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看出女儿的鼻子、嘴和皮肤遗传自他。

    问题的解决是各打五十大板：打女同学不对；随便怀疑同学拿了自己东西也不对。

    这个爸爸一看也是个懦弱的好好先生。方枪枪向吴迪道歉后，他也要吴迪向方枪枪道歉。我想我应该用“迫使”这个词。吴迪向方枪枪说“对不起”时委屈极了，我无法形容她那时脸上的神态。

    数年以后，方枪枪家搬离29号院，在挪动床时方枪枪看见一块绿色橡皮。他忘了这东西的来历，吴迪也已转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以为那是自己的遗物，拣起来闻闻，绿橡皮已经不香了，只有一股呛鼻的尘土味儿。

    一年级小学生方枪枪感受到了做一个学生和当保育院小朋友的不一样。很多时候不能再依自己的心愿不假思索地行事了。譬如你不能又喜欢一个女孩又用欺负她的方式跟她玩。那种复杂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不被周围人所接受的。要么你就跟她好像哥们儿一样，要么你就对她坏像地主压迫丫鬟，必须有个态度像大白天一样清楚。你不能想一套，做一套，心理是连贯的而行为是暖昧的。在这儿，没人关注你的想法，只注重你的行为也叫表现，不管你想什么，只看你怎么干。大家只凭这点评价一个人。

    朱老师经常对全班同学讲：你们都不是小孩了。你们要学会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不能老拿“不是故意的”请求别人原谅。老师看一个同学的好坏就是看他的行为，良好的行为代表良好的动机，不好的行为就是你有不好的动机——雷锋同志能够那么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就是因为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

    就我的印象，朱老师所言不是她个人发明，而是当时的官方观点：动机效果一致论。

    都不是小孩了——这提法令人激动，那等于是要求一个人一贯正确，如果做不到，就一贯耍两面派。我相信没有哪个孩子心理能和行为同步，除非你不老实，在某些时刻隐藏自我，那才有可能使自己像个大人——完美的人。

    那也不难，不与人的本性抵触，或者说那本来就是人性中的一部分。

    我叫它伪善，伪善的说法这叫“积极要求进步”

    方枪枪希望自己具有如下高贵的品质：聪明、勇敢、忠诚。比较可怕的是他假装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些品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更恰当地说是到处兴风作浪。

    聪明——就是显配、咬尖、逞能。属我学习第一好，老师提的问题全能答，而且只有我配答，别人都是笨蛋。

    每次课堂上老师有提问，他就把手举到天上，肩膀越过耳朵，直到欠起屁股全身趴在桌上，向前斜着身子如同一枚将要向老师发射过去的火箭嘴里连声恳求：老师，老师

    很多次老师让他答了，也有很多次让别人答了。没让他答时他就很不高兴，撅着嘴坐下摔桌子打板凳。别人回答正确他就朝天翻白眼，稍有不对他便回嗔作喜，先老师一步大声批驳：错了！接着嘲笑人家，欢快得胜地向老师举手：老师老师我会答。

    连老师也不得不向他解释：我知道你会答，咱们多让一些没你掌握得那么快的同学回答。

    好像他和老师一样懂，上课的目的只是教教别的那些不开壶的孩子。

    久而久之，班里有些同学回答课堂提问时面向的不是老师而是方同学，答一句在他脸上察言观色一番。他也学会了皱眉和微笑这两种很老道很装孙子的否定和肯定的表达法。

    语文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的权力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全班同学的作业本，这使他的嫉妒心和鄙薄心同时大发作，一方面他很难接受确实有很多孩子字迹比他工整页面比他干净，一方面他瞧不起那些不如他的人。

    开始，这只是一个情报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该跟谁比该把谁不放在眼里。渐渐，他习惯性地不安分起来。有一次朱老师生病，两天没来上课，那些作业本就堆在方枪枪的课桌抽斗里。

