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花生的命运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我没有母亲来告诉我，该嫁谁，不该嫁谁。不像你，尽管有时母亲也帮不了女儿，不管是什么事。

    还记得那位你以为离开他就活不了的男孩吗？他叫什么来着？伦迪。不记得了？他就是第一个引起你注意的那个男孩。有一次你还把他带到家里来吃饭。

    我瞧见了，他一开口说话，你就笑，可你说话时，他怎么就不在意呢？你说，吃点东西吧，他没说，不，不，你先吃，你自己先吃点吧。他说，你家有啤酒吗？你当时很不好意思，你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后来我跟你说，要当心，要当心啊。你说，你在说什么呀？我说，这男人首先考虑的是他自己，其次才是你，说不定后来你的位置就被挪到第三、第四去了，到头来你什么也没有了。可你不信我的话，于是我说，你要是老对他说对不起，到头来你就会对不起你自己。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吗？"妈，你干吗老把事情往坏处想？"这不是把事情往坏处想！这是为我女儿着想，因为她还不会为自己着想。

    后来你再也没提起过他的名字，可我知道你的心碎了。你心肠好，尽量自己弥合伤口，尽量不让我知道，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你也什么也没说。

    我不会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类话，我的心也为你碎了，因为我知道好心会得到怎样的回报。我年轻的时候，心肠也很好，我不知道怎么看待文福这样的人，不知道想一想，这个男人会让我遭很多罪，这个男人会消磨我的天真无知。正是因为这个男人的缘故，我不得不老是警告我女儿，要当心，要当心。

    我认识文福的时候，他已经和我的堂妹华珍好上了，她是新阿婶的女儿，我们都叫她"花生"，因为她人生得又矮又胖，活像花生壳里蹦出来的花生米。你明白吗，本该是她嫁给他的，到如今我还弄不明白，后来怎么成了我嫁给他。

    那时，我住在崇明岛上的家里已经快十二年了。那些年里，我一次也没见着过我的父亲，连我被送到上海寄宿学校去的时候也没见到他。每次我回到我叔叔家，就得像个客人似的，从来不要这要那，只是等著有人想起我还需要些什么。

    比方说吧，如果我需要一双新鞋子，我会一直等到有客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到楼下去喝茶，老阿婶和新阿婶会轻松地闲聊几句，表明她们这辈子已经没什么要操劳要费心的了。我就抓住这机会让旧鞋子暴露在大家眼皮底下，我轻轻地敲敲脚，老阿婶常因此骂我，然后我就等着，让她和她的全家还有客人们都来瞧我的大脚趾伸出破洞，她的脸由白转红。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觉得我是他们家里的人，可我又只认识这一家人。他们对我并不凶，真的不凶，可我知道他们不爱我，不像爱花生和我的堂兄弟那样：吃晚饭的时候，老阿婶和新阿婶会对花生说，"瞧，这是你爱吃的菜。"她们也会对那些小男孩说，"多吃点，多吃点，免得被风吹倒了。"可她们从不对我说这种话。她们只有在想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我，不是骂我吃得太快了，就是骂我吃得太慢了。另外还有另眼相看的地方，我和花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叔叔总要悄悄地给她一个小礼物——糖果啦、零钱啦、孔雀毛啦，而对我呢，他只会拍拍我的头，说声"雯雯，回来了"就完事了。我亲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说。

    当然，我很伤心，哪怕现在回想往事，我还很伤心。但我又怎么能抱怨呢？我只有强颜欢笑。我是一个名声不好的母亲生下来的，他们收留了我。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待我已经够好了。他们没有待我凶一些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说不定这就是我感到伤心的原因——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他们忘了，我没有母亲，一个能告诉我真正的感觉、真正的需要，能指引我满足期望的人。在这个家庭中，我学会了什么也不指望，却又满怀渴望。

    有一年，一切全变了。那年过小年夜时我十八岁，而过大年夜时每人都要大一岁，所以按阳历或许是1937年，不管怎么说，是在抗战爆发前。

    新年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唉，我们没有灶神，不像你杜姨婆那样。我们虽说是乡下人，但又不是那么老派的乡下人，当然，说不定佣人们有一个那样的神，我记不得了。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另外求好运的方法，有些只是开开玩笑的，有些可是认真的。那一天，我又梦见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比什么好呢，我记不清了。我不想梦见赢了一百万，不像你炒股那样，我心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来点什么变化。也许我只是想不那么孤独一些，所以你瞧，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碰上了文福。

