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样,从九月到十一月初,我等着自己想开,对彼得的前女友不再嫉恨。我在那个中学教英文教得痛苦死了,天天在报上找我的“理想职业”虽然我的开支不大,但物价飞涨,还是入不敷出。商人们开始大发战争财,囤积粮食,囤积棉纱棉布,什么都囤。到处看见抢购东西的人群。我上班的学校外面有一个米店,夜里人们让小凳小椅子石头砖头替他们排队,天不亮这些凳子椅子砖头全变成了人,有的砖石或凳子在夜里给做了手脚,次序在大大地变更了,这就是一场流血恶斗的起因。学校教员常常在上课前毫无斯文地抢米,进了教室再为人师表。某天几个教员误课,因为他们抢购回来的大米掺沙子掺得不像话,他们找米店老板换米或者退钱,结果被米店雇的地痞打伤了。
我这天突然出现在父亲的书桌边。他去图书馆的时间我已经掐得很准:每星期五上午,他总是去图书馆恢复一下单身汉的清静日子。这一天他也把自己恢复成一个学者和忧患意识很重的知识分子,读一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报,再浏览一下泰晤士报和读卖新闻。他得找到自己在这个创伤累累的地球上的定位。每隔一个礼拜重新找一次,因为每个礼拜都可能有新的战争版图。
我到这里来找他很好,他不是那个大嗓门儿的、大而化之的归国教授;他是脆弱、敏感,甚至有些厌世的真实自己。
我前面讲过,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他正是这样向我转过脸的。
父亲说:你瘦了,妹妹。
这是两三个月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上次见他还是八月初。他的生日是八月二号。我大概在八月三号或四号(我记不清具体哪一天)神出鬼没地回到家,给他送了一块“凯斯林”的蛋糕和祝寿语。
还好。我说。我每顿饭都是胡乱在小摊上吃碗阳春面或小馄饨,所以站在父亲眼前的,就是摊贩们克扣斤两的后果。
父亲说假如冷的话,他会从家里给我拿些冬天的衣服出来。然后他问我,第二天是否有空。我看着父亲。他胡子拉碴,不修边幅,这一天他恢复成了中年光棍。他追问我是否能和他一起吃午饭?
我们都知道我不能回家的原因。从医院出逃后,凯瑟琳大大光火,真的成了个恶毒的小后妈,说我如何地自私,偏要和日本人胡闹,把父亲和她也牵连进去。在我为父亲道贺生日那天晚上,小后妈的嘴脸可是够瞧的。她说要么我就遵守与日本人的诺言马上离境,要么就跟家里一刀两断。家成她的了。
父亲又问我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是个很差的地方。他说,好啊,连他也不能得到地址。我告诉他,对我的行踪知道得少些是为了他好,知道了他又会来找上门。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一次次往那个地址跑。那就真让凯瑟琳说中了,我在连累他们。
父亲把桌面上的报纸夹子合上。纸张嗞啦啦作响,跟凝固的寂静发生刺耳的磨擦。他拿下一摞华尔街报“嗞啦啦”地一张张翻阅。我敢肯定,他心里“嗞啦啦”翻得更乱。
他翻着翻着,问我是否还要等着跟彼得一块儿去美国。我沉默。明摆着的事情何必问呢?
他想说什么,觉得自己不必多嘴,接着更起劲地翻弄报纸。周围都是报架子,我和他的空间是报纸隔出来的,冬天的上海在这个散发油墨味的小空间里更阴冷潮湿。
担保书不好办呢。他慢慢地说。
我不说话,但我接收了这个重要信息。我和父亲之间常常会长时间沉默,但沉默得非常舒服,不像一般情形,一个人的沉默里容不下另一个人的沉默。
沉默了一阵,我站起身,抱紧胳膊。那带油墨气味的阴冷在我身上到处钻。
我说:那我走了。
他小声说:我马上要去内地了。这句话是他突然决定要告诉我的。是作为一个央求说出来的。意思是,爸爸我要远离你了,你还不待我好些?至少陪陪我,一块儿吃顿饭什么的。
我当然不能拒绝父亲。我问他所有的阅读结束没有,没有的话我可以等。
他立刻站起来,去前台取了套鞋和伞。我父亲很有意思,看上去大大咧咧,自由自在,但出门常常带雨伞和套鞋。这都说明他随时做好了迁移的准备,或者他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父亲告诉我,因为决定去内地,他已经卖掉了车子。
冬天六点的上海更像深夜,因为真正的深夜反而充满活力。六点穿行在街上的,是棒子工,在码头上卸了一天的货,脾气大得吓死人。另外就是各种办公楼里走出来的小职员、小公务员,谁的事都不想碍,巴巴结结做完一天,赶回家吃几口泡饭,好让明天一模一样的日子重复。时髦男女此时还不会出门,他们要等到海关大钟敲了八下以后,连加班加点的职员也从马路上消失了,整个贫穷衰败的上海都消失了,他们才出来。
我和父亲来到美国总会楼下。守门人板着脸看了父亲的会员证和我的护照,总算笑了一笑。
我父亲对我做个鬼脸,问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最想吃的是甜酸肉。我说我相信,因为我也常想吃分量很足的热狗,上面堆满乱七八糟的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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