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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莹那天匆匆赶到梅家弄，刚到吃中饭时间，估计许家两姐妹不会到得这么早，付了三轮车钱，就到正街上那爿新开的东洋照相馆里转了转。听说开这爿照相馆的是一个从温州来的女大学生。这个温州女大学生原先据说还是个“学运”积极分子。被开除过两次。后来又被巡捕房捉去，吃过六个月官司。又被送到木堡港外那个“江苏省第三女子监狱”接受“感化”做过“具结”也就是写过保证书一类的东西，保证改过自新，下不为例。北平解放后，新政府把市属最大一个拘留所建在“自新路”上。那一片地域原名又叫“半步桥”这实在太有意思了。历来的体会都是，人和鬼、地狱和天堂之间往往只差半步。而能不能跨过这关键的半步全看老弟老妹您肯不肯“自新”做人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明了。但由此而引发的麻烦却历千百载从未平息。因为人世间的“自新”标准，太多，又太不一样。不同的人固执着各自不同的自新标准，在种种利益驱动下相互较劲，于是就上演一出又一出多少总有些重样的历史活剧。拿这个女大学生来说，具结完毕，回到上海，重返原学校是不可能的了。她也没再去找原先的“同志”在第三女子监狱所度过的那段生活，使她充分感觉到，要按“同志们”的标准去“更新”眼前这个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自已被捕、入狱、抬大粪桶、穿着灰色号衣跑步、被强行接受男狱警的体检后深夜的痛哭、黎明时分的呆木当经历了这一切一切的天翻地覆以后，她原本以为这个世界会跟她一起“痛哭”“挣扎”但当她走出监狱大门时，发现一切依然如故。平静如故。无聊的依然无聊。卑鄙的越加卑鄙。小树甚至长出了新枝。生煎馒头摊上的生意还是那样的红火。或冷漠。我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又在干什么？）但她不愿回温州。或者说她愿意回温州，但得去赚够一笔路费。万一赚得顺利，够她在上海再租间房再进修个专业再买些化妆品高跟皮鞋晚礼服，再买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她也可以不回去。她说哪儿的青山不埋人？您说呢？于是她在这个照相馆里找了个“混饭混路费”的差使。当时的老板是个拿德国护照的“白俄”一个沉默寡言，又能吹得一口好长笛的老鳏夫。整日端着个镀银铜把茶杯，衬衫领子总是浆洗得笔挺笔挺的。进了照相馆，她才知道这里名义上是个照相馆，实际上却是个拉皮条介绍所。当然也照相。照完相，（或照之前就）上前搭话。女学生。白俄女侨民。刚到上海来帮佣的乡下女孩。想时髦又时髦不起来的新做厂女工。还有一些满腹心机的姨太太和渴望浪漫冒险的“千金小姐”有的需要钱。有的需要安慰。都盼望这安慰发自一个有钱有身份的男子。还奢望他身心都干净。老家伙做的事，便是从中“搭桥”留声机里轻轻地放送着“维瓦尔弟”同时收取双方的定金和回扣。这个温州来的女大学生开始说，我只管照相，别的我不管。他点点头答应了。后来她说你想找哪位女士打招呼，我可以帮你去跟她们打招呼，但具体条件我不谈。他又点点头答应了。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留声机继续放送“维瓦尔弟”的长笛协奏曲夜时，她说，我可以替你去跟她们谈条件，但我不要你为此额外付给我的报酬。这次他略感意外，但仍没作任何坚持、开导，还是颔首应诺。这一天晚上，老家伙提早赶走了所有的顾客。熄灭了大玻璃橱窗里所有的彩灯。掏出一大串烯里哗拉响的钥匙，小心翼翼地锁上了金属保险柜。第一次邀请她到自己家去作客。现在已经不记得那幢房子到底是在山阴路上还是在祥德路上。总之是一幢红砖清水外墙已经有点发黑、有一圈水泥围墙包围、几棵阔叶老树稀疏、楼道里充满了洋葱羊油和洋蜡气味、窗外都装着铸花铁栅栏的大杂楼。所谓大杂楼，是借用北京的“大杂院”一说。意指楼里多户人家共住。楼后大致都有一大片难得的开阔地。开阔地上晾着许多纯白床单和杂色床罩。再往远处是一家竖起几根细高细高铁皮烟囱管的铁工厂。煤烟熏黑了许多的竹篱笆。一群群灰色的鸟雀盘旋在从市郊直插市区的高压线上空。

