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答这些问题，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

    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你那么伟大，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

    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东方主义的书，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是一个叫约翰一布侃（如hnbuchan）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足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

    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和后来。中华文明的力量，不在于永远不被人耻笑，而是迟早会结束被人耻笑的状态。

    但是，这段话中有一些关节仍然值得注意。我们在考察途中一再赞叹中国古代对于“外伤”（如远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这段话则描述了一个“内耗”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聪明的头脑加在一起必定什么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的一个说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个文化讲习班上发言。说他不赞成“中国进步太慢”的说法，因为慢也会积累进步，但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此关键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没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人伦关系上了。一开始把心思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并没有什么不好。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岁别可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人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太重视人际关系，两千多年下来，人际关系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源。是资源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这就从正道变成了岔道。

    在这条岔道上后来又遇上了“斗争哲学”不少人更加习j惯了对一切探索者和创造者的“围猎”更加磨砺了抉微索隐、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技巧，这是中华文明的杂质，不值得玩赏。

    这次在国外我曾一再拜托伙伴们一起留心一个问题：这些各有危难的国家，有没有一些共同超过中华文明的优点？大家反复观察，最后终于有了一个结论，这些国家的国民，从整体上比中国人单纯。

    得出这个结论有点痛苦，因为我们早已明白有些国家的文明生态是难以收拾的，但居然他们比我们单纯！其实我们谁不知道，他们的单纯就是只顾自己，不大琢磨别人，结果反而彼此轻松。

    按照梁漱溟先生的意见，我们必须重新唤回早期哲人留下的原则：初比尊重，互相礼让。

    百般使命，只要人际关系复杂，便什么也做不成；反之，山高路远，只要人际关系单纯，便怎么也走得通。因此，我扣夕寸中华文明前途的探讨，放在简化人际关系的迷魂阵之后。

    写到这里车队已到山西的平遥古城。七年前我为了探访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失落，曾到这里来苦苦寻找中国第家票号日升昌的旧址，和杰出的理财大师雷履泰的身影。今天，一切都变了，日升昌已辟为博物馆，还郑重地刻上了我在抱愧山西一文中的一段话，而雷履泰的故居也整理出来了。当地的各种人士，从官员到一般市民，见面总感谢我的那篇文章对晋中旅游事业的推动，其实真正要道谢的是我，感谢这块土地为我提供了考察的机会、写作的契机。

    像平遥这样一直公开向我表示感谢.而其实应该反过来接受我感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一路上就遇上好儿个。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人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抵达平遥前，我们在临汾祭拜了尧庙。前些天，我们又在陕西祭拜了黄陵。祭拜黄陵时我们的祭文中有这样一句：禀告祖宗，此行成矣。

    是的，此行成矣。

    2000年2月2日于平遥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