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p;[注十]自“文革”以来，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读者慢慢会抱怨，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我说。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作呢？总共两个特点——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这难吗？笑话！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恩忖片刻，讲了一个，备忘于下：“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那群人问：“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王某听他们把“保”排在前面，就说：“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王某跑出车站，立足未稳，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慌忙说后一种：“反！”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王某想：这地方真怪，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他连忙返回车站，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转眼之间，他又被一群人围住。“你是什么观点的？”“真抱歉，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我只是还不太清楚！”王某申辩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没有灵魂，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王某挨了三十皮带，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大摇大摆上了列车。一上车，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你是哪一派？”那人对答如流：“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王某想了想，说：“这很好。”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我说。

    “不，这不行，”詹牧师说“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詹牧师又说“‘黑色幽默’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一定要做起来，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像鲁迅先生那样。试问：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劳苦大众！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还是劳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我咽不下这。气。我涉足过数、理、化，但那需要设备；我又想搞音乐，但一架钢琴又太贵；我也试图钻研美术，可屋子太小，而蒙娜丽沙、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师说到伤心处，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嘛——请您原谅，干嘛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我说。

    “不不，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当然啦！可是不过说起来你懂了吗？我是说，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菜，又喝了一点果子酒。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他说“我探索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两年，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譬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都试着写过。并不难。我只是想证明一点：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一在下面那只箱子里。“没关系，防空洞我都挖过，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一）“新小说派”小说在路上（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不知从哪儿发源。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依然流向远方。天际，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那儿或许有个村落，有了人家。候鸟在天空中仓惶飞过，从不落下来。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旗帜还在手里，还在猎猎地飘展，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鞋子烂了“嘎唧”一声，留在了路上，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转着发红的眼睛，忽然一个俯冲，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旗帜还在手里，确实还在。又烂了一只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象征主义”小说石头船（节选）

    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于，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噹噹”地凿，想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

    “您干嘛不做一条木头船？”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老头儿回答。

    “别人都是做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没有木头。”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嗬！”孩子说。

    “你坐下，闭上眼睛。”老头儿说。

    “干嘛？”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老头儿问。

    “是有点儿。”

    “你觉出它在走了吗？”

    “嗯！真的！它在往哪儿走哇？”

    “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就是在往哪儿走。”

    “我去告诉他们，您不是疯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对孩子说：“别去，别人有木头。”

    （三）“意识流”小说排骨（节选）

    老伴儿提起菜篮，对他说：“我去排会儿队，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算啦，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河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宵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

    “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得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濒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作。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e。“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作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您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倍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作荒诞的想象，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詹牧师的儿子来了，看见我们的窘态，哈哈一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倒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牧师看罢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牧师变颜变色，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牧师不言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注十四]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

    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庙里有个孩子，淘气得出圈，惯搞恶作剧。有一回，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又不能离开破庙，结果尿憋得过了火，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詹牧师说着，苦笑，又连连叹气，又说“可是这仍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他琢磨了大半辈子，呕心沥血，终于想出了好办法，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詹牧师忽然疯了似地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我十分惊诧。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牧师转过身来，满脸泪痕，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上帝饶恕我，上帝看得清楚，我”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注十五]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这时我才知道，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詹牧师亲呢地叫她“我的小维纳斯”“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在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愤然离家出走。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后来女儿醒悟了，想回到父亲身边来，但詹牧师不允许。“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他说。再后来，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詹牧师后悔莫及“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他喊，他哭，叫着“我的小维纳斯”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希望他把她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唉！

    詹牧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动脉痉挛，脑供血不足。这病很怪，阵发性的，詹牧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夫说：“（他）年岁大了，（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詹牧师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了的事实，何必非要写‘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

    詹牧师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神智恍惚的时候，他总说胡话，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想这个，想那个，想自己的一生，填写了几首忆江南：其一女儿好，为父太心残。夜夜梦中相对坐，朝朝醒来又难圆，此恨到何年？

