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茨堡、巴黎、罗马、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坐在国际会议的庄严讲台上演讲,会议厅门口突然传来啾啾喊爸爸的脆亮话音。从啾啾会说话开始,我和红都当上了她的秘书,辛勤地记录她的言论。当然,我是欲罢不能地要做这件事,孩子真是天生的诗人和哲人,她的奇思妙语令我无比惊喜,我从中读到了未受文化污染的人类心智的原本。
现在我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和妻子女儿过着和睦的生活。那么,我对别的可爱女子不再动心了吗?那倒未必。上帝给了我一副易感的天性,这天性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然而,我已经完全看明白,风流和爱情事实上不可兼得,那些想兼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因而做出了坚定的选择。我宁愿与走近我的每一个可爱女子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以友谊的方式享受女性的温馨。我确实感到,只爱一个人,同时保留其余一切可能性而不去实现其中任何一种,这是我与异性世界之间能够具有的最佳格局。事实上,我藉此而得到了最多,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都在丰富着我的生活的色彩,倘若我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多,结果却会是毁掉一切。
我的生活真的过得很安静,每天无非是读书和写作,日子仿佛在重复,但我丝毫不觉得枯燥。我做这些事只是因为喜欢,没有想要靠此挣钱。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的写作竟能挣来一些钱,让妻子女儿过稍好一点的生活,那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事实上,我是在妻子张罗买汽车和房子时才发现这一点的。我只是埋头写作,写作本身已经使我感到满足,占据了我的主要心思。对于我来说,挣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它只是写作的副产品,我用不着专门为它花工夫。相反,花钱却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在花钱上完全缺乏想象力。好在世界上有女人,她们是这方面的天才。如果没有女人和孩子,我真不知道多余的钱有何用处。一个人单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能确保衣食无忧,无须为生计去做不情愿的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幸运。我尝设想,倘若中国仍是从前的样子,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勾心斗角的胜负,我必定至今仍是一个倒霉蛋。所以,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没有了固定的朋友圈子,各种热闹的聚会都和我无关了,一开始有些不习惯,后来发现这样挺好。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现在我仍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其中有学界同行,也有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我和艺术家朋友在一起感到格外愉快,我在他们身上欣赏自由率性的生命状态,他们则从我这里收获沉默以及——据他们说——还有智慧。在我的企业家朋友中,我要特别提一下阿良。我们相识时,他还是一个插队知青,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未有过瑕疵。他真正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对我怀着兄弟般的情谊,无私地关心我和帮助我。我真切感到,他把我看得比他自己更重要,即使全世界都背弃我了,他仍将毫不犹豫地保护我。在学界中,我自己感到惊奇的是,以狂出名的正来成了我的挚友。我们好像是很不同的人,在性格上,他奔放,我内敛,在志趣上,他专注于学术,我沉浸于生命之思。平时我们都潜心于各自的领域,两家人相聚时则情同亲人。我欣赏他是不用说的了,因为他学问做得真是好,身上又有一股可爱的豪气。令我感动的是,以他这样一个似乎惟有学问高的人,竟比学界许多人更能理解我的作品和心性。阿良和正来都是侠义之人,啾啾出生后,他俩自然而然成了啾啾的教父,啾啾真是好福气。
现在我与外界的各种热闹距离越来越远了,基本上不参加社会活动,偶尔参加也只是因为受了那个地方的景物的吸引。我一直是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与不熟悉的人,一旦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比如开什么会的场合,便手足无措,发言也必定张口结舌。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就应该尽量少去外面凑热闹,顺应自己的天性过一种宁静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