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徐北方犯下的案子给全宣传队带来麻烦。

    天下大乱。这次宣传队必散无疑。新调来的年轻政治副主任对宣传队的风化问题深恶痛绝,因此他亲自抓了这场整顿。可天天学习讨论,这帮只会蹦蹦跳跳的糊涂虫觉悟仍提不高。这次整顿如此成功,每个部署都很严谨,可仍不能找出几条令人服气的罪名,加到刘队长头上。在找罪名方面,年轻的首长是相当有才干的。他的才干主要是发起运动。可这个地方总是搞不起像样的运动。运动一搞不起来,他就觉得没劲。不来情绪。他先是传统教育,接着是纪律教育,搬来一大摞文件,然后让大家联系实际,相互揭发,自我批评。可总是搞不起来。弄到后来,他自己因为话太多得了喉炎。

    有一天,他发现伊农成天练号,便问他:“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就就这个曲子。”

    “什么?!”

    “就这么吹吹。”

    他宣布伊农吹的是:“无标题音乐”于是伊农就改吹“大海航行靠舵手”节奏飞快,使院里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匆匆忙忙,随便干什么事都会手忙脚乱。这是年轻首长惟一解决的问题。

    但除了那一点,他事事不满意。

    他有天对刘队长说:“我要解散你们这个宣传队。”

    刘队长一点不吃惊,知道他是干得出来的。

    “你们这个宣传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刘队长想,巡回演出该拉上他。西藏那糟极了的盘山公路,让他也跟着没完没了地坐车,尝尝屁股颠成八瓣的滋味。让他被大雪封在山顶,冻个半死,饿得发疯,他就知道怎么瞧这支队伍了。

    “干不出什么好事来!不然你们怎么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也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搞个小话剧!”

    “嗯。”“小歌剧也行”

    “嗯。”接着他出了个剧情:有个老头子,就是“二十年代扛枪,三十年代受伤,四十年代过江”那类老家伙。这老家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混不下去了,想躲到医院。他买通一位科主任,把一位因公受伤的小战士轰出院,腾出床位给他。这勾当让一位女护士发现了。注意:主角是这个曾当过红卫兵的女护士。她发现老家伙行李里有象棋,由此推断他装病。她开始在病房里造反,就像当年攻占上海市委大楼那样英勇,结果让老家伙灰溜溜地逃出医院。女护士又去追那因公负伤的小战士。

    “怎么样?这剧情很完整吧?”

    “嗯。”“别以为我对艺术不在行”

    “嗯。”“搞个小舞剧也不错嘛。”

    “嗯。”刘队长最后说:“可是不行。”

    “行!”

    “不行!”

    “肯定行!”

    刘队长担心地想,这样争下去会吵架的。他沉默一会,和颜悦色地说:“这样的东西搬上舞台准像瞎胡闹。”

    这下完了。年轻首长彻底对这个宣传队失望,决心解散他们。这些肤浅的、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蛋。只会唱啊跳啊,肤浅得无可救药,要这种人组成的集体有什么用?

    一听说宣传队要解散,许多人乐坏了。不然他们真要被这地方埋没了。谁知道自己有什么更大才能,只有等有才能的时候,才能才会被发现。而在这么个鬼地方待着,只能什么才能都没有。高力那样神气活现,就因为他终于发现才能了。他的才能是被发现后才有的,要不是他离开这里,努力发现自己的才能,他不也是个一点才能也没有的人吗?聪明人只有到聪明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就这么回事。

    这时大伙感到日子有奔头了。有各种美妙的前程在等着他们。徐北方这倒霉蛋性子太急,他要不干那么件冒失事,让人逮起来,现在不也熬出来了吗?现在谁想干吗就干吧,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切规章都被大伙取笑,按时熄灯?请销假?谁再强调这一套,准有人上去拍拍他肩,让他“别逗了”让他“一边去”团支书有次居然发动大家清理下水道,某人跑上去摸摸他额头,正色地说他肯定在发烧。每天早上只有几个人跑操,因为他们不想发胖。但团支书一对他们喊口令,那几个人就朝他嚷:“去你的吧!”