    老家伙只住一间房，但实足是个很大的房间。门扇上铆上了一整张铁板。给人的感觉是，仿佛自己正在进入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双层玻璃窗外同样装置了铁皮做的护窗板。房间里极为整洁。铺着白色挑纱桌布的小圆餐桌上，少不了要有一个银饰的大茶炊。只不过，他的这个特别高大。精致。橡木粗圆腿的双人大床前铺着一张熊皮。这和墙上四处挂着的桃木镜框和镜框里那些发黄的家人照片和照片里的温馨遥远，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有一个角落专门是堆放书和画册的。不算少的一大堆。全是些羊皮面烫金精装的俄文原版印刷物。她问，这些都是您从俄国带来的？他默默地笑了笑，尔后转过身反问，有这可能吗？你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都是逃离俄国的流亡者。流亡者能从祖国带走的，只是命。她又问，那么，这是您来中国后收集的？他点了点头。“那您还是挺爱国的嘛。”她淡淡一笑，语意里不免流露出一丝嘲讽。对于她的这种挖苦，他未给于丝毫反应。也许是觉得不值得作任何反应，或者是不想轻易跟人谈论“爱国”这么一个宏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对他来说，也许是过于的沉重和艰涩了。

    “那这些照片呢？是您家里人？”她背着双手，调皮地问。老家伙首先肯定这些都是他家人的照片。尔后耸耸肩告诉她，它们都是他当年带出来的。除了一条命，从老家带来的，就只有这些照片了。照片上自然有古老的木屋。有苍凉的原野和仿佛泥泞的天空。有娜塔莎式的小女孩。有伊凡式的大男孩。有玛露申卡式的大婶。有阿历山大阿历山德罗维奇式的大叔。有猎枪。有皮靴。还有一辆一九六年美国造的派克汽车和远处稠密高耸的白桦林和一条黑白毛相间的猎犬。黄黄地陈旧，仿佛上演契河夫剧本时拍下的剧照。那晚上，他跟她讲了许多。一直讲到西伯利亚的风暴和叶尼塞河河口的小木筏。一直讲到那把高大精美的铜茶炊不再向他们发出好听的嘶嘶声。

    然后，他低下头去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那女学生（她姓杨）没有做任何事来打破此刻出现的沉寂。她突然意识到，老家伙今晚是有话要说才把她请到家里来的。也许是一些自他逃离故国后，从未跟人说过的什么话。但总不会是为他当前做下的“龌龊”作什么道德上的辩解吧？

    “祖卧”

    果不其然，老家伙突然一转话锋，居然提及这个他向来怕提的字眼，眼眶也突然湿润了，抬起头直瞪瞪地看着她。

    “祖国怎么了？”她见他不往下解释，便嘲讽道“祖国怂恿你在我们上海干这种脏事？”

    一霎间，他脸上涌出的那许多痛苦和仇恨仿佛用石膏浇铸出来的，完全凝固。但很快他那表情丰富的眼神里却又只剩下老人式的宽谅和自嘲了。

    “miss杨，（这家伙还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她。平日里总是叫，嗨，杨。）我也曾像你一样的年轻在彼得罗夫斯克机械专科学校读书时，也曾跟警察先生们开过许多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一点，我跟你相像。我们两个还有一点相像的是，我们都对我们的祖国肯定要发生的大变动，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你觉得我们这儿也会像你们那儿一样，发生什么大变动？我说你这些年来在中国真是白待了。中国人是那种有劲的人吗？我看你是拉皮条拉糊涂了！”

    “哐”地一声，老家伙把他手上一个宋瓷茶碗忿力拍碎。

    “哐”地一声“miss杨”也把她手上一个金边茶碗用力地向墙上扔去。

    两人怒目相视。两人几乎又同时背转身去。

    “我很喜欢你的跟我相像但我觉得你miss杨，你还是可以做两种选择的”过了好大一会儿，他又完全温和了。“我可以资助你继续上学我并不希望你留在我这里混饭吃”

    “谢谢啦。我的好爷爷。”

