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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啊冈古拉…&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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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他办公室，我就愣那儿了，琢磨半天，越琢磨，觉得这事儿越蹊跷。蹊跷之一，假如冈古拉真缺一位校长，机关里有的是教师出身的人，干吗非指着我？蹊跷之二，去一个只有三十多个狗屁学生的学校上任，干吗还要限定我出发时间和行走路线？去冈古拉有无数条路线可选择。而西坝河子黄沙梁这条道儿，可以说是所有选择中最糟糕、最没名堂的一种选择。那是一条五十年代中期修建的等外级公路，失修多年，路况极差，布满了大坑小洼不说，有些路段早让洪水冲断，还有些路段则早已消失在铃铛刺、芨芨草和苇子窝之中。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从那儿走，得多绕出好几十公里去。放着黑油铺就的省道国道近道不走，风雪征程地，偏要我绕那么个大弯，多受那一份大罪，干吗？故意耍我咧？当领导的再无聊，再下作，也不应无聊下作到如此地步。不，不会的。别人我们且不去说，最起码，宋振和这家伙不会。他也有许多毛病，但绝对不是那种无聊下作的领导。从刚才分烤火煤时的表现，你们也可看出，我也不是那种肆意得罪领导，无端惹同事们讨厌的人。起码在公开场合不会。我这人虽然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视我为“仇敌”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我绝对不会伤害别人，当然，也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无端地来伤害我。所以，我确信，他们的这种安排不是一种“耍弄”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且，跟“西坝河子黄沙梁”“三五零八”又有一定的关系。
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坍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野麻滩而去。紧接着，拳头大的老雨点挟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砸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那群或醉或半醉的亲戚朋友，被冰冷的老雨浇醒，强撑着打颤的双腿，纷纷地，或逃进我们家的屋，或逃回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我老爹四仰八叉躺在院中间的凉棚底下，怎么搡怎么唤，也不理不睬，只是睡他那自认人生最为享受的酒后觉。不一会儿工夫，只听院门外响起轰轰隆隆一片杂响。家里人都以为这老雨引发山洪，直奔咱家来了。惊瘫了的娘张了张嘴，居然没叫得出声，只是指指依然熟睡的爹，要我们背起他赶紧往后院高处跑。这边我刚抄起爹死沉死沉的身子，那边院门却訇地一声被许多人撞开。这时，全家人才闹清，那响声并非源自“山洪”是野麻滩种马场的人赶着十来辆大车，拉着二三十匹突然中毒的纯种马，找我爹救命来了。据说在种马场另外还倒着四五十匹良种马，而这二三十匹只是中毒最为严重的。听说马中毒了，我爹一下就惊醒了。他努力睁开眼，但还是站不稳身子。他哆嗦，头晕，结结巴巴说不清话。我娘跟着我爹这多半辈子，兽医方面的事也略知了一二，瞧着这些马情况严重，便让这些人别再耽搁了，赶紧把病马往别的兽医站送。但是，最近的兽医站也得有四五十公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转院”再说，这些乡民也不信，除了我爹以外，这世界上还能有谁救得活此刻嘴角鼻孔里已经在流黑血的病马。这时，这些一个个全让大雨浇透了的、并在焦虑中脸色已然变得青白了的乡民，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爹给我娘跪了下来，一个个都抱住自己的头大声呜咽，抽泣，求我爹不管咋的也要“开恩”救他们的纯种良马一命。屋里顿时极度地安静了。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我爹身上。