    吃饭的时候,不少人大摇大摆闯进伙房,高兴怎样就怎样。一块肉正煮在锅里,一刹那化整为零。他们还拍着吴太宽的脑袋,教育他:肉,就该这么吃!吴太宽怒不可遏,一手拿铲一手提刀,守住那个腌鸭蛋坛子。大家让他识相点,让让路。他大叫这样要吃超支的,结果被几个人抬到院子里,缴了械。刘队长赶来,说这样要搞坏肠胃。大家让他放心,宁可拉稀也要吃。

    刘队长难过极了。这两天他领着小半拉儿在街上小铺吃馄饨。一方面他的饭票用完,另方面他不想再与这个集体共同过活。一个集体,散起来真容易。就像小半拉儿的毛衣,刚见袖口脱根线头,一会工夫整个袖子就被他拆没了。他垂头丧气,想着那个曾被他放弃的好机会。两年前,上级要调他到机关当宣传科长。因为考虑他年龄大了,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主要还是原来的科长得癌死了,他才得到这职位。他那时矛盾了很久,跟一群大孩子们混在一起,很难有什么前途。再说,谁都知道一个规律:从文工团下来的人一般很难被重用。但他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那个好机会。他糊里糊涂就把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那时他只是不忍撇下这群大孩子,他特别喜欢他们,看他们个个都跟自己的小半拉儿一样顺眼。就为这个,他放着现成的科长不当。妻子当时骂他:真蠢啊。现在想想,是蠢。这群大孩子被拉扯大了,各有各的奔头了,我呢?现在没什么地方需要我了。瞧瞧这一头白发,人家就够了。是啊,我老了。所以他不愿跟他们在一块,不愿再见到他们。见了他们那兴高采烈的样儿他就心酸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原来就是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了五年,和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小半拉儿不声不响地坐在父亲对面,思谋着自己的秘密计划。他决定干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他不把这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父亲,因为父亲近来已成了这副快不中用的样子。他没有伙伴来与他讨论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有伙伴,除了“颗勒”他敢打赌“颗勒”听得懂他的话。每次他把自己的心事对它谈的时候。它的耳朵就一下一下地动,虽然它的脸始终是一成不变,永远忠诚厚道的狗脸。他这个秘密计划或许是“颗勒”的死引起的,或说“颗勒”的死使他下了最后决心。

    谁也不知道“颗勒”已死了。或许连“颗勒”曾在这院里存在过,许多人都忘了。提起“颗勒”最重感情的人不过笑着说一句:那狗东西。

    只有小半拉儿一个人知道“颗勒”死了。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有天晚上,院里一片嚎叫,他跑出来,见一群男兵和炊事班几个小子正围攻一只畜牲。那是只瘦极了、丑极了的狗。一个炊事兵投出绳套,狗被他套准了。

    小半拉儿钻来钻去,挤不进人群。所有人都在欢呼:狗肉狗肉

    那狗是在猪圈里被发现的。小半拉儿想起“颗勒”就常往猪圈跑。他想看清狗的毛色。但撞来撞去的人群中,他看到这狗几乎没什么毛了,胯骨和脊背几乎光着。他觉得狗回过头,用极熟的眼神瞅了他一下。

    “是‘颗勒’!”他惨叫着扑上去。

    狗死死盯住他,衰弱得全身发抖。

    人们推开他,说他讲胡话。这怎么可能是“颗勒”呢?“颗勒”那狗东西多壮?头多大个?毛有多厚实?“颗勒”那狗东西多横,这么折腾它,它早就跟你玩命了。再说“颗勒”实在是个漂亮的狗东西,哪像这狗,真让人恶心。

    “是‘颗勒’!是的是的!”

    “啊呀,这孩子真烦!去你的!”