    “我可以一直资助你上完大学。”

    “喂，今晚你到底想干什么？装什么正经？想跟我睡觉，说那么多无聊的话干什么？”当她大叫大嚷着，转过身来时，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摞钞票，在向她不住地晃动。“很大方嘛。预付那么多？”她冷笑道。但没等她把话说完，那摞纸币便已经狠狠地飞到了她的脸上，尔后又窸窸窣窣地四下里飞撒到房间的各个角落，恰如一阵林下风。尔后就十分地沉静。尔后她拿起小巧的坤包就向外走去。但是那该死的门上不仅铆上了厚重的铁板，而且还装着好几把十分复杂的暗锁。她居然拨弄了好大一会儿也没能统统打开它们。

    “替我开门！”她叫道。

    他怔怔地看着她，一动也没动。

    “听到没有？打开你这狗门！”她用拳头擂了两下门。

    他依然没动。

    她冲过去，从壁炉架上抓起一只黄地青花缠枝纹梅瓶，做出那种姿态，仿佛房主如若再不开门，她就要对不起这只雍正年间的古董了。这可是值“老价钱”呐！

    他果然动了一下。蹒跚地走过来，缓缓地从她手里拿下瓶，然后去开门锁。在一阵嘁里咔嚓响过以后，好像是为了告诉对方，门已经打开，他稍稍地往后退了半步，让出一点空隙，以便让她走过去。她没敢再看他。脸颊上被钞票击中的地方，依然透出一点热辣。而由这热辣和刚才那一番龈龋带出的心底无名颤栗，却又造出一阵阵从她身上不断技掠而过的寒战。当她的手抓住那冰凉的铜门把时，她感到被老家伙的一只手凉凉地覆盖住了。她猛地挣了一下。但以后发生的事，似乎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一切几乎再不容她挣扎辩解推操。坤包很自然地从她手里掉了下来。她觉得自己一下子被重重地挤压到那扇该死的冰凉的铁门板上，就像是飘浮起来，无侬无靠。她感到自已被贪婪地舐食。被潮热地抚弄。揉搓。当然，接下来的事，便做得非常老练，也非常粗暴。一反往常、却又是意料之中渴望着的粗暴。

    第二天早上，等她醒来时，那件被撕破的衬衣早已被收拾掉了。代替它的是一件崭新的绣花真丝内衣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沿边上。老家伙默默地坐在窗前，从背影看，他从来也没有显得这么衰弱过。后来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跟她提过什么“祖国”和“上学”之类的话。“照相馆”里该干什么还干着什么。所不同的是，她渐渐接管了馆内大部分的“业务”他则更多地待在家里，悉心收集整理那些有关“祖国”的典籍。还要参加一些他不想告诉她的白俄聚会。他俩之间再也不必“委拒”也无须“退让”“争执”一年多以后，老家伙在去参加一次白俄聚会时，走到国际饭店后面白克路黄河路附近，被一辆突驰而来的汽车撞了一下，车上的人还向他连连打了三枪。枪声在那狭窄的街面上低矮的屋檐下发送得尤其惊心动魄。人送到医院，已无法抢救。丧事是她给办的。按警局的要求，必须简而又简。她把他房间里所有的东西（特别是带文字的）仔细地整理了一遍，仔细得像乡下老太蓖头发一样，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到最后也没能发现他的真名实姓究竟是什么。所幸的是，他留下了一个有法律效应的一张遗嘱。他把所有的财产，当然包括那个“照相馆”留给了她，而把所有有关“祖国”的那些“典籍”留给了住在海格（华山）路上的一个叫克尼亚赛娃的白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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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老家伙遭遇不测之前，还是出资让这位“miss杨”去了一趟美国，在俄亥俄州电影专科学校进修了一年。导表摄录美，生旦净末丑什么的，统统过了一遍手，掂了掂分量。这当然对办好这个“照相馆”也还是有用的。她还经常到小南门的沪星影业公司去客串拍戏，逢人就感叹：“我这个人就是为电影为艺术而生的。除了电影除了艺术，我随便啥都不在乎。”