可以看得出，此刻他的头脑正在清醒之中。他拼命地在跟自己挣扎，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不哆嗦，不颤抖，能挪动脚步，走到病马跟前去，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有毒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灾祸最起码，能听清这些病马的主人对马发病史的叙述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办不到。后来，他几次用颤抖的手对我指指存放在一旁白色小医柜里的兽用注射器。我拿起那金属制作的大家伙，但不明白他到底要想干什么。他突然踉跄着扑过来，把自己的手按在了那硕大的针头上。他想让那一阵钻心的疼痛来让自己完全清醒，完全镇静。针头因此扎进了他宽大多肉的手掌心，浓浓的血随之便汩汩地直往外淌。那一刻，由于惊吓，我骤然松开手，并往后大大地倒退了一步。金属针筒因此也就那样吊挂在他手掌心上，不住地晃动。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能制止住自己全身的颤栗、酥软和晕眩。他捂着流血的手，倒了下去，倒在红砖铺的地面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颤栗。但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哭了或者应该说，从他还不能完全睁开的眼角里，确确实实地流出了一颗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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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到底是一档什么样的“大事”呢？机关走廊里光线十分暗淡。难道，就像当年摩西必须穿越沙漠，才能拯救犹太人似的，我这回非得要走一走西坝河子黄沙梁，住一住三五零八兵站，才能办得了这档子“大事”？但最近也没听说出了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啊。哈拉努里的平静依然像啸叫的雪后狂风，虽然可恨，却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变的面孔。再说，我是“摩西”吗？不是啊！我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永远也当不了“摩西”啊。至于那个“三五零八兵站”据我所知，这是军区下了文件要撤消的单位。几个月前，那儿大部分的营房已开始拆迁，大院里断垣残壁，荒草凄凄，一片颓败杂芜景象。非“指定”我上那儿去过夜，难道还想让我在那断垣残壁间，秘演一出新“聊斋”故事？哦哦，这一切，真的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但直觉又在告诉我，这件事跟荒唐和无聊绝对无关。宋振和这小子被我们机关里的年轻人一致公认为是那种“干大事”的人。他轻易不胡来。他也有那种气度，不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人和谋划事。这使许多年轻人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干事，也愿意替他去办事。还有一点，关键时刻，这家伙只用他瞧得上的人；而且，他一旦做了决定，那就绝无更改的可能。他说他这一生，最欣赏的两句话是李大钊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不过得改仨字，把“著文章”改成“治天下”那就是“铁肩担道义，辣手治天下”他常把机关的这帮年轻人找到他屋里去喝酒。三杯下肚，他就会开讲他那“辣手治天下”的宏论。因此，机关里这一帮子年轻干部都特别清楚，对于宋镇长做出的任何决定，你要么低头认命，要么就准备着，跟他对抗到底。您觉得，像我这样的，会有那样一份心气儿跟他对抗到底？所以，即便对这回的新任命琢磨半天我依然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但最后的决定还是只能有一个：低头吧，去冈古拉。
去冈古拉走吧。走吧青山何处不埋人？只待马革裹尸回哦！
吃罢中午饭，我赶紧抽身回家去打招呼，准备赶第二天黑早起程赴任。虽然心里还是在动荡不安着，但既然已决定受命，晚走就不如早走了。（事后证明，这里的确是隐着个名堂，而且是个“大名堂”）