    我们庆祝新年不像你今天在美国看到的那样，游行啦，放焰火啦，给孩子们压岁钱啦，一个劲地玩，玩，玩。那是一个思考的日子。根据我们那儿的习惯，新年到来的时候，家里不能留下一丝旧年的灰尘，不能欠下一笔旧年的债务，连续三天每个人的嘴里不能吐出一个不好的字眼。正因为此我喜欢新年，不管怎么样，老阿婶也不能骂人。但是三天前可就不一样了，到处都听得到叫骂声。

    新年前最后一个寒冷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花生和我已经能听到老阿婶命令佣人的声音：扫扫这儿，扫扫那儿，不要那样，要这样！

    花生和我睡一张床，当然，我们的被窝是分开的。哪像你现在在美国，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毯子和床单，而是把什么东西都堆在身上。我们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团，就像两个蚕茧，可暖和啦。

    那天早上，花生把她的被子拉过去蒙在头上，想再睡一觉，但这时我们听见新阿婶在喊，"花生，你这个懒丫头，你在哪儿？"

    你可明白，她干吗只叫花生，而不叫我？她对我可没那么好，让我睡大觉。她是想让她女儿早点起来整理屋子，以便花生有朝一日知道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太太。新阿婶才不会想到我也应该学学这些本领呢。但我都看仔细了，没人教我怎么干，我也能学着做。

    我知道怎么把棉被抽出来，怎么拍打，才能把被套洗干净，不留下一点污迹。桌子腿要用油上下来回擦拭，木头才会光亮如新，不会油腻腻的。每件东西都得从墙边拖出来——箱柜啦，大衣橱啦——这样你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灰尘、蜘蛛网和老鼠拖来的脏东西。我也听到了怎么责备佣人，新阿婶老这么说："你说都弄干净了，怎么还那么脏？"

    然后我就去看老阿婶在灶房间干什么，她正在吩咐厨师切更多的肉和菜，然后她检查所有她提供的原料。她掂掂花生油瓶、酱油瓶和醋瓶的分量，一个个嗅过来。她数数养在木盆里的鱼、关在笼子里的鸡鸭。她用筷子戳戳拌有枣泥的糯米糕，看看蒸的时间够不够。她责备厨师的帮手让肉汁汤里漂的猪油太多了，责备另一个切鱿鱼的方法不对："傻丫头！鱿鱼炒起来要卷成一团才会有运气，你怎么切得像一条条的布条，要背运的。"

    我为了我的未来学着这一切。咳，你长大后，我竭力教你学做这一切。可你从来不听，你说，"太没意思了。太麻烦了。我宁可去吃麦克唐纳的汉堡包。"是的，你是这么说的。你可明白我干吗那么想学？打我年轻时起，我就已经知道一切东西都必须看上去漂亮，尝起来可口，要好得名副其实。只有这样，才能持久，满足你的口味，让你以后回味无穷。

    那天还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想起来了，每个人都有事干，不光是佣人。我得把家里的衣服整理完。我已经理了一个星期了，修修补补，把那些会带来坏运的标志弄掉——松开的线脚啦、破掉的小洞啦、裂开的地方啦、丢掉的纽襻和扣子啦。那天早上，我得赶紧把这些活儿干完，才能和花生到市场去买东西。

    前一天晚上，新阿婶给了不少钱，叫我们到市场专开的摊头去买新年礼物。我比花生大一岁，但小婶婶没把钱交到我手中，而是一五一十地数给她的女儿。当然，花生应该分一点钱给我，即使新阿婶没说，花生也应该这么做。可我料到花生会怎么着，她会很快把钱花光，满足她自己的欲望，要不她就会把钱紧紧地捏在手中，到头来弄得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提醒她。

    "你们俩，早点把事做完，就可以去了。"小婶婶说，"可别忘了，省着点，别乱花钱。"这就是说，我们得跟店主讨价还价。"别让你弟弟吃太多的糖。"这就是说，我们还得把十岁的小功和十一岁的小高也带去。

    我把手上的活计带到外面，以为我能坐在屋子门口一条安静的长凳上，梦想我的秘密的愿望了。但是管家老顾已经站在草地上，正在指点几个雇来的临时工看哪些地方需要修补。他指指把我们的屋子围得像个大蒸笼一样的黑柳条编的篱笆，有个临时工摇摇头，把手伸进两星期前小功学骑他的新自行车时撞开的大窟窿。

