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

    我在学校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则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我年纪太小，不能理解有教养的人应当对这种根本差距视而不见，同样的礼数也适用于宗教、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和（近来的）文化差异可能引发的悬殊差别。因此每逢老师问问题，天真的我便举起手来。

    这情况持续数月后，老师和同学肯定多少察觉我是好学生，但我仍感到一种举手的冲动。现在老师已很少叫我，宁可让别的小孩也有说话的机会。尽管如此，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举起来，无论我是否知道答案。如果说我是在装腔作势，就像一个人虽是日常装束，却佩戴一件华丽的首饰，那么不妨说我是因为崇拜老师而急于讨好。

    我在学校很高兴发现的另一件事是老师的“权威”在家里，在拥挤杂乱的帕慕克公寓，事情从未如此分明。在坐满人的饭桌旁，大家同时发言。我们的家务事，我们对彼此的爱，我们的对话、用餐和听广播的时间，这些事情未曾有过争论——它们自行发生。我父亲在家没有明显的权威地位，而且经常不在。他从未骂过哥哥和我，也从未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后来他把我们介绍给朋友时称我们是他的“兄弟”我们认为他有这么说的权利。我母亲是我在家惟一承认的权威。但她可称不上陌生或外来的暴君，她的威权来自被她疼爱的渴望。因此，我的老师对她二十五个学生的影响力使我迷醉。

    或许我把老师看成母亲，因为我一味想讨好她。“把两手这样并拢，安静坐下。”她说道，我的手臂便紧贴胸脯，耐心地坐着听一整堂课。但新鲜感慢慢消退，过不了多久，比别人先有答案或解出数学题不再令人兴奋，时间开始慢得使人厌烦，甚至完全停止流动。

    我的眼睛避开写黑板的傻胖女孩，她对每个人——老师、学校门房和她的同学们——都露出同样平淡而信任的笑容。我的眼光飘到窗外，飘到耸立在公寓建筑之间的栗树树梢。乌鸦落在树枝上。因为我从底下看，所以看得见后方的一小片浮云，云移动时不断改变形状：先是狐狸的鼻子，然后是一个头，接着是一条狗。我希望一直像狗，但是它继续赶路，变成祖母始终锁在陈列柜里的四脚银糖罐，使我渴望待在家中。一旦召回家中令人心安的寂静暗影时，父亲便从暗影中走出来，像是梦一样，然后我们全家到博斯普鲁斯小游。就在这时，对面公寓楼房的某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仆抖着掸子，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我从座位上看不见的街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想。我听见马车从鹅卵石路上碾过去的声音，刺耳的声音叫道:“艾斯克希——”女仆看着旧货商沿街走去，然后把头缩回去，关上窗子，但是之后，就在这扇窗子旁边，我看见第二片云，跟第一片云走得一样快，却是反向而行。但现在我的注意力被唤回教室，见大家都举手，我也迫不及待地举起我的手：在根据同学们的回答猜测老师的问题是什么之前，我已经隐约觉得自己知道答案。

    了解同学是不同的个体，并发现他们与我之间的差异，既使我兴奋，有时却又痛苦。一个忧郁的男生，每回在土耳其语课上朗读，都隔行跳着念，这可怜男生犯的错是不自觉的，正如同班上同学的哄笑也是不自觉的。读一年级时，班上有个把红发扎成马尾的女生曾坐在我旁边，她的书包里虽杂七杂八堆放着咬了一半的苹果、“芝米”、芝麻、铅笔和发带，在她四周却总是有着一股薰衣草的香味，很让我喜欢。她公开谈论日常生活的小禁忌，此种天赋也很吸引我，周末没看见她，使我心生想念，尽管另一个娇小纤弱的女生同样令我心醉神迷。那个男生为什么不断说谎，明明知道没人相信他？那个女生为什么随随便便告诉别人她家发生的事？还有一个女生念那首关于国父的诗，是真的在掉眼泪吗？

    就像我有看车头和观察鼻子的习惯一样，我也喜欢端详我的同学，看他们长得像哪种动物。尖鼻子的男生是狐狸，他隔壁那个大个儿，像大家说的，是熊，头发浓密的那个是刺猬我记得有个叫玛丽的犹太女生告诉我们关于逾越节的一切——她祖母家里有几天谁都不准碰电灯开关。还有一个女生说某天傍晚她在房间里，很快地转过身来，瞥见了天使的影子——这可怕的故事跟随着我。一个长腿女生穿很长的袜子，老是一副要哭的模样。她父亲是政府部长，当他死于飞机失事，首相却安然脱险时，我很肯定她因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一直在哭。很多小孩牙齿有毛病，有几个戴牙箍。建筑物顶楼是宿舍和体育馆，就在保健室隔壁，据说有个牙医，老师们发脾气时扬言要把调皮的小孩送到那里。罪行稍轻时，老师便罚学生站在黑板和门之间的角落，背对全班，有时单脚而立，但因为我们都巴不得看一条腿能站多久，害得课也上不成，因此这种惩罚很少发生。

    拉西姆在回忆录法拉卡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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