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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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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呀,有点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阔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入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从天降,存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牢过去的一切,来推动全国的"文革"运动。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往,搞互相揭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二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给他编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亲自在万人大会上点我是"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侩关在过去的实验室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例像个原子弹,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者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接见过我呢。但"文革"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问题",交待,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自杀。可我这个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国家招呼一声。

    **黄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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