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愛玲-2

/>
    魯迅之后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淒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著露水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日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著過了危驗期的病后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新生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裏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裏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和那女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于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傾城之戀”裏柳原與流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連環套”裏霓喜過的那種日子。霓喜一個又一個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饑餓的人貪饞地沒有選擇地大嚼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也有滋養，不免傷了腸胃，精緻的東西不一定是偉大，但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柳原的光輝久后是要黯淡的。這光輝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爐香裏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過的高等調情的生活，越來越變成現實的淺薄的享樂，靈感褪了色，只好加上膩與刺激，以濃濃的味使自己上癮，並且欺騙自己，當作這裏邊有著滋養。

    這種靠不住的靈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鎖記”裏姜公館的客廳是陰沉沉的，姜公館的男女一個個如同年深月久貼在屏風上繡出的鳥，沒有歌唱，連抖動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遠沒有了。即使加上膩與刺激也沒有用，人后成了麻痺，如同“年青的時候”裏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親，聽紹興戲的母親，庸俗的姊姊，過的日子正如紹興戲的唱腔寬平面無表情，熱鬧的，眩暈的，不真實的。如同“花凋”裏的鄭先生家，外面好看，裏頭姊妹們為了一件衣裳一雙襪子費盡心機，幾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競爭，並不比拾荒的孩子們的爭吵更文明些。

    是什麼鞭子把人打成這樣子可憐相的呢？是“年青的時候”裏教科書的愴然告誡自己：“無論什麼事，都不可以大意。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稱自己的心願的。”連驚嘆號都沒有，只是冷冷的逗點與句點。是“金鎖記”裏那沉重的黃金的枷鎖。總之是這世界上有著牽牽纏纏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倫理。她譴責這些，而撫慰那被損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淚，不是悲愴的而是柔和的眼淚洗淨了人間。在“公寓生活紀趣”與“道路以目”裏，她把事事物物養在水盂裏，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緻的，明朗而親切的。她拆卸了戲劇化的裝飾，把人類的感情揩拭乾淨，告訴他們衣著的美，吃食的美，告訴他們怎樣聽幼稚的弟弟講故事：“他還沒說完，我已經大笑起來，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當作小玩意。”

    但這些都是個人的。倘或集團相處又怎樣呢？“到底是上海人”裏她讚美上海人的聰明，那種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當作一個小玩意的風趣。不過事實本身並沒有她的這說明那樣好。她另有她所尋求的。“論寫作”裏她神往于申曲：“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那種時代，如南星的散文裏有一句：“午后庭院裏的陽光是安穩的”真是思之令人淚落。但她不能開方，她是止于偉大的尋求。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妻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明淨。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若的女神裏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遍之后，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了一群女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的發現與物的發現者。

    （本文原發表于“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國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上海〕。現收于胡著中國文學史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