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罗姆酒。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天天抓抗日分子和******,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总会有办法的。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我说。
他们会为我办吗?
总可以先求求看。我呼吸急促,被石膏箍紧的肋骨疼痛发作了,冷气也不帮忙,我的皮肤在石膏下面一层蒸汽。
这天晚上我和彼得喝了三杯酒。他没有酒量,人喝傻了,瞪着我们谈出来的美好前程一个劲儿傻笑。他走后已是深夜,尽管我脑子密密麻麻排列满了该办的事项(要把彼得带到美国得办多少事啊),我还是很快沉入睡眠,把拘留室亏欠的一觉也一块儿睡了回来。
醒来是下午一点,我床前又添了几束花,其中一束是菲利浦送的。由于他在行帮的人缘,也由于他儿子供出了我,世海也获释了。
我无心去想菲利浦和温世海的愧疚;我想的是,这一天真好。这一天彼得开始在唐纳德的诊所当医助了。这个医助职位你们可别小看,它从此建立了一个学院优等生和实践之间的纽带,从它开始,彼得就算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人。在美国走到哪里,都向你要“工作经验”和推荐人。在唐纳德的诊所涂红药水紫药水,可以给彼得提供这两样东西。
这一天还好在我有了新的生活方向,一个和彼得共有的生活方向。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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