    闲来无事他拣起翻阅，千篇一律，看得生闷，不由自主信笔批改，该给5分的给5分，该给2分的画个鸭子。没想到这工作给他带来快乐，有一种创作感，轻而易举就使现实迎合了自己。

    批完作业，他还沉浸在快感中，忘了自己是谁，大模大样把作业发了下去。发完溜回座位，才恍然大悟，感到紧张，意识到自己胆大包天，做了件越轨的事。

    那是该你干的吗？他在内心大声责备自己——他还不习惯自己决定自己同时支配集体，这种当了“主子”的感觉使他忐忑而不是自得。

    什么也没发表，同学们一如往常地看到自己的得分或大声遗憾或喜出望外，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这是方枪枪的手笔或者以为顺理成章：语文老师不在语文课代表代为批改作业——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么？

    一些认为自己分低了的同学找方枪枪改分，方枪枪痛快地给他们都改了5分。同学们欢天喜地，方枪枪也踌躇满志，这似乎意味着同学们认可了他的新权力。

    干的不坏老方——他在内心大声表扬自己，想象那是老师的赞语：没看出你还真有两下子。

    朱老师回班上课看到方枪枪批改的作业，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冷笑两下，一句表态的话也没说。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方枪枪鼓舞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于是，那成了一个惯例，只要朱老师生病请假他就主动出马给全班同学批改作业。

    只有陈北燕对他的行径提出抗议：不要验，真拿自己当根葱了。

    全班被他用5分贿赂了的孩子都支持他，吵吵嚷嚷地说：就让三王判吧。

    我这是临时负责，朱老师回来我还让给她。方枪枪又腼腆又自豪，对大家许愿：我保证不瞎判，让大家信得过。

    有段时间，他真的使全班同学都信得过，都高兴，都觉得语文课不用好好学。老得5分都烦了。有舆论要求他判一些4分以示大家还是有区别的。

    后来，情形大变。随着拥戴面的扩大和权力的合法化，一种庄严感降临到方枪枪身上，他像一切心灵纯洁的人一旦屁股坐稳就渴望正义，雁过留声，当清官——那意味着严格要求别人、威重恩薄和有错必纠。

    他很苦恼，也很果决，对全班同学发生讲话：我觉得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得5分。那不反映咱班有些同学的真实水平，可不可以不那么判了，多少严一点

    同意。没等他讲完，全班同学就一齐用拍桌子跺地板表示支持。他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那么没原则，标准低下，就是稍稍提高一点又有什么可怕的？只有大王二王这俩文盲不希望有任何改变，高叫道：我们俩必须老得5分。

    好好好，你们俩老得5分。方枪枪一口答应，问大伙：其他同学还有什么要求，没要求我就改了，到时候你们可别怨我。

    同意——同学们又是一阵喧嚣，喝了蜜似的个个咧嘴大笑。

    经过几天恶毒想象，方枪枪煞有介事地公布了“翠小一年级六班语文作业判分新规定”；他提高了判分的标准，必须是打字机才有可能得5分。另一项主要改革在加大了惩罚的力度，增加了一些新条款——当他想出这些坏主意时禁不住自个先乐翻了。

    写错一个字罚抄两百遍（朱老师只要求一百，他涨了一百）。

    字面擦脏了，罚抄整页纸（朱老师对此没要求，这是他的发明）。

    得了3分的一律罚站，每分10分钟，少1分加10分钟（这更是闻所末闻）。

    第一次按照这个新规定判完作业发下去后，全班大哗。平时成绩好一向得5分的同学这时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只能得4分甚至3分，因为没人能像打字机一笔写对所有中国字，更别说像它那么工整了。那些平时学习成绩就不怎么样，总是得3分2分的同学更惨了，就认识零了，从头到尾看不见一个比它更大的数目。

