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年前,当我的台北人研析论文在书评书目杂志上连续刊载的时候,编者隐地先生一日来信,谈起读者对我这一系列论文的反应和感想。他说,读者一般都认为我评论得极有道理,也都承认台北人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作,问题是:这本小说,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一部文学作品,有优点,必该也有劣点吧?怎么不见欧阳子说起台北人的短处?因此,隐地建议我在论毕各篇后,另写一篇文章,专谈台北人的缺失,以结束我这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著。
当时我即回信对隐他说,我这些论文,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固为我的兴趣所在,和讨论范围,是阐释台北人这本书的深刻复杂的含义,与分析作者采取什么样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把此深刻复杂的含义呈示传达出来。换句话说,我是首先无条件地接受了作者表现在作品里的——未必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而基于美学的观点,进行研讨台北人诸篇小说之文字技巧。如何有力地,巧妙地,合乎逻辑地,把这一独特的小说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此,我个人对人世的看法,是否和台北人世界的种种景象互相印合,当然是毫不相干的一回事。
实在说,白先勇在台北人里创造的想像世界,和我们现代大多数人的经验世界,颇有一些不相符或不相容的地方。我可以站在今日一般人的立场,用理性批判态度,对台北人世界的景象与道德价值观,提出以下几点责评:
一、“过去”不见得真那样美,那样充满活力和光荣;“现在”也不见得那样丑,只剩下腐朽和败亡。这一点,从文化、社会、国家、个人,四方面来引申,都是同样的。就以文化上的一个问题为例,台北人的世界,十分排斥西洋科技文明。可是机器和科学,亦有“美”处,为人类带来了多少福利!
二、人类虽然绝对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天命,但世上许多事情,还是可以单靠我们的意志和努力,改变发展的方向,只哀叹而不行动,岂非大无志气?
三、“灵”“肉”不必如此对立。情和欲,在一般情形下,是相随而生,不是对峙对敌。灵肉之间其实也难划出明确的界线,此外,爱情和青春也无必然关联。失去了青春的人,也可以真情相爱。生长在台湾的现代人,同样也可能精神恋爱。
四、“现实”未必丑陋可鄙。死命攀住没有可能实现的幻想,或没有现实为支柱的理想,不一定就能使人气质高贵,保住尊严。
五、台北人世界里,迷信观念太重。
以上五点,只是笼统而言。若要细加讨论,举例详述台北人世界的独特性,或异于寻常处,我可以轻易写上好几万字。而假设,作者表现在作品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是否合乎现世大众,是决定文学作品优劣的条件或条件之一,那么,我上面列举的五大“责评”以及可写而未写的好几万言,全都是台北人一书的缺失。
回顾近年来批评界对台北人的评论,凡是贬抑此书的,所持论据大约也都不外乎上列五点。也就是说,台北人的“劣点”或“缺失”显然不是作品本身艺术造诣的问题,而是作者表露的人生态度问题。但,对于作者所持人生观的批评,是不是文学批评?或,退一步说,是否和文学批评有些关联?这个答案,完全维系在“文学”二字做何种解释。
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手段。有人认为文学是手段,也是目的。有人认为文学就只是它本身的目的。这是一个争辩不完的问题。所以,我们寻求的答案,也因各人文学观之不同而异。
如此,所谓“文学批评”涉及范围如何,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照字面意义,甚至可以解释为“有关文学的任何批评”定义实在含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希望人家把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书,即我讨论台北人的一系列文章,比较明白精确地指称为“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
话说回来,让我们就假设,文学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之性质如何,真能或多或少影响作品的优劣。然而,这种基于世俗一般道德观或价值观的批评,用之文学作品的品质鉴赏,在实际评价时,会发生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现在让我慢慢加以解说。
首先就是“对不对”或“正不正确”的问题。我们有一道德训条:“明辨是非”这是一句十分光明磊落的话,可是绝难实行。是非之间,善恶之间,时常没有绝对的分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就以婚姻一事为例。长一辈的人,凭藉自己较多的见闻和经验,往往认为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夫妻二人出身背景相似,如此婚后才易和平相处。所以,当一个富家女,爱上穷教员,非他不嫁,父母就会骂她不懂事,思想不成熟,而认为她对选择婚姻对象的态度,是“错误”“不正确”可是,就女儿来说,由于她一心一意恋爱这个穷教员,觉得没有了他,生命就全无意义,有了爱情,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便会反过来责怪父母太现实,太势利眼,而肯定认为父母对选择婚姻对象的看法,完全“错误”“不正确”如此,我们假若硬要“明辨是非”界定选择婚姻对象的“正确”态度,是采取父母的观点?女儿的观点?或者来个社会调查,看看赞成父母的人多,还是赞成女儿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是非正误的标准?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常会碰到“情”“理”正面冲突,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有人认为选择情才“对”有人认为选择理才“对”究竟哪种态度“正确”?哪种“错误”?这当然全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爆炸时之极端恐怖悲惨景象,认为极不道德,因而终身致力呼吁控制原子,核子武器的使用。他很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但是,我们住在中国的人,目睹的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当然会认为用原子炸弹逼使日本投降,终止日军对我同胞的残害,才是真正道德的事。这不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也不必一定是国家民族观念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人道主义”那么,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究竟如何评判?用谁的标准来评判?
是非善恶的测量尺标,不但如我例子所示,因观点或立场不同而有异,因各人经验和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异,在自古迄今的时间之流里,也发生过甚大的变动。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的人都肯定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今人却不以为然,女权主义者大概还会说,这是最“恶”最“不道德”的思想。由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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