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第二学年是我的诗歌年,我沉湎于写诗的快乐。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写了许多爱情诗。我偷偷写,不让人知道。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无意中看见了一首,我马上告诉他,这是抄的海涅的诗,他信以为真,我为此暗自得意了一阵。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读他的诗,心中有了他的旋律,当我的歌从心中流出时,自然而然地带着他的旋律。我没有恋爱,但每天都被恋爱的心情笼罩着;没有爱上某一个姑娘,但爱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张美丽的面影。十八岁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样,而且醉得恰到好处,飘飘欲仙。我独自在燕园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连空气也是绿色的。我当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强烈地感觉到异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们的气息融入空气,把空气变成了酒。可是,与此同时,散布在空气里的那些不经意的眼波、倩笑、莺语,给我留下的又是浓郁的惆怅,我只好用诗歌抚平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学时,大学生是不准恋爱的,这是学校正式宣布的一条纪律。在校园里,决看不到学生成双成对的景象。倘若有学生发生了性关系,一旦被发现,必然的下场是开除学籍,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当众受到羞辱。由此类推,写爱情诗当然也会被视为情调不健康。在文革中,当我毁掉全部日记和文稿时,对诗歌下不了手,于是仔细甄别,只毁掉所谓不健康的,全部爱情诗都在其列。我曾经为这些诗自负,现在已无物证,看看留下的那些诗,总体水平一定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我对写诗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里,我找到了若干论诗的片断。例如,描述诗兴袭来的感觉:“和别人一样,我读书、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参加会议突然,有另一颗心脏跳跃在我的胸腔里。”谈论诗艺:“一个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诗,就像一个生动的人可以照亮整个屋子。”
虽然没有人知道我写爱情诗,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在周围的人眼里,我仍是一个典型的小资。有人捡到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学们就一致断定是我写的,而其实不是。我养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学对我说,由它可以想见主人的性情,大约是说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样纤柔。有一天,在校园里,别的专业一个素无往来的男生朝我走来,为了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从表象就看出,我游离于众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组长是一个女教师,她给我的评语是敏感、脆弱、清高六个字。直到大学毕业后,我与郭家通信,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还径直称呼我为“周君(小资产阶级)”
小资在今天是一个时髦词,使人想到白领、丰厚的收入、温馨的居室装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当时完全没有这些意思,因为完全没有这些事物。在当时也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论,行为上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是资产阶级,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就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用当时的政治话语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内心中还保留着一个私人情感的王国,他就是一个小资。我似乎很乐意对号入座,也把自己定位为小资。在这个称号下,我感到自己的内心生活未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还拥有一个可怜复可爱的自我。
我当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赏。世英被带走了,那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夺我的人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年级五十个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而到二年级时,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团。不久后我还知道,世英也真诚地忏悔和转变了。我不愿被时代淘汰,也渴望改变自己。不过,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资特色,我不自觉地要在消灭个性的思想运动中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用千篇一律的时行语汇展开批评和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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