    黄克莹早就晓得有这样一爿“照相馆”这样一个女大学生。一直想来看看，却一直也不敢踏进门去。好在照相馆接待厅里还摆了两三张玻璃柜台，专门陈列一些能为常人感兴趣的家用收藏品，比如吕宋烟、雕翎扇、内画壶、百灵台、煤油灯、鞋拔、玉镯、蟋蟀罐、袖珍红木家具、碑帖和除寿山田黄昌化鸡血青田羊脂冻以外的各种石章还挂了十几套据说是言菊朋的老师红豆馆主、以及陈彦衡王瑶卿等人用过的“行头”据说这些“珍赏”全是那个东洋人阿部提供的，供那些男人在等待之余浏览赏玩，真有意了，也可带东西来交换，或赊买。阿部更希望是交换。他认为，真正的收藏家一般是不肯出卖自己的藏品的。

    黄克莹进得门来，还是有些拘谨。但几分钟后，便放松了许多。此间的气氛和她进门前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男客大都瘦弱。文质彬彬。多数呢帽呢大衣丝质白围巾或鹿皮手套。装作互相都不认识（也许真不认识）的样子。匆匆而来的女客则一般都先被引进另一间被标为“第二摄影间”的小室密谈。小室的门自然要密闭，门上还挂着一幅长长的完全用白绒线勾织成的门帘。它白得好像是几分钟前刚挂上去似的。白得让人惊心动魄。然后就是几位妙龄侍女，只化素妆，只穿素服，绝对地恬静不苟言笑而又温和淑文。只有一位侍女细声细气地用一口纯熟的京白上前来招呼她，小姐，您照相？黄克莹忙摇头，连说不照不照。我随便看看。尔后心就一直别别地乱跳。如果不是实在受不了自己那种暗自汹汹的心跳，她想她还是愿意再在这店堂里待一会儿的。

    为什么，居然也愿意再待一会儿？

    她在马路对面发了一会儿愣，再回过头来重看了一眼那“照相馆”便逃也似的匆匆离去。

    早年，梅家弄里有条梅家浜。梅家浜上有座三官塘桥。它们都曾是远近闻名的场所。闹猛（拥挤）。混乱。后来河浜被填平，三官塘桥也被拆掉，统统修了马路。近年来这一带又陆续修起不少二楼一底的新式弄堂房子和一楼一底带天井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当年作为梅家弄标志的梅家大宅，早不如从前气派，但毕竟保存了下来。其实梅家大宅还是梅家大宅，那一圈足有两人高的黑墙篱笆还是有两人高。大门外那口水井还是那么清凉。井旁边的那棵桃树年年还在唱着“人面桃花异样红”但今朝黄克莹走进梅家弄，一过三官塘桥旧址，远远看见梅家大宅的黑墙篱笆，不知道为啥，就有一股说不出的酸辛涌涌地顶着她的心坎，总叫她一阵阵发慌。心虚。

    其实她从来没来过梅家弄。从来也没有进过梅家大宅的门槛。

    那一天，许家两姐妹和经易门同时都约了她。两辆黑壳子小汽车同时开到她家门口。都约她到梅家大宅来见面。当黄克莹在那个“照相馆”瞎消磨时间的时候，许家两姐妹之一的许同兰早已在大宅里等着她了。许同兰同样心神不宁。

    为什么要把黄克莹请到这个梅家大宅里来说话？

    说不清。

    假如说去谭家花园不方便，也完全可以到东雅、大都会或九宫包个房间，或者到克莱门公寓去租间房子嘛。

    包房间不好。太俗气。租房间又太显眼。

    她喜欢平实一点，有个“家”的气氛。

    她要在一个“家”里接待她。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干热。而又急切。

    许家两姐妹背着谭家人，在外头开店办厂，也是实出无奈。

    她们是两位姨太太。而且跟别的姨太太还不一样。她们两位的娘家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也没有靠山，也就是说，她们的娘家太普通太没有实力太不可能在必要的时候来保护她们于万一（这在谭家上下几代众多的姨太大中间，的确是绝无仅有。最起码也是少见的）。即便雪俦身体好时，她两在谭家门内尚且有许多可虞可虑之处。更何况现在雪俦几近朝不保夕，她们的确不能不为自己的今后作一点打算。虽然，不管怎么样，今后在谭家门内，饭，总还是有得吃的；房，总也是有得住的。零用钱总还是可以逐月地从谭家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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