京一个灯光黯淡的派出所里，我在一本删节过的盗版野火集上签了名。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一日晚上。

    我无法忘记警察那对清纯的眼睛，同时充满了追求真相的渴望和对真相的疑惧。

    一九九一年四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