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围到了中午,又围到下午。太阳下沉了,大家才散去。彼得母亲是唯一没有放弃的人。晚上,公寓的门开了,里面开出一辆黑色轿车。彼得的母亲一头扎过去。汽车闸出一声怪叫,停了。谁都能看出这是个急了眼的女人。她用不客气的声音对车窗帘后面的人说:“请给我们签证!我的丈夫和儿子都进了集中营!”她的架势很明显:你不答应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包括死在你车轮下。
车窗的帘子动了动。这一动彼得母亲得寸进尺了,拼命拉住车门把,只要车子开动,她就给你拖在下面,拖出一道血淋淋的印记。
但她想错了。窗帘动了动,动出一张十分文雅的中国面孔。随后玻璃降下来。那面孔和所有中国面孔一样,不露声色。
何总领事开口了。他的德语非常轻柔,告诉彼得的母亲,按说他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没有权力发签证,但他会想想办法,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这个时候还在集中营里。纳粹对所有离开奥地利的人制定了刁难政策:必须有接受国的签证才能获得离境准许。何总领事知道关在集中营的人一旦有了离境准许,才能获释。
他拉开车门,请彼得的母亲上车。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他请彼得的母亲把所有需要签证的人名和住址给写下来,然后回家去等邮件。
下了车她才想到,该给这好人一句祝福。该告诉他天下好人都一样,往往受到怀疑,太好的心肠没法解释啊;太好的心肠自古就惹人不高兴,从基督开始就这样啊。彼得的母亲恍恍惚惚在马路上走着,想到自己幸亏做什么事都留一手,想到犹太人不得不留一手,还想到她逼着孩子们得满分、当体育冠军、拿钢琴比赛名次都是为了留一手。不止留一手,留好几手。尽管祖祖辈辈都学会过日子防这防那,做人留好几手,该流离失所还是流离失所。彼得的母亲走在别人的维也纳大街上,看着音乐厅璀璨的大门,里面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座席。维也纳的好日子,从此不再有他们一家的份儿。歧视和迫害也有好的地方,那就是它把犹太人逼得个个十八般武艺,个个都有投机天赋。
这时彼得和我已经站在黄浦江边。江面上泊了一艘美国巡洋舰,唱片转出来的萨克斯吹奏特别的美国。吹奏轻一阵响一阵,江上的风向决定它的音量。风向一变,音乐里混入一股鱼腥臭和水面垃圾的气味。我看看彼得的侧影,希望他不在意这气味不好的罗曼史序篇。
再往远一点,三艘日本海军的巡逻艇灯光星星点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艇吃水太深,在更远的江面上打盹儿。大家剑拔弩张,却相安无事。
夜里的外滩是情侣的。没钱的情侣。不是情侣在这里荡一荡,分手时就差不多了。就像我和彼得。
我也讲了我自己。叽叽喳喳的一个年轻女人,大概就是我那天晚上留给彼得的印象。我怕一安静下来,彼得就会总结性地说:谢谢你给我的这个美好夜晚。江水的声音越来越响。我们四束目光投向远处,投向气味不好的夜色深处。我转过脸,嘴巴离他的耳朵只有几英寸。他的头发好密,一定是一个毛孔长了三根头发。只有风把头发吹起,你才发现他的额头有多么高大。典型的犹太额头。他等我转过去,再去面朝江水时,便也转过脸来看我的侧影。我的侧影没什么看头。欠缺一点起伏,过分含而不露。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侧面。我在他来不及转头时,猛地接住了他的目光。
我过去不这么瘦。彼得为他的瘦弱道歉。
我就那么看着他。我又不是在看他的模样。他明白了,把一条胳膊围了过来。我的腰和背是他的了。渐渐的,我的肩、手、脖子、脸颊,都是他的了。我整个人在一分钟内全是他的了。我们就那样重叠着看着一些船上的灯熄灭了,一些船远去。
我说了一些傻话,现在就不跟你重复了。都是些不难想象的傻话。
他说的傻话比较少。但我知道我不该对一个刚从集中营出来没多久的人要求太多。他若说了跟我一样多的傻话,我说不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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