我家离哈拉努里镇还有十来公里。老爹是那儿一个畜牧防疫站的兽医助理。老爹正经是个中专毕业生。专业化程度正经比我高。但他一生嗜酒如命，一天两顿酒是天坍地陷也不能少的。他这人就那么怪，好酒，偏偏又沾酒就晕。一天得不着这份晕，他都没法活。晕了，又没法工作——一沾酒，他手就抖，抖得不听使唤，听筒针筒捣药面用的石杵什么的，全都拿捏不住。所以，很多年了，他只能在上午干个三四个小时。中午晚上喝罢酒，就没法再干了。虽说是给牲口看病，好像没人那么要紧，但在咱这地方，牲口往往又是许多老乡的命根子。你要治死了他的坐骑，他的奶牛奶山羊，比治死了他本人还要紧。要那样，真还不如一刀把他自己给劈了呢。就是这传统。我这老爹，不仅医术高明，对牲口、对老乡还都特有感情，绝不允许自己在给牲口瞧病时，干出那类二不跨五的烂糟事儿，把老乡们一生的心血和寄托都晾到了干河滩儿上。所以，只要一喝了酒，总挺自觉地躲到他自个儿那个小屋里去放倒了，绝不出来应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让我刻骨铭心。那年，他五十大寿，呼朋唤友，必有一通好醉。院子里，临时加砌的三个柴火灶上，咕嘟咕嘟地煮起好几大锅白水羊头。到下午三点来钟，好几大塑料桶的散白酒全喝空了，屋里院内，果然呼呼啦啦躺倒一大片。霎时间，西边云团紧涌，天色骤然昏黑。电闪雷鸣，狂风卷起巴掌大的砾石，直奔帕拉贡嘎拉河对岸的野麻滩而去。紧接着，拳头大的老雨点挟带着浓烈的土腥味儿，砸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那群或醉或半醉的亲戚朋友，被冰冷的老雨浇醒，强撑着打颤的双腿，纷纷地，或逃进我们家的屋，或逃回他们自己的家。只有我老爹四仰八叉躺在院中间的凉棚底下，怎么搡怎么唤，也不理不睬，只是睡他那自认人生最为享受的酒后觉。不一会儿工夫，只听院门外响起轰轰隆隆一片杂响。家里人都以为这老雨引发山洪，直奔咱家来了。惊瘫了的娘张了张嘴，居然没叫得出声，只是指指依然熟睡的爹，要我们背起他赶紧往后院高处跑。这边我刚抄起爹死沉死沉的身子，那边院门却訇地一声被许多人撞开。这时，全家人才闹清，那响声并非源自“山洪”是野麻滩种马场的人赶着十来辆大车，拉着二三十匹突然中毒的纯种马，找我爹救命来了。据说在种马场另外还倒着四五十匹良种马，而这二三十匹只是中毒最为严重的。听说马中毒了，我爹一下就惊醒了。他努力睁开眼，但还是站不稳身子。他哆嗦，头晕，结结巴巴说不清话。我娘跟着我爹这多半辈子，兽医方面的事也略知了一二，瞧着这些马情况严重，便让这些人别再耽搁了，赶紧把病马往别的兽医站送。但是，最近的兽医站也得有四五十公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转院”再说，这些乡民也不信，除了我爹以外，这世界上还能有谁救得活此刻嘴角鼻孔里已经在流黑血的病马。这时，这些一个个全让大雨浇透了的、并在焦虑中脸色已然变得青白了的乡民，突然齐刷刷地给我爹给我娘跪了下来，一个个都抱住自己的头大声呜咽，抽泣，求我爹不管咋的也要“开恩”救他们的纯种良马一命。屋里顿时极度地安静了。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了我爹身上。可以看得出，此刻他的头脑正在清醒之中。他拼命地在跟自己挣扎，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能不哆嗦，不颤抖，能挪动脚步，走到病马跟前去，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什么有毒的东西酿成了这场大灾祸最起码，能听清这些病马的主人对马发病史的叙述但是，所有这一切，他都办不到。后来，他几次用颤抖的手对我指指存放在一旁白色小医柜里的兽用注射器。我拿起那金属制作的大家伙，但不明白他到底要想干什么。他突然踉跄着扑过来，把自己的手按在了那硕大的针头上。他想让那一阵钻心的疼痛来让自己完全清醒，完全镇静。针头因此扎进了他宽大多肉的手掌心，浓浓的血随之便汩汩地直往外淌。那一刻，由于惊吓，我骤然松开手，并往后大大地倒退了一步。金属针筒因此也就那样吊挂在他手掌心上，不住地晃动。但即便这样，他也没有能制止住自己全身的颤栗、酥软和晕眩。他捂着流血的手，倒了下去，倒在红砖铺的地面上，还在一个劲儿地颤栗。但当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哭了或者应该说，从他还不能完全睁开的眼角里，确确实实地流出了一颗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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