    这可是你们同意的，现在不许反对了。3分以下的同学都站起来。方枪枪神气活现地发号施令，叫大王二王：谁不站起来，你们俩得5分的去拖他起来。

    大王二王分头行动，连打带骂，班里同学怨声载道，一站就是一片。

    从此，六班在上语文自习课时总有一多半人是站着的。不知道的人路过六班，会以为这班椅子不够或者学生纪律不好。

    一些同学如此习惯站着，一到语文课就自动站起来。有的坐着的人实在受不了周围林立的站立者形成的包围圈——那像落在陷阱里——也干脆站着。

    很多人学会站着写作业，手练得很长；眼睛都成了下斜眼。

    那天，他终于逮到陈北燕的一个错“家”字没划出那个提钩，当即判了3分，撂下笔喝令陈北燕站起来。

    陈北燕不肯从命，还说：你有什么权力罚我——我是班长。

    方枪枪拍了桌子，亲自过去拖她。陈北燕岿然不动，他把两手插入她的腋下，等于抱她起来。

    一松手她又坐下。如是再三，方枪枪只得抱着她站在那儿，膝盖顶着她两腿，陈北燕仍是坐着的姿势，只不过是凌空坐在方枪枪腿上。全班同学都觉得有趣，一片笑声。

    陈北燕也笑了，坚持她那个象征性的坐着姿态。

    方枪枪也坚持不放下她——大半个身子悬空像是个热心肠甘愿给人当坐垫，一边嚣张地、困难地举起一个手指气喘吁吁宣称：上语文课就得全听课代表的。

    那手指放下来时他感到一阵欣慰，那是篡党夺权分子成功后的感受。

    这次他干得太过火了，也不太走运，忘了年级已经给他们班派了一班李紫秋老师来代课，此时正逢李老师进门。李老师推门进屋发现全班的同学都站着，有两个还撂在一起，姿式十分不雅。

    干嘛呐，你们干嘛都站着——还有那二位，你们在于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作业。方枪枪慌忙从陈北燕身下闪出来，擦着满头大汗说。

    全班都没完成作业？李老师难以置信说，怀疑地望着方枪枪：你是干嘛的，班干部？

    语文课代表。方枪枪谦逊地回答。

    班干部在哪？李老师问。

    陈北燕举手。

    把全班作业拿上来。

    方枪枪和陈北燕交手，像善于运掌的八卦高手几个回合把她挡在一尺开外，转身从自己课桌内拿出全班作业，双手捧着，毕恭毕敬送到李老师的讲台上。搁下还不走，美滋滋地站在李老师身边歪着头和她一起看。

    那些作业本都被一支脏铅笔批得乱七八糟，胡乱写着评语：差，很差。只有最上面那本大言不惭地通篇写着：好，很好——优！

    这是谁批的？李老师颤抖着嘴唇问。

    我。方枪枪两手趴在讲台沿，一脚在后敲着地，还不知趣，丑表功：朱老师不在，我代她批的。

    全班同学都看清了，李老师是想把那沓作业本摔在方枪枪脸上，那动作做了一半在方枪枪鼻子尖前近在咫尺停住了，没碰着方枪枪。

    方枪枪还是踉跄了一下，后退了半步，一脸吃惊。

    回你座位去！李老师像演说中的女革命家一挥手臂，直指下方，头激昂地那么一甩。

    你批的？李老师一边摆手让大家坐下，一边显然在寻找措辞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她实在是难以择言，丰富的中文一下部失踪了，脑子被第一感想牢牢占据，停了几秒钟后，脱口而出的还是那一句最先想到的大白话：你算干吗地的！

    勇敢——那就是在全班同学幸灾乐祸的目光下，一步一步正常地走回自己座位，脸上没有泪水，嘴角挂着微笑。不管多没心情，这笑容是必须的。那是一剂良药，可以在五步之内治愈你的心头创伤，这样当你坐下时会真觉得好受多了，真觉得自己在笑。有时自己的笑容也会感染自己，尽管那在通常、在旁观者看来应该叫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