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文学播种—&m

一，其他的都是些趣味多于教诲的文章。杨唤的新诗夜怎么能和古典诗并列？西游记、美猴王、沈复儿时记趣和翻译的火箭发射记都没有教学生敦品励学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几乎每次都令人精疲力竭。最后审订两册目录时，屈先生、三位主编和我的欣喜，只有附上新旧课本目录的对照表可以表达明白。新版实在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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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即使选了一此自话文，也都偏属议论文;属文学性质者，篇数略少。新版只保留孙文立志做大事，并将旧版第二册蒋中正我们的校训）挪移到第一课，其余古典现代小说、散文、诗歌，全是新增;此外，更选入翻译文章人类的祖先和火箭发射记，让国中生有人类文化史观与尖端科技的世界观。

    想不到我当初万般委屈接下兼任教科书组，被屈先生称为苦海“贼船”的挑战，是我付出最多心力感情的工作，也是我在国立编译馆最有意义的工作成果之一。为达到改编的理想，恢复国文课本应有的尊严，让每一个正在成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在那个年代，我的工作是沉重的，不仅要步步稳妥，还需要各阶层的支持。

    在政治高阶层，我们必须寻求一些保护。我曾以晚辈的身份，拿着新旧国文课本目录拜望早年教育部长陈立夫、黄季陆;也以学生身份去看望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希望他们在舆论风暴之前，能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同理心，因为他们自己是文人从政，对文学教育和学术尊严也有理想。我尤其记得黄季陆先生，对我侃侃而谈民国以来，国民教育的种种利弊得失，他很赞成政治退出语文教材，一谈竟是两小时，还说欢迎我以后再去谈谈我们编写的进展。可惜不久他即病逝，我未能再聆听教益。老

    国民党有不少被历史定位为政治人物的文人，很希望在稳定社会中以书生报国之心从政，却生不逢辰，生在政争的中国。

    在编审委员会中，我最需要资深委员的支持，当时代表编译馆最资深的编审者是洪为溥先生。我初到馆时，他对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作人文社会组主任颇感怀疑，甚至反感。经过几次恳谈后，对我渐渐转为支持。讨论第三册篇目时，我大力推荐黄春明鱼。没想到首次投票，未能通过，我和屈先生商量：“下次开会，能不能让这个案子复活，再讨论一次？”屈先生说:“还讨论什么呢？投票也通不过。”我说:“我为它跑票。”我第一个去跑的就是反对最激烈的洪为溥先生。他的办公室和我的相隔一间，窗外都对着舟山路台大校墙外一棵高大丰茂的台湾变树，太阳照在它黄花落后初结的一簇簇粉红色果子上，美丽中充满自信。他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覆不断地喊，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

    我想起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本语文教学书，读到一位中学老师写他教初中课本选了莎士比亚麦克白一段：

    to摸rrow，andto摸rrow，andto摸rrow，

    creepsonitspettypacefromdaytoday，

    tothelastsyllableofrecordedtime。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天又一天在这碎步中爬行，

    直到注定时刻的最后一秒。

    这位中学老师问学生:“为什么连用三次“明天”？”学生的回答形形色色。但是多半抓住一点：活得很长，会有许多明天。老师听完后说:“你们想着，那么多明天可以去骑马、打猎、钓鱼，麦克白因为今天和昨天做了太多恶事，所以他的许多“明天”是漫长难挨。”用一个简单的字，一再重复，它所创造的意境，老师大有可讲之处。就像鱼，小孩不断重复“我真的买鱼回来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处。

    下一次开会时，屈先生果然将上次未通过的几课提出再讨论，洪先生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的学生百分之八十在乡镇，对鱼中祖父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应是很熟悉，这样朴实的情景会让他们感到亲切。”第二次投票通过，我记得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个重要的支持来自我们举办的几场全省老师试教大会，听到来自各地数百位代表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新编课文校易引起学生的兴趣，这给了我们选材更大的空间相面对批评的勇气。

    在那个渐开放而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文化界笼罩着浓厚的政治气氛，教育部统编本的国文和历史课本往往是社会注意的焦点。我因缘际会，恰在漩涡中心，得以从不同角度看到各种文化波涛，甚至时有灭顶的危机。

    到编译馆任职前，高中国文课本刚换主编。有人攻击高三下第六册国文最后一课选的是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续四十出余韵:“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认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认为这段曲文分明是讽刺国民党。担任主编的师大周何教授是台湾第一位中国文学博士，他说：“我选的是清代戏剧，并不是我的作品。”攻击者说:“剧本那么多，你为什么偏要选一课？”周教授差一点进了我们称之为“保安大饭店”的警备总部。