    狗用它那个种族所特有的忠实厚道的眼睛看着人们。所有的狗都是这种一模一样的眼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吗?狗一声不吭,胸有成竹,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人都认得它。它顺从地跟着走,乖顺地忍受虐待。就在小半拉儿终于接近它时,它已断了气。那根绳勒得太紧,它不明不白就死了。

    “是它!肯定是‘颗勒’!”

    人们把小半拉儿轰走了,他成心破坏大家的胃口。第二天,小半拉儿看见伙房后墙上贴了张狗皮。他忽然想到有最可靠的标记,能证实它是谁。他凑上去,仔细寻找,终于发现,在胸脯位置上,有根极模糊的黑线。他用手去摸那张皮,惊异地发现,它不是冷的,居然还有点温热。愿您安息“颗勒”宽恕人们吧,他们早先毕竟爱过你

    小半拉儿是极善于宽恕人们的。有时他想,也许是人们宽恕了他。他是靠着他对人们的宽恕活下来。或者相反,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宽恕,容忍了他的畸形,不计较他的奇怪模样,总之是对他宽宏大量,他才得以活下来,成长到今天。说到成长,他很惭愧,人们给了他时间,并耐心等待,而他就是一点都不肯成长。而人们还是继续忍受他,他这怪样子。因此他也不计较人们,宽恕他们。“颗勒”也一样,它也会宽恕人们。他了解“颗勒”

    他的决心下定了。小半拉儿跟着父亲一前一后走出馄饨铺。他用极友善的目光回敬一切对他形象诧异的人。

    “你好了?!”蔡玲惊喜地嚷起来“你不结巴了?!”

    伊农猛一怔,发现自己露了馅。“别嚷!”他伸手把蔡玲的嘴捂住。

    她用拳头急促而亲热地捶着他的脊梁,嘴被捂住,发出兴奋的呻吟。刚才他那一连串流畅的表白,证明他没有这方面的缺陷。蔡玲感到福从天降。

    “你为什么要装假?”等他松开她,她就迫不急待地问。

    “我没有装假。”

    “事实证明你一直在装假!”

    “我要保护我自己。我爸爸死了,就因为他讲话讲得太好,他能像演说家那样滔滔不绝。他是个口腔科医生,但他高谈阔论起来像个演说家。所有怀念他的人都不是怀念他的医术,而是怀念他了不起的口才。你明白了吧,所以他死了。”

    “他为什么要死呢?”

    “这还不明白,谁能让这么个人活着——他把一切都讲得太透彻了。他的话越能使人开窍、越能让人明辨是非,人们就越不需要他。”

    “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斗死的?”

    “他哪有福气活到那时候?他那张很有天才的嘴决定他早早就得死。他演说得越精彩,死得就越早。就这么回事。”

    “你这人怎么了?我都听糊涂了。”

    “你越听得糊涂,就越证明我不具备父亲的遗传。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把问题讲透,那就证明我没有克服他的缺陷。假如我有他那种天才,就证明我也要像他那样倒霉。”

    “我听不懂。”

    “听不懂我就放心了。”

    “你神经病!”

    “错了,我特别清醒,特别正常。因此我从小就下决心保护自己。”

    “你从小就装结巴?为什么非装结巴呢?”

    “结巴在人前有一种呆傻迟钝的感觉。”

    “是啊——”

    “所以人们对这种人一般不防备。迟钝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

    蔡玲吃惊地看着他。想到有人天生呆傻迟钝,有人则需要费一番劲才变得呆傻迟钝。在他这半辈子,努力使健全变为残缺,这是多坚韧的精神。她对他钦佩起来。

    “还有一个原因。结巴具有这样的特权:他能在每句话出口之前,都得到斟酌的时间；有时,一句话讲出来一半,突然觉得讲错了,就可以改口,或者停下不讲。我讲话听起来是急急促促,其实我比谁都从容,因为我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因此我讲的每句话都是绝对保险的。这就是结巴比正常人优越的一着,你明白了吧?”

