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3-5

诉我。

    好几次，迟钝的我还被蒙在鼓里，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感觉到。还是事情过去以后，系里别的老师告诉我，校方的某某领导点名批评我文章出格、思想有问题，要求中文系约束甚至处分。在危急的时刻，是费先生挺身而出，申明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他宁可自己承受巨大的压力，也不让我这样的青年学生感受到丝毫的压力。他说，当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给师生创造一个安心读书和自由思考的环境。

    巧遇费先生，让我喜出望外。我赶紧跑到费先生跟前，要求与他合影。他的白发与我的黑发之间，隔着一段漫长的岁月；然而，他的心灵与我的心灵之间，却完全能够融会贯通。他微笑着跟我们一一合影，并衷心地祝福我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

    想到就要离开这样的恩师，心里还是有点伤感。然而，我又欣喜地感到，我是幸运的，从小学到大学就不断地遇到一位又一位的良师益友。

    亲爱的宁萱，只可惜今天你没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的几个同学，他们的妻子和女友，有的从外地赶来，有的专门请假前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此刻的欣喜。我还帮他们照了好些照片。此时，我都有点嫉妒他们了，而我心爱的人啊，还在千里之外。

    你离开我的小屋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却还在试图寻找你的气息。

    在枕头上，在书页里，在镜子中你走的时候，忘记带走你的牙刷。于是，这些天来，我便用你的牙刷刷牙，就像是在亲吻你，因为牙刷上面还有你嘴唇的气息，也有你的笑容和欢乐。我用它，它便把这一切都"传染"给我了。我被幸福一层层地包裹起来，就像是睡在莲花中的婴儿。

    我想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描述，以及对他们的爱情的颂歌。他写道："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茫。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的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其实，茨维塔耶娃一点也算不上是美人——她长着一张男人般的大脸，颧骨非常突出，棱角极其分明。她的神态不温柔，甚至有点冷酷，也许是僵硬窘迫的生活将她折磨成这样。但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眼里，她有无法抗拒的魅力。茨维塔耶娃那惊人的魅力是诗歌给她的。为了爱情，她可以不顾一切，她在诗歌中写道：

    我要从所有的大地，

    从所有的天国夺回你，

    我要从所有的时代，

    从所有的黑夜那里，

    从所有的金色的旗帜下，

    从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

    我要把钥匙扔掉，

    把狗从石级上赶跑，

    因为在大地上的黑夜里我比狗更忠贞不渝。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不幸的。她爱过很多人，从里尔克到帕斯捷尔纳克，但这些都是纯粹的精神之爱。

    她现实中的家庭生活却陷入困顿之中，她的丈夫是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被以"特嫌"的罪名判处死刑。

    茨维塔耶娃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因为一定要选择，于是我便立即终生选定了忧郁的思想，倒霉的命运，艰难的生活。"她丝毫不知道丈夫在战争爆发之后两个星期就已经被处死了，她与儿子一起疏散到内地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叶拉布加，还梦想着能够与丈夫重新团聚。

    那是一个小村镇，在那里茨维塔耶娃没有任何可以谋生的手段。在给喀山作家协会负责人的信中，她请求作为一名文学翻译者能够获得一份工作。除了文学专业之外，她一无所长。

    然而，兵荒马乱之中，谁会关心一个卑贱者的命运呢？没有人答复她。

    茨维塔耶娃还乘船前往奇斯托波尔，向作家协会理事会提出申请，要求把她们母子俩安排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并希望在作家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里谋得一个洗碗的工作。但是，作家协会负责人阿谢耶夫和特列尼奥夫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绝望地返回叶拉布加。

    当儿子代替她出民工修筑工事的时候，茨维塔耶娃含泪留下三封遗书，在房间里自缢而死。

    临死之前，她还记得童年时候第一次跟随母亲去观看的那出歌剧。那时她才六岁，按照年龄她本来应该喜欢童话剧，她却爱上了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塔吉雅娜，爱上了他们的爱情。

    许多年以后，她说："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的戏事先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我恰恰是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此我注定没有爱情。"

    我怜悯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并憎恶那些参与打击她和毁灭她的人——例如那些作家协会的领导。

    所谓的"作家协会"，其实是"迫害作家的协会"。

    对茨维塔耶娃伤害最大的还是爱情的消逝。没有了爱，也就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而我们，却比她幸运得多，我们获得了像蜂蜜一样甜美的爱情。

    亲爱的萱，跟茨维塔耶娃不同，你确实是美丽的。你的美丽是天生的，你不需要诗歌来为你加冕。

    上次来北京，你在枕头上熟睡的时候，我在一旁端详你，静静地端详了一个小时，真个是"看你千遍也不厌倦"。

    那时，你睡着了，你不知道呢。而我，也不知道你的梦究竟是怎样的。

    我把你的露在外面的胳膊送进被窝里。你的细长的胳膊，像一只江南水乡的莲藕。

    那时，我想，时间就这样停滞了该多好。我们再也不分开，我们拥抱着，将工作全都抛在一边。

    因为爱情，不妨也享受一下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懒惰的滋味。

    可惜，走得最快的，永远是快乐的时光。

    每时每刻都在爱着你、吻着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四日

    五、廷生的信

    小萱儿，我一生的伴侣：

    今天，是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一大早，我便去我要工作的那个文学研究机构报到。

    突然，他们通知我说，我报到的手续被冻结了，他们不再接收我了。那么，我手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与合同难道就不负责任地作废了吗？

