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上,我姥爷突然来拜望我祖父母。有人到新台子去,告诉他女儿毓贞前两天在给公婆煮早饭时,失神落魄,手随着柴火伸到柴灶里去,连疼痛都不知道,她已经失神落魄好久了。而且,还听南京来人说,我父亲与一些时髦的留学生住在一起,男男女女都有。姥爷终于得到我祖父母同意,允许他送我们母子三人去南京与我父团聚。如果父亲不收留,他再带我们回娘家。我清晰地记得那年秋天,树叶子差不多全掉了,高粱地也收割了,两个长工套上马车,把我们送往五里外的火车站“乱石山站”——那一带的山石用来供应铺设中东铁路所需的石头。为了上京,我穿了件全家到沈阳做的,红底闪蓝花棉袍,兴奋极了。
马车出了村口不久,路旁就是一排排秃山,乱石嶙峋,一棵树也不长,我就问“妈,这叫什么山?”已被我各种问题吵了一早晨的她就说“这叫鬼哭狼嚎山”这个山名加上我母亲的神情,让我牢牢地记着。
如今,她去投奔一个已离家多年的丈夫,牵着两个稚龄儿女,走向数千里外一个全然无法想象的大城;在那里没有家人,连亲戚都没有,心中的惶惑、畏惧,岂不正如进入鬼哭狼嚎的世界?她知道前途未卜,但也绝不愿再回到那已度过十年隔绝孤寂的塞外小村里,过活寡似的生活。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莽大地的自然现象、虎狼豺豹的威胁,和那无法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身的启发。她的乡野故事有些是温柔的盼望和悲伤,有些充满了人心的悸动。如同鬼哭狼嚎山,毫无修饰、强烈地象征着她那时对南方大城的畏惧,和对自己命运的忧虑。
我童年最清晰的记忆是姥爷牵着我哥哥,妈妈牵着我从沈阳上火车,火车没日没夜地开着,车窗外是无止境的庄稼地,秋收已许久了,黍梗和高粱秆子都刈割净了。除了稀稀落落的防风林,看到天边,都是黑褐色的泥土地。姥爷说,明年三月解冻了才能翻耕。
出了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到南京,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在下关车站,她透过车窗从火车进站浓郁的白色蒸气里,看到月台上等着的那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正挺拔地站着(直到晚年,他的腰板始终挺直不弯)。蒸气渐散,从车门走下来的则是他十九岁时被迫迎娶的妻子;此时,她脚步迟疑,牵着我的手像榆树落叶那么颤抖,娟秀的脸上一抹羞怯的神色遮住了喜悦。到月台上,站在她身旁的是两个穿崭新棉袍的乡下孩子。
姥爷在南京住了十来天,就又坐上火车回关外老家去了,他临走的时候,我妈妈哭得难分难舍。姥爷和姥娘生了四个儿子才生这个女儿,手心里捧着长大,如今他要把她留在南方这举目无亲的人海里了。那些年,妈妈常对哥哥和我说“你们若是不好好读书,你爸爸就不要我们了。”
我很小就懂得忧愁,睡觉总不安稳。夜里有时醒来,听见隔室爸爸轻声细语地和妈妈说话。他的声音温和沉稳,我就安然入睡。
我到南京不久就被送到附近小学上一年级。刚从东北乡下出来,长得瘦小,人又很土,南京话也听不大懂,第一天上学,只听懂老师说:“不许一会儿喝水、一会儿撒尿的。”觉得上学很可怕。好不容易,有几个朋友,有一个同学对我表示好感,送了我一块红红绿绿的花橡皮,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见过,好高兴。过了两天,他不知道什么事不高兴,把橡皮要回去了,令我非常伤心。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块橡皮,所以我开始旅行时,到世界各地都买漂亮橡皮。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是那一年初春雪融的时候,上学必须穿过那条名为“三条巷”的巷子,地上全是泥泞,只有路边有两条干地可以小心行走。我自小好奇,沿路看热闹,那天跟哥哥上学,一不小心就踩到泥里,棉鞋陷在里面,我哥哥怕迟到就打我,我就大哭,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从泥里拔出来给我穿上,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他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
在我第一次挨打(似乎也是仅有的一次)之后,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告诉六岁的我,这里不是可以满山遍野跑的乡下,城市公园的花是不能摘的,摘了更不能一再撒谎“我打你是要你记得”这最初的印象,使我一生很少说谎。即使要跟人家说一点善意的谎话,都很有罪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