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由德国柏林途中经过英国,在牛津大学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化研讨会,我发表了煞费苦心写的论文台湾中国现代诗的成熟。回到已是空巢的台北家中,准备开学上课。
开学前的礼拜日清早,原与好友贻烈、俊贤和宁媛约定去登大屯山,我们五个人一起登山已十年了,贻烈称为“阿呆登山队”五个在现实生活里很有头脑的人(贻烈是台糖副总经理,俊贤是台电会计处副处长,裕昌是台湾铁路总工程司,宁媛任中兴票券公司副总经理,我在台大教书)十年来风雨无阻,专找游客少的景点,爬遍了台北郊区的山,裕昌是可靠的司机。自以为已是半职业登山水平啦!我们到了山里,跳、叫、呼、啸,全然回归自然,进山后头脑放空,如同呆人。
这个礼拜天清晨,这位可靠的司机必须去开会,我自己到丽水街口对面的师大人行道等出租车,沿路去接他们三人。夭太早,人车不多,我专注地往左看有没有空车,突然十字路口一辆摩托车横冲出来,被遵守绿灯行驶的出租车拦腰撞上,摩托车弹至半空,一些闪光的碎片在阳光下四散,朝我站立的树下飞来。我下一个知觉,发现自己头枕在一只破球鞋上,而我的左脚不见了。我的右臂也不能动,勉强用左臂支持坐起,我看到我那穿了新鞋的左脚,像折迭椅脚似的,折断了,被压在左腿下面:右臂也断了,空荡在袖子里。但是尚未大痛,只感麻痹而已。这时有三、四个路人俯身来看我还活着,其中一个人问我名字,我请他立刻打电话给我丈夫。一辆汽车停下来,一个壮汉走下来,看到我血流如注,立刻将我抱起放到他车上后座,一位路人说:“你不能动她,必须等警察来。”他怒吼道:“等警察来时她已流血过多死了。”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要去什么医院,我说:“三总!(三十年来一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但请先在建国南路口转一下,有人等我。”到了桥下看到贻烈焦急地站在那里张望。我还清醒地告诉他去接我妹再去三总!我记得到医院拉住这位送医者的衣袖,问他大名,但他不愿说,勉强留下个地址,我家人后来始终没有找到他。但我一生忘不了他。
这一切都发生在十五份钟之内,那闯红灯的年轻人刚刚退役,被撞断双腿的他,和被撞解体的摩托车由半空飞落到我站立的树下,一些零件击中了我,医生说右肩那一片离我颈动脉只有一吋。我倒地时,头部倒在那骑士软软的破鞋上,下面是一堆石头,所以它保护了我的头。
多年来我百思不解,为何像我这样一生与世无争的人,会遇到这种飞来横祸?莫非那也是上帝的意思,教我亲身体验这一层的人生苦难?是惩罚我欧洲之行太快乐,纵情于历史陈迹和山川美景,不知躲避这尘市街角的杀机?
在三军总医院八楼的外科病房一个多月,我似真正走过“死亡的幽谷”撞击初期的麻木过后,全身剧痛,止痛针、呼喊讯咒都没有用,我仍能维持一些沉静的自尊。那痛彻骨髓的疼痛,随着日升月落运行全身。左腿折断之处骨碎不能接合,膝盖之下须植入约八吋长的钢钉加以固定,右臂手术接合,盼能自然愈合。为我做这些手术的医师林柳池是神采焕发、英俊自信的年轻主治医师,他除了手术台上操刀,每天清早来查房,总是说:“今天我们要进行他的笑容带我回到人间,也是终身难忘的。
那个酷暑尾声的初秋,漫漫长夜,我怎样度过的呢?只记得努力摆脱但丁神
曲地狱十八层的景象,攀爬到华兹华斯露西诗中最宁静的那首:“当我灵魂暂息,我已无尘世忧惧。”
我必须站起来,重拾大步行走的快乐:不长期依靠止痛剂。必须靠自己的心智抵抗这样暴虐的疼痛。一年之后,我按照台大复健科医师的指导,靠骨内钢条撑持,回校上课。
感谢天主,妈妈已经安详逝世,她不必再为我流这一场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