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时我和彼得都成了落汤鸡。老板娘是个话剧演员,和彼得母亲是好朋友。她把我们请到楼上,给了我们一人一块浴巾。楼上是老板家三代人的居住地,德国人在住房上从不将就,居然做了一个壁炉。老板娘把壁炉的煤气开关打开,蓝色火苗从水泥塑成的假木炭缝里蹿出来。老板娘让我们烤一烤衣服,体贴地说她不会让人上楼的。
我们裹着浴巾坐在假壁炉前烘烤衣服。八月哪里是生壁炉的时候?马上便出汗了,彼得干脆打开浴巾,也替我打开浴巾,身体和身体两小无猜,这种无邪和坦荡,只能在我和彼得之间发生。
他把一条手臂伸平,让我的头枕上去,又拉起我的腿架在他的腿上。我看他一眼,他就回我一眼。世上也一定有两个彼得寇恩。我指的不是名字,而是跟我紧密相依的这个形骸,里面包藏着两个彼得。两个彼得有一个是我熟识的,另一个是在夜里乘船去乡下收购粮食的陌生人彼得。现在的彼得宽肩细腰,两腿又长又直,坐着立着躺着,都是出污泥而不染,很难看出他跟另一个精明强干、一不做二不休的彼得共处。我想象那个陌生人彼得,挽着裤腿,一脸霸气,跟卖粮的农民们一斤一两地杀价,然后像所有走私者一样,趁夜色顺着臭气熏天的苏州河返航。再往后呢?让我感到最艰难的,是在脑子里看到这样一个彼得:他看着满街排长龙抢购粮食的人们按兵不动,同时狠狠地想:这个国家哪还是个国家?是个活地狱!让我别看见他们吧,让我离开这些臭烘烘的街道!
彼得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没想什么,衣服好像快干了。
他佝身探出手,试了试搭在壁炉架子上的衣服。我忍不住又去看了看他的手。我有一个古怪的毛病,就是喜欢看人家的手。顾妈告诉过我,手的形状很说明问题,手又大又长而指头不尖的人,往往为人温厚。这就是彼得的手。但手的动作往往又演出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彼得现在的手远远比过去有力,主动,是派用场的手。在卑琐的事,缺德的事,高尚的事上都能大派用场的手。
这手比他的脸和身体要年长成熟,甚至憔悴,带着苦相,似乎在大太阳里劳作了半生。我不在意他在太阳下劳作,我甚至不在意下半生和他一起在太阳下劳作,但让我吃惊的是我看出这手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头。
这手可以把收购来的粮食严实存放,价钱不飚到他那远大的理想,绝不手软。
彼得这时又看我一眼。
我也侧过脸,好好地看他一眼。
在生意上手软就做不到完美至极。不登峰造极的事有什么做头?那是我和杰克布这种甘居三流的人之所为。彼得弹钢琴弹到了极致,他的极致并不是音乐的极致,这不怪他,天生的元素挡了路。可怜的彼得!他哪知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是什么东西。做一件事,他必定让自己“爱做”在他父母那里,爱不爱做某件事,要紧吗?“我爱做!”或者“我不爱做!”爱是多么轻佻肤浅的玩意儿,尤其跟责任相比。
我的父母和杰克布父母,都企图这样改良我们,磨炼掉我们动不动就“我不爱做”的性子,我们是难民,寄居人家的国家,你还动不动使性子:“我不要我不爱”
等我真正爱上舞蹈,想六根清净好好跳舞时,我父母对十二岁的我说:跳舞能跳来饭吃?我从小是个糟糕的孩子,被所有人吼骂,你做事情就凭兴趣,做得好吗?!后来我想,做事情凭兴趣难道不是最正确最自然的?没有兴趣哪儿来的生命?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不就是起源于一雌一雄的兴趣?
彼得不仅是我的理想,也是我父亲、我伯伯们、我姑妈们的理想。这是我们中国人家认为最拿得出手的晚辈。我的面颊贴在他光洁的肩上,优美的江洋大盗,千万别在做成一笔缺德丧良的漂亮生意之前就吃了日本人的子弹。
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不错,不过还应该更好。我求他说,别“再好”了,再好他就要让日本人和汪伪政府不舒服了。
他安慰我,说他不必出面,手下有个叫阿立的中介人,帮他办所有会惹祸的事。
他要是再涨米价,连自家都要喝青菜汤了。我笑起来,告诉他我家顾妈天天诅咒的正是他这种人,有时我也跟她一块诅咒。他说我该诅咒希特勒。我说希特勒我当然不放过。
他站起来,跪在我对面,两只手掌托起我的脸颊说:may,做了这一笔,我保证不再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高兴。
我说:我没什么不高兴。我又不是什么天使。
他严肃起来,还有点烦恼,叫我闭嘴。他不许我拿自己胡扯。
原来他真以为世上有天使般的女孩子。把我当成天使般的女孩,太误会了,正如他在我心目中做理想一样,做他心目中的天使也受不了,要大气都不出,离人间烟火远远的。
至于我们两具风华正茂的身体,现在要收藏到衣服里。好事情是值得等待的。我们走下楼,穿着半干的衣服,外面风大雨大,老板娘朝我们投了一瞥知情人的目光。
我们点的菜上来了,老板娘低声跟彼得交谈了几句话,给我们送来两杯甜味德国葡萄酒。她请客。
老板娘用带德语口音的英文悄声说,今天有几个犹太人给抓起来了,抓得神不知鬼不觉,但显然是日本人干的。因为“终极解决方案”被他们捅到上海犹太人的最高宗教领袖的会议上去了。老板娘说完便忙到别处去了。
我问彼得,他估计日本人会怎样处置那几个犹太人。
彼得神不守舍地沉默着。
我拉了拉他的袖子:彼得?
他“嗯”了一声。
我说日本人会不会枪毙这几个犹太人?他说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刺激梅辛格这个屠夫马上动手。反正消息走漏了,不如趁早动手。彼得与其在跟我说话,不如他在跟自己商量,做推断。
我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被日本人抓获的犹太人中间,有一个是杰克布艾得勒。他那一阵忙得事情特多,但主要就是忙着探听“终极解决”何时实施,忙着把这个大阴谋披露出去,让美国的举足轻重的犹太人参与干涉。就在我站在犹太会堂门口满心甜蜜,等待彼得时,他和罗恩伯格还有其他人突然闯进了一个有犹太大拉比梅厄阿什肯那齐主持的萨巴士。那个萨巴士聚集了最有话语权的几个社区领袖,影响波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犹太社区。而就在我和彼得坐在壁炉前,两情相悦时,杰克布正在被拷打。
这时我跟彼得说,再也不能等了,应该马上联络潜逃澳门的船。
他神不守舍地看着我。我想他一定在想他的父母怎么办。假如他逃走,把他们留给屠夫们,他剩下的半生怎么过。
彼得还是看着我。没错,这是一个人一生所要做的最残酷的选择。换了我,我也会这样看着桌子对面的那张脸,神不守舍。
彼得问:一旦到了澳门,肯定能去美国吗?
我说:肯定。
你那么有把握?
我拉住他憔悴的手。
他说:现在你还不告诉我吗?你的把握到底来自哪里?
他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大这么黑?这样的眼睛表达无助和恐怖多么合适。我不要彼得这样无助和恐怖,我脱口便说:什么都别问,等上了旧金山的岸,你拿着我给你的护照,就行了。
什么护照?他问。
你的护照。我说。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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