    其二我儿强，不似父愚蛮。做人当有君子勇，行路须防小人谗，逆耳是忠言。

    其三死何惧？无奈不心安。一世勤勉为虚度，百般壮志作空谈，不死亦无颜。

    其四力竭尽，何必自寻烦？利禄千金轻如土，清风两袖重于山，唯此又心安。

    其五平生忆，最忆是童年。白芷送茶难成梦，庆生伏案不知眠，店堂小灯前。

    其六盼来世，当记此生难。墨海书舟重努力，雄关险道再登攀，胜败不由天。

    其七终有憾，此憾在人间，朽树犹燃熊熊火，落花也留片片丹，小舟逝如烟。

    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想起他儿子的话，我说：“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如果您愿意，您口述，我来整理。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许久不言语。一会，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这下子行了？”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像那样的东西，能发表，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这个构思好，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们向他说明，是真的能发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以便总结历史经验，防止悲剧的重演，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人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三岁。

    下集最近，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我又查阅了詹牧师的一些遗物。这是经过了詹牧师的儿子允许的。他说：“反正你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闲着也是闲着。不过你们要是再不说真话，你自己掂量你们是在干嘛吧。”然后他就由我去翻腾詹牧师的遗物了。他去忙他的事。他正筹备办工厂，并兼办一所幼儿园。“将来有条件，我还要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办大学呢！”他说。“实业和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其他才能谈得上。”他说。

    詹牧师的遗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大量的藏书；大量的手稿和大量的没有寄出的信件。

    有一个发现弄得我心情很沉重。

    我不能不如实地告诉各位读者：詹牧师确凿是一个风派人物。我也很难过，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能用私人感情来代替。毫无办法，许多物证就是那样铁一般地存在着，我又是个记者，神圣的使命要求我必须忠实于事实。其实倒霉的是我，詹牧师早已解脱了，而我的这篇报告文学却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谁见过报告一个风派人物的文学呢？虽然也是人物。就此放弃又舍不得，还是试试看吧，反正是报告，又不是为他唱颂歌，万一有人给我扣帽子，我就往詹牧师身上一推了事。事情是他干的，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先确定某人是一个风派人物，然后再去凑证据。我是先有证据，后作结论的。证据之一是詹牧师的藏书。书名，购买日期、扉页上的题字或批注之间的关系，颇耐人寻味。为方便读者起见，我选中其中一小部分作成了一份表格，现公之于众，以醒后人。

    由此表不难看出，詹牧师的观点和立场，随机性很强；往好里说，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久前，我又去詹牧师当年所在的教会作了一次采访，所得的印象也与前相差不多。

    他早年的一位教友说：“詹鸿鹄一向是赶潮流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五十年代他退出教会时把宗教贬得一钱不值，后来教会重新恢复活动时他又来祝贺。”

    他早年的一位学生也证明：“詹先生还在留言簿上写了一位名人的话，‘人在精研哲学之后重新皈依的那位上帝，和由于对哲学知之不深而远离的那位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位上帝’。”

    现任主讲牧师何少光说：“鸿鹄是有意重新‘出山’，托人和我提起过。我倒是没意见，但一来人事方面没有名额，二来嘛，别人都担心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又来个反戈一击。唉，鸿鹄当年的学生目前都在教会中负一定责任了，经常接待外宾，他自己反倒落得传电话。他当年要是不唉！鸿鹄一生善良、勤勉，吃亏就在赶潮流上。”

    还有两份材料可以证明，詹牧师确是惯于见风使舵的。其一是詹牧师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写的一份声明；其二是他于一九八一年十月写的一份申请书。两相对照，一斑可见全豹。

    放弃硕士学位声明（节录）

    我是个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迷恋于成名成家，陷进了封资修的臭泥塘，不能自拔；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迷失了政治方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震醒了我，使我心明眼亮。我现在郑重声明：从即日起放弃硕士学位，甘当人民的老黄牛。同时声明：于明日下午三时烧毁我的所有著作。我是心甘情愿的。在革命派的帮助下，我认识到我过去的全部著作都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产物，无非一堆废纸，不烧何用？！

    博士学位申请书（节录）

    我平生的志愿就是做自己祖国的博士。我决心努力攀登哲学高峰，写出中国宗教思想概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

    我已于三十多年前就获取了神学、史学两项硕士学位。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奋斗，刻苦钻研，坚持不懈。在严酷的考验中，我的愿望深见心底，耐心等待。我终于盼到了今天。学位委员会的成立，燃起我希望之火，召唤我纵马登程。祖国正是百废待举，倍需人才之际。我虽年迈，但壮心犹存；唯其年迈，才当百倍抓紧，万倍努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决心尽残年之微力，写好博士论文，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注十六]据调查“声明”和一申请都没有贴出、寄出过。

