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江湖

不了。

    马脸向我们慢慢围拢，亮出了他们的铁棍。钢铁厂的孩子们打架就是这特点，因为铁棍好找啊，这个大院里，谁家还没两根这东西。平常当工具，关键时刻当武器。

    “钢子，小孩儿闹着玩，你们瞎掺和啥，都散了会去吧”就在我拿出刀子准备和马脸开练得时候，亮子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旁边还站着喘粗气地杨灿，不知道他是看见这场面吓得，还是翻墙累得。

    亮子走到我身边，搂着我的肩膀对马脸旁边的那个叫钢子的说“叶子是我兄弟，今天看我面子，事儿就算了，他打过马脸，马脸也带人堵过他，谁也不欠谁的了”

    叫钢子好像挺怕亮子，连忙笑着点头“感情是您弟弟，我们刚才不知道，您放心，以后他就是我们兄弟。”说着走到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叶子是吧，亮哥兄弟就是我们兄弟，以后谁在敢堵你你直接找我，不用麻烦亮哥。”说完又掏出烟给亮子点上，客气了几句，匆忙得带人走了。

    我有些疑惑的问亮子“亮哥，他是谁啊，好像挺怕你的？”亮子好像想起了什么，拍拍我的肩膀“走，都回去，今天都去我家，我给你们弄条鱼吃。”说完转身往前走去。

    我们跟着他往回走，杨灿告诉我是他把亮子叫来的，我今天没去找他，他就猜到我是去和马脸打架了，不敢告诉家里人，于是找到了亮子和他一起过来帮忙。于是赶巧亮子认识马脸的帮手，于是架就打不成了。

    其实后来我才发现，当两帮人约好地点准备好武器打架的时候，人越多反而收场越平淡，因为人多了两帮人就有认识的，于是中国人好“攀关系”的传统就起了作用，于是什么事情也发生不了了。

    吃晚饭时崔雷对亮子十分的热情，一口一个亮哥的招呼着，眼里全是崇拜的神色。刘冬和马国为也是同样的眼神，这可和他们以前见了亮子时避而远之的情形大相径庭。他们还想跟亮子一块喝点，但亮子以我们还小为由拒绝了，在一旁自斟自饮。

    “你们知道我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吧？”亮子看着我问道“你们知道我是怎么进去的吗？”

    我们大家摇摇头，亮子是劳改犯我们知道，但因为什么进去的我们还真不清楚。认识他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没好意思问过。

    亮子没理会我们，自己喝了口酒，好像是在回忆什么：我爸以前也是钢厂的职工，我家以前住在3号老楼，我也是在铁一小和铁一中上的学，和你们一样，那年头学校不怎么管学生，所以每天我们一伙同学到处乱跑，啥事儿都敢干，日子过得挺好，挺快乐的。我初三那年，认识了个混混，叫二彪，那时家里都不富裕，二彪带我偷铁块卖钱，买烟抽，买酒喝，那时我抽的烟比我爸的都好。后来我认识了跟二彪一起玩儿的四胖子，还有小碾子也就是钢子他哥。我们拉帮结伙的在厂院里祸害，揩小孩钱，欺负女生，自以为是

    后来我爸知道了我当时的德性，结实的揍了我一顿，但我没改，依旧和他们四处瞎混，我初中毕业后和他们混了一年多，那时候我们偷过仓库，敲过闷棍，还捅过人。我们学着梁山好汉的样子，都觉得自己算号人物了。

    当时我爸已经管不了我，又怕我出事，就想让我当兵，想让部队好好的教育我，其实我也挺想当兵，觉得穿军装特爷们儿，于是就同意了。当兵前的一天，四胖子来找我，说被人打了，让我们帮他去报仇。

    打他的是甜水井的“小霸王”我和二彪，和小碾子带着自己做的喷子，晚上在小霸王家的胡同口把他给崩了，送医院没抢救归来。“小霸王”姑父是警察，把我们全都抓了，我被定成主犯，送去劳改，二彪他们因为是从犯，而且年纪也不够，就被送去劳教。

    大圈里的人不是人过的，当时我年纪小，在里边几次都差点被人折磨死，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叫保成的，他力气大，人也壮实，大圈里没人敢欺负他，我跟着沾他的光，后来也没人欺负我了。

    后来我跟保成去了新疆，我们是自愿的，那时候去新疆能减刑。我跟保成拼命的干活，想多挣分，好早点减刑出来。从我被劳改我就没敢给我爸写过一封信，我不知道该写啥。我爸也从没来看过我。他丢不起这个人。

    我到新疆的第二年，我爸在厂子出了事故，没多久就走了。我想出来在我爸灵前给他磕个头，可是监狱不让。后来一个人在被子里哭了好几天。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错了，错到连给我爸守灵的机会都没有了

    亮子的故事讲完，崔雷他们有些发傻，亮子伸手摸了把眼睛问我“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们我的事儿吗？”

    “可能是咱哥俩比较亲吧”我努力的放松自己的情绪回答他，其实我知道，这是一个走过一段黑路的人在善意的提醒一帮孩子，别在路口选错了道儿。

    亮子不置可否，把他的酒盅端到我面前，示意让我喝掉。然后看着我面前的空酒杯说：“叶子，哥哥谢谢你。”

    我有点明白了他的意思，作为劳改释放人员，他在这片是没法抬头做人的，所以他没有朋友。不是他不想和别人交流，而是因为别人因为他的“历史问题”而不给他机会。他给邻居剃头时收钱便宜，给邻居干活时舍得出力气，但却连一句谢谢也换不来。我明白了我第一次见面跟他说谢谢时他为什么会发愣了。也明白了为什么每次我来找他聊天时他问什么生意也顾不得做了。

    附近的邻居没人看得起一个劳改犯，厂院里除了我没一个孩子敢大声地叫他的名字就连经常和我一起来的杨灿在和他聊天时也是小心翼翼的。因为这不是2000年以后那个存在即合理的年代，这只是老百姓从循规蹈矩开始往敢做敢为发展的8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