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灰缸旁边还放着有他亲笔开的一个信封。
黄江北问:"他跟田曼芳说了什么?"
卢华说:"他把门关死了单独跟她谈的。"
黄江北安抚道:"您别急,葛老师不会出什么大事的"
黄江北急急忙忙地下楼去,刚出楼门,见一辆小车明晃晃地开着车灯,直扑这儿而来,走近了一看,竟是田曼芳那辆蓝色的马自达。
果然是田曼芳,跟她一起来的还有郑彦章和葛平。田曼芳在听葛总跟她谈了那个"重大"情况后,觉得问题复杂了,自己一时拿不准主意,想来想去,还是去找了郑彦章。郑彦章还没等田曼芳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叫了声:"快走,跟我去找葛老头儿!"但还是晚了一步。
田曼芳说,葛会元告诉她,真正要为煞车管事件负责的,认真计较起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万方的总经理,直接给生产流水线上下达使用这种煞车管命令的人。另一个是田副省长。
"田副省长?"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叫了起来。
是的。接到黄江北的信以后,葛会元很伤心。他能理解自己这个当年的学生急于让万方出成品车的心情。但他不能理解江北居然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为自己做一件"重大政绩"。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学生,过去没这个毛病。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热衷于不该有的"政绩"。"政绩"不能从根本上造福于老百姓,何为"政绩"?从来不敢对抗上级的他,这一回决定要做一回不听话的人。他把黄江北的信往抽屉里一锁,想好了,不管他什么市不市长,决不采用那个非常不保险的煞车管。他甚至想着还要把江北找到家里来好好地"骂"一顿。江北做学生时,他都没舍得骂过他,现在得骂了,不能再惯他这些毛病了。在这个阶段,不管谁来缠他,他就是不松口,就是不用那个煞车管。曲县长为这件事,一天打过八次电话给他,他都红着脸顶住了。如果后来不是田副省长亲自打电话来干预,他本来是要做一回真正的总经理的。后来,他接到了田副省长的电话,后来,由中央工作组查清(那已是多半年后的事了),曲县长见葛老头儿这一回出乎异常地"顽固",急了,就去找田副省长,逼着田出面。田本来不想掺和这件事,但曲县长这一回也不是"稀"的了,因为这件事跟他老家的利益关系太大。眼看自己又要退了,这个厂子跟他退休后的日子,有莫大的关系。他"威协"田,请他一定要开口说话。他有这个本钱,因为田借钱去上海深圳炒股这件事,只有他可以出来作旁证。当初,田招集人在丽都大酒家谈论这件事时,在场的,除了那两位被委托人,在股票被全部套住后,已携带剩余款,跑出境去了。现在唯一能出来说"是"或"不是"的,便只有他。田自然明白这一点。儿子的问题再大,也不能把他怎么的。但自己这一百多万的事,就足以使他下台。也许,因为他是个副省级干部,能饶他一死;也许,正因为他是副省级干部,而要他一死,以警天下人天下的副省级干部。他只得给葛会元打电话,甚至说了这样的话:要真出了事,我来负责,你老葛就别操心了。葛会元顶不住了。他毕竟只是个"葛会元"啊。他手里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是听了田副省长的话才下令使用了这批煞车管的。而那帮人现在却四出活动恨不能上电视台广播电台去张扬,葛会元是根据黄江北的指令,才使用了这"操蛋"的煞车管的。我当时要是稍稍地硬气一点,就不会给江北造成这样被动的局面。是我把江北推进了死胡同。我是一切事故的罪魁祸首。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我来承担。
听到这儿,黄江北明白,葛老师大概是找不回来了
但无论怎样,总还要找啊,总得知道一个下落啊。
黄江北亲自指挥着人们寻找葛会元。葛平、小妹、万方的工人、特派的民警、还有田曼芳、夏志远、单昭儿都出动了。找了一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