    詹牧师写完了“声明”征求詹夫人的意见。詹夫人不答，默然垂泪。詹牧师也没了主意。半天，詹夫人才说：“你要不去埋那把刀子，何至于引得他们来抄家？”

    詹牧师有一把很漂亮的蒙古刀，纯粹的工艺美术品，但他担心被人告发为“私藏武器、妄图变天”在六六年的一个深夜拿出去想埋掉，结果被几个红卫兵抓住。

    “我不去埋，他们也要抄的。”詹牧师愧然答道。

    “我们不如回老家去，省得被他们赶。”詹夫人说。

    “不知家里的房子还有没有。”

    “可以先向亲戚们借一间。”

    “‘回春堂’不知还有没有。”

    “家乡多安静，我喜欢安静。”

    “尤其是夜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睡得也香甜。”

    “有时候有卖馄饨的在窗外吆喝。”

    “放些虾皮，紫菜，还有香菜和青韭末儿，再放点香油，啧！”

    “什么时候我给你做一回。”

    “你可做不出那味儿来。”

    但他们没有贴出“声明”也没有回老家去。

    “申请”呢？是什么原因使之没有寄出去？不详。

    还有两份白纸黑字的证据。

    第一份是詹牧师作的一首满江红——悼念周总理，幸亏当初没有落人“四人帮”之手，否则他大约就不会活到被我发现的时候了。诗词原文如下：噩耗忽闻，哭无泪，肝肠欲裂。周总理，功盖乾坤，德昭日月。帷幄运筹轻生死，握发吐哺无昼夜。叹古今，被害是忠良，天当灭！萧萧雨，飘飘雪。风声咽，哀声绝。把杯酒轻酹，志承先烈。大地珍埋男儿骨，长河敬殓英雄血。恨难消，何日斩群妖，天下谢。

    如果我的发现到此为止，多好哇！那样我既可以为自己与这样一位勇士相识而自豪，我的报告文学也就可以具有英雄史诗般的气魄了。然而不幸，我又发现了一份证据——詹牧师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天哪，幸亏它是让我发现了，我为死者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是落入外人手里，詹牧师便有一百张嘴，也难说清楚了。信文如下：敬爱的江青同志：首先祝您身体健康！

    我是信文到此结束。以下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算式，估计是詹牧师在计算当日的生活开销时所为。二角三分，估计是一瓶酱油；四角五分，估计是半斤鸡蛋；二分，可能是一盒火柴；红笔写的一角二分，大约是当日的财政赤字；如此等等，就不—一推敲了。也许是因为此信没有写下去，也许更是因为帐目的重要性，詹牧师把这一页纸留了下来，后来就忘了，所以没有及时销毁。

    诗文和信文都没有注明写作日期，唉，我的詹牧师，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又走访了一位詹牧师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可喜可贺，这位老先生的证词，似乎可以推翻“詹牧师是个风派人物”这一结论。他说：“小舟么？也谈不上什么赶潮流不赶潮流，更谈不上什么风派不风派。他不过是闲不住，而且总是自命不凡，想干一番大事业，愿意和一些名人、大事发生些联系；他总有怀才不遇的思想，常常就做出些古怪的事情来。”这位老先生举了几个例子，以资证明。

    a。詹牧师并非只给江青写过信。在齐奥塞斯库当选为总统的时候，他也请罗马尼亚驻华使馆代转过他的贺信。他不光写贺信，也写过抗议信。苏军侵略阿富汗的时候，他给勃列日涅夫写过抗议信。

    英军进攻马岛的时候，他给撒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总统都写过劝告信。

    只是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

    b。估计收到过詹牧师的信的人会很多。只要报纸上出现了一位先进人物或别的什么人物，他就要立刻写信去，向人家表示祝贺或慰问。詹牧师对名人总是由衷地敬仰。有一回，詹牧师的小孙子大便之后，对屎的出处表示了惶惑。“爷爷，这是从哪儿出来的？”“肛门。”

