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bsp;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

    他们听我胡说，上来三个人用木棍狠抽我，还用刀背剁我。有个人过去一直没打过我，我还认为他向着我，这回他也打，而且更凶-完事回来又把我吊起来打。

    转天一个打手溜进我屋来，对我说："发报机既然没有，早晚会弄清的。看你的腿肿成这样儿，我学过医，绘你治治，你可别让他们知道。"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不知该怎么说感激的话。可是哪想到他借给我看腿伤，侮辱我。我呼救无人。拼命跟他对抗这时我真想自杀了。活下去，只能一天比一天惨。守夜的一个女工劝我，我又想起老刘来。我要是死了，老刘放出来后怎么活；可我哪知道.他进来三个月受不住，拿垫床腿的砖头砸碎自己的脑袋，自杀了我记得我进来不久的一天，扒门缝看见过他一次背影，给两个人推着。我还一直以为他活着。我俩都在63号，他既不知道我也在里边，我更不知道他人早完了。我要是知道他不在人世，还有什么必要忍受这些罪活着？

    七一年春天吧，一天，他们忽然对我说："告诉你，你丈夫已经在六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绝于人民"下边的话我只听见一句，"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我当时只觉得心里木极了，没有任何感觉，也没叫喊。等他们再来叫我写材料，要我表示和老刘"一刀两断"，我忽然跑出来大哭大喊，喊老刘。一下子爆发了！

    我脑子完全乱了，控制不住。忽然觉得这是假的，老刘没死，我想大概他交待的好，已经出去了，哪一天会推自行车来接我；我俩就是到处流浪去讨饭也好；可是忽然我又觉得这是真的，我就受不住了，大哭，喊老刘，一声声地喊，喊得很真，就像老刘就在眼前。弄得63号的男女看守们都说有鬼了真没想到他们来这一手

    这样，他们就对我说："我们厂是搞生产的，不能叫你总住在这里，花这大的代价"就把我轰出来。我坚决不再回"垃圾大楼"那间小屋，我一看那里的一草一木，神经就发狂。他们就把我弄到另一个地方住下，还叫两个女工轮流陪我，怕我自杀。事后才知道，63号死人的事有人追查，他们很怕我自杀，又多一条人命。

    老刘死那时，火葬场不给烧，是63号那帮人架劈柴烧的。然后钉个盒子，把骨灰放在里边。有一天他们来了，拿个白布包儿，对我说："他死有余辜！"打开包，把盒子扔在地上，是老刘！我一下瘫在地上，就喊："救命呀——"

    打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大包袱放在床上，把老刘的衣服给他穿上，再戴上老刘的帽子。他就是老刘。我天天不出门，陪伴着他，他也陪伴着我。吃饭时绘它摆上一双筷子。它就傻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也不用它说话，他在，就好后来，我的养女回来了。人家都叫我把这假人拆掉，别吓着女儿，我才搬开它。

    我的养女是"文革"初去内蒙古插队的。她的命运不比我更好。她的生父是老刘从小要好的朋友。我和老刘没孩子，她生下来四十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0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