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左派

講廚房的窗子外邊用有一塊破布條子，像個小人兒，風吹雨打，他頻頻打拱作揖，彷彿有一肚子的仁義禮智王道霸道要對人說，越看越像孟子。這篇文字和別的一篇排印接錯了，我拼起來讀，覺得非常好。很深的情理，然而是家常的。

    這次我在南京，到博物院去看六朝石刻，有一塊是站著的兩尊佛，上身赤膊，胖墩墩像小孩子，下面蹲著兩隻犬，也胖墩墩的很好玩。分明是眼面前的東西，可以同時是神，是靈異。又看到乾隆朝的漆器，女人用的紅粉盒，蓋上雕著雙龍。像龍這樣大動物，用在這里應當是不配的，可是非常配。只有平常人纔能這樣的把時代的恐龍也繡作女人的鞋頭的圖案，把時代的巨人也看作可以在他頰上吻一下的孩子，把革命也看作家常的。

    崔承喜來上海跳舞，那“無敵大將軍”活像我見過的官，裝腔作勢，可是觀眾不怕他，也沒有憎惡。觀眾的態度必是難得有這樣的天真的，因為舞的好，把觀眾提得這樣高了。“花郎”描摹一個遊冶郎，也是諷刺的，可是僅有一點刻薄，為了青春的緣故，他的一切都被觀眾所原諒。還有是描摹一個有自卑心理的駝子，一個少女故意撩撥他，和他跳了一回舞，又跑開了，撇下他孤伶伶地，觀眾心里難受起來，然而還笑着。張愛玲去看了回來說：“諷刺也是這麼好意的，悲劇也還能使人笑。一般的滑稽諷刺從來沒有像這樣的有同情心的，卓別林的影片算了不得的了，不過我還是討厭里面的一種流浪人的做作，近于中國的名士派。那還是不及崔承喜的這支舞。到底是我們東方的東西最基本。”

    藝術是這樣的使人間成為親切的，肯定的。因為穩定，所以能豪放。豪放起來也沒有那種無家可歸的慘淡決裂。我在朋友家看到過一個人形，用泥雕塑，是日本仿古作品，仿的唐朝的女人，前額兩個髻，做得不太高，也不遮著額角，背后的頭髮分開做兩絡，像梳的小辮子，披到肩頭，穿一件深粉紅廣袖單衫，繡著金色花朵，下面一條長長的花黃裙子，從胸下起到腳面，腰間繫一條深藍帶子。她右手抱著一個銅綠色的瓶，像是盛水盛米用的，左手繞過去按在瓶口的邊沿，身體微微傾斜。臉像少婦，也像少女，有天真的明媚。整個的姿勢雍容清灑，可以想像她走在畫堂前，可以想像她是春天郊野里的游女，也可以想像她在操作。是這樣的豪放，流轉自如的。這里我想起張愛玲的文章里說的：晚上不放下簾子睡覺，醒來的滿屋子陽光，外面有熱鬧的電車聲音。不管這一天將有什麼事發生，單這堂堂的開頭已經是可愛的。

    新時代的文明是都市的，並且要以都市的光來照亮農村。張愛玲，她是澈底的都市的。春天的早晨她走過大西路，看見馬路旁邊的柳樹與梧桐，非常喜歡，說：“這些樹種在舖子面前，種在意大利飯店門口，都是人工的東西，看着它發芽抽葉特別感到親切。”又說：“現代文明無論有怎樣的缺點，我還是從心底里喜歡它，因為它倒底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她喜歡公寓生活，因為公寓里沒有住家的那種沉澱的憂傷。

    她認真地工作，從不佔人便宜，人也休想佔她的，要使她在稿費上頭吃虧，用怎樣高尚的話也打不動她。她的生活里有世俗的清潔。在香港時，路上一個癟三搶她的錢袋，奪來奪去好一會，還是沒給搶去。一次是在上海，癟三搶她手里的點心，連紙包一把抓去了一半，另一半還是給她攥得緊緊的拿了回來了。對任何人，她都不會慷慨大量，或者心一軟，或者感到恐怖而退讓。現代人的道德是建在佔便宜上，從這里生出種種不同身份的做人風格。張愛玲沒有一點這種禁忌，她要的東西定規要，不要的定規不要，什麼時候都是理直氣壯的。

    人與人的關係應當是人的展開，而現在卻是人與人的關係淹沒了人。

    先要有人的發現，纔能刷新人與人的關係，可以安得上所謂“個人主義”、“集團主義”的名詞。然而左派理論家只說要提倡集團主義，要描寫群眾。其實要描寫群眾，便該懂得群眾乃是平常人，他們廣大深厚，一來就走到感情的尖端並不是他們的本色。他們是在一時代的政治經濟制度里生活著，但他們把它烹飪過了，不是吃的原料。是他們日常的生活感情使他們面對毀滅而能夠活下去。資本主義的崩潰，無年無月的世界戰爭與已在到來的無邊無際的混亂，對于平常人，這是一個大的巫魘，惘惘的，不清不楚的，而左派只是學的陳涉，陳涉使人夜于叢祠旁篝火狐鳴：“大楚興，陳涉王！”使農民驚恐，他們的文藝便是這種狐鳴。他們用俄國的神話，美國的電影故事，山東人走江湖的切口，構成他們作品的風格。如馬克思主義者自己說的：每一種風格都是階級性的狹隘，再狹隘些，風格就更固定而為習氣。

    左派有很深的習氣，因為他們的生活里到處是禁忌；雖然強調農民的頑固，市民的歇斯底里與虛無，怒吼了起來，也是時代的解體，不是新生。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載于上海“天地”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