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

真不少！”说着他抖抖腿，趿着拖鞋搜视整个房去了。

    他们把我当成了个挣老外钱的暗娼了。或许左邻右舍就这么报的警。

    我走进客厅，在地铺上坐下来。我对我自己的从容十分满意。这时我先生已明白了一切，愤怒地瞪着三人，将我俩的身份证件“啪”地往他们面前一拍。

    我使劲压住被耻辱引出的恶心。

    “你和他，”那年长警察以下巴指一下我的老外夫婿，像是指一件家具“是什么关系？”

    我及时制止了我先生的回答。正因为他通中文，我才恐怕他发言。任何一个人在情绪激动时都最好不用非母语讲话，肯定讲不好。我怕他万一讲出不知深浅的什么词儿，惹恼了这三位，我们今夜很可能被捉去坐班房。最终当然会无罪开释，但在这样的热暑中，跟其他犯人挤一块儿，没窗子，没澡洗，加上蚊子臭虫到末了开释你，你罪也受完了。

    “夫妻关系。”我回答。

    三个人相视一眼。

    “有结婚证吗？”

    此刻我先生正在包里激烈地翻腾。他是对的，上路前将英文的结婚证译成了中文，又拿去中国领事馆作了公证。当时我还笑他迂道，中国现在充满自由和人权，跟我离开时大不相同了。但我制止了他：“先别动，先听我的。”当然我是讲的英文。

    “你们都看过我们的证件了？”我说“知道我们是谁了？”

    三个人威严地沉默着。

    “那么，请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是谁。”

    他们没料到，一阵无声的慌乱。

    “按说你们夜闯民宅，头一个就该亮出你们的牌牌。任何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都会在搜查别人之前亮出身份，是吧？”

    其中一位问同伙：“你们哪个带了？我忘了带。”

    唯有那个年长者掏出了一个小红本，打开，里而写了他的名字，他是男是女，他几岁。那是某某派出所的工作证。

    这时我先生将我们的结婚证书在他鼻子下面展开，手指使劲点了点上面加利福尼亚州长的签字，又点点那枚金印，最后，以最强调的手势，指住中国领事馆公证的大红圆章。他胸脯涨满了气，显眼地急速起伏。我知道他话己满到了喉咙眼，只要我应允，最粗的话就会啐出。

    全检查完了，没有丝毫破绽。年长的警察将证书还给我，我先生却正照着他工作证上的姓名一笔一画地往一张纸上抄。年长警察抖了抖嘴角，脏脚丫子在拖鞋里抽搐几下，对没拿住我把柄、将我当暗娼捉走这事很想不通。我不是暗娼，他也无法按治嫖客的法子狠狠罚出一笔钱来。他挺失望，脸都有点瞌睡了。

    我想这回他们该让我们接着把觉睡完了。没料到年长警察说：“你们不能住在这里。”

    “我们有房子主人的邀请。”我说。

    “房子的主人也没权邀请一个外国人住到家里，你知道你们现在在谁的房子里吗？”

    我想：什么？！

    他说“国家的！”他瞌睡没了，满脸国威。他又大起来了，高起来了。

    “那好，我们明天一早就搬走！”我说。

    “不行！你们必须立刻搬走！”

    我提高一个调门：“现在你让我们往哪儿搬？深更半夜，连出租汽车都找不着！”

    他细声慢语地答道：“那是你们的事。”

    我问：“附近有旅馆吗？”

    他说：“我不知道。”他当然不会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必须马上离开此地。你们必须住到指定的外国人允许居留的旅馆，外国人不能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我想我千万得管好我的两只手，免得一不留神它们扯开大巴掌照那脸上掴过去。还好我先生遵守诺言，气得眼珠子更蓝了，却始终不吱一声。

    我说“现在十二点半了，我明天一早——六点就搬，不行吗？”

    他说：“你们必须现在搬，否则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先生再也挺不住，大吼一声：“保证我们的安全，就是让我们睡在马路上吗？！”

    三位都吓一大跳。他那一口远比他们标准的中国话大出他们所料。

    我只得给各家旅馆打电话，看看谁肯在这个时辰收容我们。终于找到了玄武宾馆。

    我对仍杵在面前的三位长官说：“请你们出去，我们得换衣服和收拾东西。”

    年长的警察说：“要快些，你们不离开，我们也不会离开的。”他根本意识不到我刚才的话里有要他难为情的意思。

    我们拖着行李从弄堂走出时，各个黑洞洞的门窗里都有人头人脸。我顿时想，他们对于别人的风化问题非常在乎。

    到了玄武宾馆，我们仍无落足之地。因为我们没有护照，我们的护照叫一位朋友拿了去，代我们买去北京的机票了。给朋友打电话，他说他买不来机票，买票的是朋友的朋友。

    “没有护照，我不能给你们开房间。”柜台小姐说。虽然也不善，但比之一张半老警察脸还是受看得多。

    “我们已经很累了。”我说。

    “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我先生说。

    我先生的话显然被理会了。小姐指指大厅一头：“你们可以在那边的沙发上休息。”她表情说：我已经再慷慨没有了。

    我们看看没戏，只得拖着行李挨到墙边沙发上，休息。

    早晨四点，朋友取回了护照，我们才被赐了间房。我先生却整个地没了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又一瓶啤酒，边喝边给南京市长写信。

    我们回到美国，跟朋友们嘻哈地讲这事，都当笑话听了去。

    我们现在还记着那位为首的警察的名字，不知他现在可还忙着为国家除害，夜闯民宅，捉奸捕盗。但愿他那正义感是真的。

    我渐渐不再讲这事，因为我渐渐发现它的不好笑。无奈的是国还是自己的，因为家在那里头，不回去不成。我常对许多不懂中国的人说：中国在一天天好起来，你们该去看看。我这样说时，企图笑得真切并且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