    “什么是肛门？”“这就是肛门。”詹牧师一边给小孙子擦屁股一边解释道。“您也有肛门吗？”“有，所有的人都有。”孙子忽然指着报纸上一位名人的照片问：“他也有吗？”詹牧师给了孙子一巴掌：“瞎！不许瞎说！”有一点需要强调：敬仰归敬仰，詹牧师绝不是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来是不求人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詹牧师也并不是只敬仰名人。如果要糊顶棚，他崇拜糊匠；要是漆桌子，他只信得过漆匠。有一回，詹牧师碰巧得了一些木料，想做一只书架，儿子几次要动手都被他制止。“你做过什么？！”他说。等儿子瞒着他把书架做好了，对他说：“我找了个七级木工给做的。”詹牧师连连夸奖：“这活儿做得够多地道！”

    因詹牧师的儿子计划不周，在书架的左立柱上多锯了一道口，为对称起见，索性又在右立柱上也据了一道。詹牧师一直琢磨不出这两道口是做什么用的，试着往上面挂了两回网袋，也挂不住。

    c。凡国内外大事，詹牧师都关心。国内的，譬如：东北及西南林区的滥砍滥伐问题、华南虎及丹顶鹤的保护问题、各地名胜古迹应该加强管理和利用起来发展旅游业问题、城近郊区应该发展养鱼业、街道两旁应改种香椿树以解决春季蔬菜短缺状况、以至目前晚育造成的难产率增高的问题，等等，他都给予关注。他去图书馆查阅书籍、资料；去请教过专家；也给有关方面写过信，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国外的呢，主要是世界和平问题。他曾在自家墙上挂过一张民用世界地图，并做了一块布帘挡在上面。有时候他拉开布帘，在地图上画些箭头、虚线和实线；也插一些小旗子，红的、白的、黑的；然后在屋子里低头踱步，默默地思考。他确实有过一些颇具先见之明的预言，譬如：他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说过，欧洲是世界战略的重点，亚洲的问题出在印度和西亚。不过也有过错误的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

    d。詹牧师喜欢体验一种崇高感，或者叫作价值感。只要能稍稍与国内外大事有所关联，他便要陶醉，甚至闹到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地步。亏得有詹夫人时常阻拦他，向他晓以利害，这才避免了不少祸事。“否则，”詹牧师的老朋友说“真难说他要做出什么事来呢！

    假如‘四人帮’重用他，他说不定会因为被重用而忘乎所以的。反过来，倘使有一位厂长或局长什么的，看重他，他肯定也会废寝忘食地为‘四化’出力。他早就提出过要重视智力开发的主张，可惜那时没人理他。他就是盼望被人重视。我看，他之所以想起给江青写信，准是有什么人在他耳边吹风，吹得多了、神了，他就信以为真，觉得似乎那样就能有机会实现他的某项设想。至于这首满江红么？我敢担保的只是，小舟对周总理是衷心热爱的。总理逝世当天，我们俩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了一天，什么也吃不下，什么也说不出，小舟一个劲叹气，搓脚，把黄土地上搓了两道深沟。他有胆子写那么一首诗词，也肯定是受了别人的鼓动，十有八九是受了他儿子的鼓动，否则他绝不敢写什么‘何日斩群妖’之类的。不过还有一种可能，那首词是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他儿子就常说他不是史学硕士，而是史学‘修士’，意思就是说他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修改、打扮自己的历史。不然，他敢把这么一首诗词保留下来，是不大好想象的。”

    e。詹牧师甚至喜欢模仿伟人的动作。（不错，这一点笔者也可以证明，他每次和我见面，哪怕是只相隔半天儿，也要和我握手，伸手的姿势就像列宁。）

    但从以上五点，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詹牧师不是风派吗？能说明詹牧师就是风派吗？我实在也吃不准。但报告文学是应该报告得准确、真实、全面的，所以我把这些情况也都零零碎碎地写了下来。如果能在篇头印上八个字“内部参考，请勿外传”我以为是慎重的。

    续集关于詹牧师多次伪造表扬稿以骗取稿费，并在被揭露后缄口不谈此事一节，我一直考虑是否删去。倒不是怕诲淫诲盗，误人子弟，实在是那样写来太有些不明不白。正当我举棋不定之际，昨天，詹牧师的街坊们又向我提供了一些新情况。

