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两周之后,决定找一所自己的住处,慧文带我按照广告到处看房子,那真正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书桌,窗外有个院子。我原以为柏林是文化古都,当然家家都读书,但令我惊讶的是,看过的六、七处出租屋子都没有书桌,即将放弃时,来到一个树荫绵延的小街,在大花园似的巷里一幢小楼,楼下前后两大间和小厨房、餐桌,走进里面一间,第一眼看到一张大大的、真正的书桌!
桌旁全扇的窗户,外面是一座花树环绕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别处加倍,但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脚之地了。那四个月间。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从树荫中走进来走出去,忧患半生,从未有如此长时期的悠闲境界。刚到那几个周末,远远近近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收到海音寄来“纯文学”出版的书,写信告诉她:“礼拜日,满城钟声。”她以一贯的急惊风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来!”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诉我,柏林的学生都得去看一部记录像片柏林沦陷四十年。我到市中心库当大街我赖以衣食维生的kadewe百货公司门口,车站和街上充满了各种游行的队伍,静静地举着不同的标语,在保存炸毁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说。这部记录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与清晰,从希特勒开始鼓动人心到开战,战争重要场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纳粹末日,欧洲战场溃败。盟国空军按城市地图,有系统地轰炸柏林,而且事先预告,你们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毁哪几条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图区域和轰炸前后实况,可谓弹如雨下,只见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军炸弹之下灰飞烟灭成为瓦砾,原来这权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毁灭的。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画面清晰详细,不忍看也得看。这是德国人自己摄制的记录,留给后世子孙看的。
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楼未亮灯,原住楼上的房东太太气喘病发。住在医院。我一个人夜坐灯下,反复出现柏林沦陷四十年许多城毁人亡的场景,不免想起重庆在日机轰炸下的那些年,我们对死亡不得不采取赌命的无奈态度。看了柏林被炸毁的区域地图,才明白这美丽的新城原是盖在废墟上的!这书桌、这床铺下面会不会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惊,连续数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时代杂志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为主题,有一篇社论空前的灾祸),大意是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广岛、长崎毁于原子弹,两国都认为自己灾难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灾难的岂不是死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吗?其实,灾难是无法比校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
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
记。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国民党,留在大陆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过去一切,那时殉国的热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湮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从此。我和自由大学这班学生问答之间就有了一层层沉重的涵义。阅读王祯和小林来台北时,他们认为你必须到柏林才能感觉到德国近代史的深度,这吸引观光客的围墙,只是一道浅浅的象征罢了。我提到初闻柏林钟声的喜悦,有人说,战后许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灾难地点修筑教堂,不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赎罪,终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别多!从此,我听到钟声再无喜悦之感。回到台湾,连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钟声也没有。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
战后柏林复苏,在废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树木,用欣欣向荣的生命覆盖死亡。英美占领的西德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她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文化大国,所以国际文化活动很多。我到柏林不久即见街头挂出“地平线(horizon)世界文学会议”的预告,也知道将有盛大的大陆作家团参加。开会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简,他与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将代表台湾和海外华文作家参加。他们到柏林后,郭教授与我和车慧文竭诚招待,但是主办单位虽在节目表上排出他们五人的发言及作品朗读时间,会议大厅树立的大型广告牌上有大陆的作家,却无台湾五人,我们都很愤慨。虽然自由大学先举办台湾文学座谈会,但是,形势比人强,大陆十位作家受到的关注和接待明显热烈。柏林和旧金山一样,对这些早期由铁幕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和趋炎附势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