    我刚组织国中国文编审委员会时，从不同的来源听到这件事，提醒我水中暗礁之多，听说原任馆长就是因此而退休。我的处境，若非亲历，很难预测。一位资深馆员张杰人先生，曾在东北协会任职。看过童年多病又爱哭的我，知道我进馆工作，间我:“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后来我让他吃惊的是，在进入“那种地方”之前，我已然历经人生波涛，不再哭泣了。

    第一个不能哭的经验，是国中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讨论不久，馆长交给我一份教育部的公文，命我们答复林尹委员的信。他指责我们新编国文的方向堪忧，忽略了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等等，馆长让我先去拜望林教授当面解释。我在约定时间到他家，进了客厅，他既不请我坐，也不寒暄，来势汹汹训斥新编篇目内容悖离教育方针。譬如杨唤的新诗夜。说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西游记哪段不好选，偏偏选猴子偷桃子：沈复儿时记趣有什么教育价值？我刚辩说了两句，他似乎更生气，说:“你们这是新人行新政了，我看连大陆的课本都比你们编得好！”说着说着，从内室拿出一本中共的初中国文给我看。我不知为何突然福至心灵说:“那么请您把这本书借给我，我带去给执笔小组作个参考，说是您的建议。”他突然觉得，我这个外文系的女子，敢来接这件工作，想必不简单，如今他对我夸奖“共匪”的教科书，倒是有了麻烦，如果我认真，他就有可能进“保安大饭店”于是他请我坐下，用现代警员温和的口气问我哪里人？跟什么人来台湾？结了婚没有？丈夫做什么？i三个儿子读什么学校？然后问我，你父亲做什么？什么大名？我只好回答我父亲的名字和职业，谁知他竟说:“你怎么不早说！我和齐委员兄弟一样！”然后他向内室喊道:“倒一杯茶来，倒好茶！”

    我原以为许多故事是虚构的戏诧，没想到在现实里确实真有。

    二00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有一篇报导。标题是“老教科书总复习，网络正发烧”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回味中学时代琅琅上口的文章，如朱自清匆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他们也记得木兰诗），尤其以白居易慈乌夜啼）获得最热烈的讨入而。

    还有一篇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孤雁也选人课本。沙洲上一只孤雁，为一对对交颈而眠的雁儿守更。芦丛后火光一闪一闪，孤雁立即引吭呼叫，睡梦中惊醒的雁儿发现无事，以为孤雁故意撒谎，如是两回。第三次，猎人拿着香炬轰立眼前，孤雁飞到空中，拚命的叫唤，疯狂的回旋，但酣睡的雁儿毫不理会。眼睁睁看着猎人伸出残酷的手，将一只只熟睡的雁儿放进了网罗。从此，孤雁多了起来。

    二十余年之后，柯庆明（一篇序文，二十年岁月齐邦媛老师在编译馆的日子），提到他多年后阅台大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作文卷，题目是“影响我最深的一篇文章”许多人写的竟然是孤雁，让他感动莫名。

    屈指算来，当年读这套新编国文的读者，现在也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许多人大约还记得阅读这些作品的喜悦吧！

    住在丽水街三十多年，我把这第一版六册国中国文教科书和英文本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两厚册，放在书架最尊贵的地方，抬头即见。国中国文的封面，是我去求台静农老师题写的。当时台老师竟然亲自穿过台大校园送到我办公室来，令我惊喜得连怎么谢都说不明白了。记得台老师说了一句勉励的话：“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给我的支撑，胜过千言万语。

    编书第二年，教师大会建议编译馆编一本书法辅助课本，屈先生和台老师都推荐庄严先生。庄伯伯一九二四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四八年，押运故宫文物抵台，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物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我在故宫博物院兼差时的恩师。那时庄伯伯大约七十多岁，为了写这本书很费精神。因为读者的艺术层次太低，书法背后的文化素养尚未培养起来，进不了他们曲水流畅、诗酒风流的境界，所以他迟迟不能交稿：教科书组的办事人员，按照程序，常常催稿。每周五下午，我在台大教“高级英文”课程，常常在文学院回廊遇见他老人家夹个布包去中文系上课，也会向他催稿。他常常说:“太累了！做不出哄孩子的事了，你赶快找别人吧”下了课，他邀台老师和我去温州街一间日式房子开设的“老爷饭店”吃鸡腿简餐，要把稿约还给我。我跟两位老先生吃了三次鸡腿餐，后来终于把书稿“逼”出来了，虽然印出来只是薄薄一小本中国书法，每年发行量却是三十多万册，多年来受它指引的少年总有数百万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