    甲、詹牧师的老街坊宋科长的书面意见：我认为，詹小舟同志绝不是那种为了名利就去昧着良心胡编滥造的人。为了名吗？可是发表那么几篇表扬稿能出什么名呢？为了钱吗？更不可信。詹小舟同志多年来一直义务为大家打扫厕所，街坊们曾经商量着要给他些报酬（每月九块），他都不要。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我也不是打扫厕所的。”大家不敢再提。我们有时候也想帮助打扫打扫，但每天早晨，无论你起得多早，厕所还是已经被詹小舟同志打扫过了。后来发现詹小舟同志是在夜里打扫厕所的；他每夜都要看书学习到一、两点钟，然后就去打扫厕所。我们都睡得早，不能等到所有的人把一天的厕所都上完（原文如此——作者注），再去睡呀

    乙、詹牧师的邻居徐老太太的口头证明：可不是怎么的？詹大哥净给大伙办好事，正经八百一个老雷锋。甭瞧我还比他小两岁。可腿脚儿不济。取趟奶来回就得他妈一个多钟头，詹大哥见天清早儿帮我取奶，黑了还管倒脏土。我心里不落忍的，人家也那么大岁数了不是？我就说您甭介了。可詹大哥说，街里街坊的一块住着，谁混谁呀？人家可不是象我这么说，人家开口就是文明词儿，说是“五洲四海翻腾，到了儿都得往一块儿走。”（估计詹牧师的原话可能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作者注）唉，那可是个善净人儿。说他骗钱花？说这话的人可是他妈瞎了狗眼啦！

    丙、詹牧师隔壁的孙老师的书面证明：詹老先生常说：这些年社会风气的变坏，全是因为“四人帮”把人们的道德标准搞乱了。善而不赏，恶而不罚，必定铸患无穷。而罚恶的好办法，莫过于赏善。善既立，恶不逞。

    所以，我认为，詹老先生之所以总写表扬稿，意在赏善。用现行的语言说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前年，詹老先生去眼镜店配眼镜，营业员不耐烦地把眼镜扔给他，把一个镜片摔碎了，营业员反而怨詹老先生没接住，一定要詹牧师赔。后来詹老先生对我说：“你跟他吵有什么好处？你说三道四地教育他，反倒会激起他的反抗心理，使他更加不热爱本职工作。”所以詹老先生就原价把那副眼镜买了下来，并写了一篇表扬稿，表扬了一个假设的、态度非常好的营业员

    丁、职工学校的看门人老郭头的口头证明：您问詹老。头儿？那老头儿可是心眼儿好！那人心眼儿忒好！那老两口子心眼儿都好！没比！说件具体的？我说的这些全是具体的。说件真事！我刚来这的时候，是夏间天儿，大晌午的老阳儿挺毒，詹老头儿一盆一盆地往球场上泼水，我不懂规矩，还直嗔着人家。敢情他是为了学生们下了课好打球。我还给人家埋怨了一顿。好人呐——！詹太太人更好，包了饺子就喊我去，说我一人儿问得慌。其实我倒惯了，也不觉着问。这会儿那老两口儿全死了，我时常倒真觉着憋闷了。好人呐——！上了天堂啦—一！

    还有一些证词，因篇幅所限，略去。

    补遗詹牧师死后，我和他儿子给他换衣服时发现，在他贴身穿的衬衣兜里有一个小塑料包儿。打开一层塑料包儿，又是一层塑料包儿，一共三、四层；里面包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全家福”——年轻的詹牧师抱着小女儿，年轻的詹夫人搂着儿子。另一张是詹牧师当年获硕士学位时的留影，戴着硕士帽，风度翩翩。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东西——一怎么说呢？请诸君原谅并保密——一个镀金的小十字架。

    还有一件事。詹牧师的儿子给詹牧师写了一篇非常奇怪的悼词，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问爸爸：“树叶是什么颜色的？”爸爸回答：“绿的。”我又问：“那绿色是什么样呢？”爸爸回答：“就是树叶那样的。”我说：“如果这就是绿色，那绿色又是什么样的呢？”爸爸想了半天，笑了，拍拍我的肩膀。那时候多快乐呀

    一九八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