    蔡玲懵里懵懂地点着头。

    这一点头,他想糟了:他原来也有张善辩的嘴,父亲天才的缺陷非但没被他消除掉,反而被成功地袭承下来。他还是被父亲的禀性暗中控制了,偌长时间的努力都白搭。这一发现使他沮丧而恼火。而蔡玲却对他独特的人生经验钦佩到了顶点,看来跟这个人谈恋爱是谈对了。

    伊农无比遗憾地看着这把小号。宣传队若解散,他就没地方去吹它了。一不吹号,他就有种不可遏制的谈话欲望。每当父亲的遗传基因在他身上活跃起来,他就像发了什么瘾,到处想找人谈话、辩论、甚至吵架,这时他就赶紧吹号,让那股莫名其妙的激情得到发作。于是他甩开蔡玲,独自对着墙猛吹起来。

    蔡玲赶紧捂住耳朵。

    团支书王掖生跟谁都不提他挨揍的事。徐北方揍完他,俩人便订了同盟,对谁也不说这件事。他打他时,他一动不动,一下手都没还。若还手,他可太不经打了。瞧他那点肌肉,费很大劲才鼓起一小团。

    他毁了一幅画,却给了他一个前途。这事在团支书看来够合算了。他替那混账收拾行李,催他趁早上路。工作组万一杀个回马枪,他的前途就完了。几天来,工作组不声不响,暗地却不断开会,显然要想出什么对策来。团支书知道他们不会轻易饶了徐北方,所以让他放明白点,早早滚蛋。他一走,事情就了结也说不定,许多事都是不明不白就不了了之的。再说,美术学院那边又来电报,他的限期越逼越近了。

    而这家伙连半点理智都没有。打完了人,发完了歇斯底里,就够了吧?难道要坐在那里,为那张画默哀一辈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不折不扣的笨蛋,把时间拖延过去了,结果怎么样——现在蹲进了警卫连的小黑屋。尽管团支书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对他落到目前下场,他还是感到十分不安。

    那几天,徐北方连日连夜地画那幅画,团支书以为他会再画出个精赤条条的女人来,可他什么也没画。真的是什么也没画,只蘸些颜色用心地在那里抹来抹去。好像他画着一种神秘的画,只有他自己能看清楚画的是什么,谁都没本事看见它。反正团支书这双凡胎肉眼是看不出他画的究竟是什么玩艺。他不让人走近他,谁要想凑过去,他就用一个极其厌烦的神色阻止你。吓得团支书一日三顿饭也和他隔得远远的。他就这样把时间给耽误了。疯头疯脑在那里毫无意义地瞎画,直到他画够,仔细而爱惜地把那幅画包起来,团支书也没发现什么奇迹发生。他要背着这幅画去大学报到,真不可思议。

    团支书这一个月来一直在为那混账遗憾,他要早走几天,哪怕早走半天,也绝不会发生后来那件疯狂的事。那件事被保卫部门称为“案子”被政工部门称为“严重政治事件”总之,徐北方这小子这回做到头了,没得跑了,还上什么大学,弄不好就下大狱。

    真可恨,他为什么非拖到那时候才走呢?那天,他帮他拎起行李,他自己拿着那幅包得严严实实的画。这个一贯不拘小节的人,突然礼貌周到起来,跟许多人握手告别,啰里啰嗦没个完。他跟陶小童告别当然合情合理,因为谁都知道他跟她己谈上恋爱了。可两个人没什么可说的,就在那儿我看你、你看我地卖呆,把宝贵时间又浪费一大段。最后他一定要去看看刘队长,他对他的感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处找遍,没找见队长,他却执意要找,结果在办公室找到了他。

    当时队长正在接电话,是那位年轻的副主任打来的。就是置他于死地的那个电话——

    “什么?一个人都不准走?”队长握着话筒,大惊失色地直瞪徐北方。

    “他很有才华对,是的,就是他。中央美术学院很欣赏他可他已经被录取!这事你查办我好了,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认为不应该耽误一个难得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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