    在我离开北大的第一天，邪恶终于像疯狗一样扑过来啃我的脚后跟。它不敢正面扑过来，而只敢在我的身后偷偷地咬我一口。

    我飞起一脚将它踢翻。

    我早就料到我会与邪恶狭路相逢。

    在北大的时候，尽管也有压力，但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像费振刚先生这样爱护我的老师替我遮风挡雨，我倒也过得自由自在。我知道，一旦离开北大，离开这棵大树，所有的风雨都将由我自己来直接面对。我预料到了，只是没有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这样富于戏剧色彩。

    没有人跟我说明是什么理由。他们只是含混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他们也没有办法。

    于是，我便去找"上面"——所谓"上面"，就是那个主管作家事务的庞大机构。我的行为有些林冲闯白虎堂的味道。不过，林冲是"误闯"，我却是有意地去闯。

    我要像秋菊一样去"讨一个说法"。然而，狡猾的官僚们却不给我一个说法，他们拿不出一个"手谕"来。于是，我们开始争吵起来。

    突然，从四面八方的办公室里冲出一大群人来。他们一上来便辱骂我，有一个壮汉甚至想伸手打我，他的眼睛里露出狼眼的光芒，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的描述。

    他们为什么如此痛恨我呢？

    原来，我的主动上门，伤害了他们作为"准官僚"的自尊。他们心里想，你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们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你居然敢上门来"讨说法"，你不是"反了"吗？

    他们看见我跟他们的上司争吵，顿时感到挣表现的时候到来了，升迁的机会到来了。他们越是卖力地攻击我，他们的上级就越是赏识他们的"忠心耿耿"。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以狗的原则生活着。

    据知情人士告诉我，我被这家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研究机构拒之于门外，是因为我的某些文章惹的祸。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认为：一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思考、言论和写作的自由。我的论文和文章都发表在国家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我的著作也全都是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在法律的意义上，我毫不畏惧地对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负责。

    对于一篇文章、一本著作，作为读者(当然包括某些级别不等的官员在内)，当然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作为作者，我也会虚心地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自然包括某些官员的批评意见)。当然，经过我的独立思考之后，是否接受这些意见，同样是我的自由。

    如果某些人士对我写作的立场和文章中具体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直接找我沟通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我转达。

    进一步说，如果某些人士认定我的哪篇文章、哪个观点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甚至有"政治倾向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指出和批判，然后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处理。

    但是，某些人士既没有私下与我交换意见，也没有公开宣布我的文字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却采取了最等而下之的办法——全然是幕后黑箱操作，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层层传递命令，向我射来一只喂的毒药的暗器。他们企图通过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工作权利的方法，来压制不同声音的出现。

    然而，对知识分子"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此处不给我饭吃，我自可在彼处获得饭吃。只要我还有脑袋、还有手、还能够写作，我就不会被饿死。我相信我的生存能力比某些官僚强得多——假如他们没有了身上的官位，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除了当官以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干的家伙，只有活活饿死。在今天的俄罗斯，不是有许多前苏联时代飞扬跋扈的"政工干部"，因为无法适应变化的时代，又没有一技之长，最后沦落为救济金领取者吗？

    而我，除了写作，还可以干很多的事情，甚至粗砺的体力活——在今天，生存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不像茨维塔耶娃所面对的那种绝境，留给她的只有死路一条。

    在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主人公托马斯被当局剥夺了行医的权利，虽然他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那是苏联军队直接开进布拉格的黑暗年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托马斯不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抗议。

    因为这种表达，托马斯"自动"地下降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刚开始，他在一家离布拉格约五十英里的乡村诊所里混，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后，他设法找一个强些的差事，得到的却是布拉格郊外某个诊所里更低的职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这样的工作，托马斯也受到了骚扰。国家内务部的秘密警察约他喝酒，诱骗他发表悔过的声明，并许诺一旦悔过他将重新回到原来的医院，发挥他的专长。

    托马斯拒绝了。医生是国家的雇员，"国家"将再次向他施加压力。然而，他的立场岿然不动。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

    就在那个风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去诊所辞了职。他估计，在他自愿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之后(当时各个领域有成千上万吨知识分子都这样下放了)，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

    一旦他落到阶梯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在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他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

    中学时候，这段情节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就发誓：托马斯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

    从那个"准官僚机构"的大楼里走出来，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却出奇地好起来。我跑到街边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几个好朋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去吃"金山城"的重庆火锅。

    晚上，我们吃了几十盘菜，喝了几十瓶啤酒。

    他们没有安慰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们也没有鼓励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不需要鼓励。

    我们一起谈天说地，不亦快哉。他们当中，大半都是所谓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向我敬酒，祝贺我进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成了最后一桌离开的客人。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个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没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图侮辱我的人；我没有感到恐惧，感到恐惧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后玩把戏的人。

    我的心灵的澄明和欢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击。战争还没有开始，我就胜利了。

    亲爱的宁萱，即使我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嚣张的官僚们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里，我在睡觉前翻开纪伯伦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学家的散文诗：

    在圣殿门前的影下，我的朋友与我见到一个盲人安静地坐在那里。我的朋友说："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

    于是我丢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们攀谈起来。

    言谈间我问："恕我冒昧，您自何时起双目失明？"

    "出生以来。"他回答道。

    我又问："那么你是追循哪条智慧之径而行的呢？"

    他答道："我是个星相学家。"

    他把手贴在胸前，接着说："我观察着各种恒星，卫星及所有星宿。"

    是的，当浅薄者嘲笑盲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一片漆黑，而盲人的内心星光灿烂。

    谁真正理解这个世界？

    谁真正生活在快乐之中？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盲人呢？

    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是智慧的人呢？

    永远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七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