    然后，老顾又指指屋子的各个地方，说，"老东屋，要这么修。新西屋，要那么修。"他说的是这屋子两头不同的建筑样式。

    老东屋是大家饮食起居的地方，孩子在这儿出生，老人在这儿死去。它是一幢中式大平房，中间有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四周是回廊和过道。所有的门窗都是朝里开的。最重要的房间都是朝东的：厨房在一头，叔叔的房间和客厅在另一头。

    新西屋是后来建的，说不定是五十年前盖的，那时我们家赚了不少外国人的钱，刚刚富起来，靠卖丝换来天鹅绒、窗帘、毯子。新西屋名副其实，是一幢朝西的二层楼房，屋顶上有三支烟囱。老阿婶有次说过，它是仿照一座豪华的英国庄园盖的。但是多年来，大家都在这屋子前面乱搭乱造，把这屋子所有漂亮的部分都遮住了，所以现在看起来，它跟一个老式农舍的后院别无二致了。

    我就到了这儿，踏上新西屋的木头台阶，进了门廊，想在这里做我的针线活。大约在十年前叔叔又盖了这个门廊。那年夏天，老阿婶用纱窗把它从头到底都围了起来，以防蚊蝇飞入。但结果总有几个还是飞进来了，老阿婶就不时用她的拖鞋底追打，所以到处可见蚊蝇的残骸留在纱窗上，它们的翅膀就像碎玻璃纸一样在风中抖动。一切东西都是锈迹斑斑的，门廊上的门在风中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关在蟋蟀笼子里一样，这可不是我梦想我的前途的好地方。

    于是我离开了门廊，最后来到了暖房，那是我小时候藏身的秘密地方。我朝里面瞧瞧，想知道是不是空的。我小心翼翼地擦拭一下玻璃窗，好像它是一个醒来的孩子似的。那么多年来，这地方一直是空着的。

    叔叔刚上这个岛，就在新西屋南面向阳的地方造了这个暖房。暖房看上去就像一只拉开后忘了关k的大抽屉。他吹牛说这就是英国绅士的"癖好"——种种玫瑰啦、兰花啦、华而不实的名贵花木啦。他老喜欢说"癖好"这个词，说只有英语中有这个词，中文里没有一个形容光费钱费时的事情的词。我不明白他干吗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要学外国人的样，好像外国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糟。叔叔每年总要找一种新的"癖好"，而老阿婶则总要冲着他大吼，把他的新"癖好"称之为"屁好"。

    后来叔叔对暖房厌倦了，又把兴趣转移到养英国赛狗上来，为了使他这些宠物跑得更快些，他经常让它们饿着。当他养的狗都死光后，他又买来猎枪，打鸽子，是真的鸽子，因为泥做的鸽子很贵。此后，他又染上了后来使他生病的烟斗。然后又是买来一大堆用牛皮做封面的英文书，但他从来没有读过。然后是坐在门廊里做昆虫标本。

    但是，暖房是第一个"癖好"。在他放弃它以后，暖房就成了一个堆放古怪杂物的地方。比方说，有一天新阿婶坐坏了一把椅子，这把椅子就进了暖房。老阿婶抱怨叔叔收藏了那么多不认识的祖先的画像，那么多纪念性的卷轴，这些东西也进了暖房。每当有人觉得什么东西没地方好放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被送进了暖房。我小时候老是坐在一大堆破椅子上，我还可以碰碰猎枪，想象它们会发出怎样的声音，我还假装与我不认识的先辈们一起喝过茶。每年都有一些没人要的东西扔到这儿来，现在全在我眼前。

    有一天，那还是我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张画，画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穿一身淡蓝色衣服，头发往后梳，目光正视前方，表情严肃得我不敢认她。"妈妈？"我叫了一声，因为我觉得她在望着我。我想象她从画中爬出来，像画上那样直看着我，问我，"雯雯宝贝，这是什么地方呀，有那么多小窗户？"于是我明白了，只有在这种别人扔东西的地方我们母女才能在一起。即使在我长大后，我仍然这么想。不管怎么说，我就在这儿坐下来做我的新年的针线活。

    我补的是我堂兄弟的衣服——这些愣小子经常有意跌倒，膝盖上和手肘处全是大窟窿！还有那么多污迹。我觉得这些衣服大多数地方已经破得没法补了，兴许，还是把它们送给佣人，让他们的孩子去穿得了。要是以后老阿婶骂我，我就告诉她，我是为我的堂兄弟们着想，要是让他们穿得像要饭的那样，命中就注定了他们要穿着破衣烂衫在街上流浪。接着我又暗自发笑，想起我故意在老阿婶的一件外衣口袋里留了个小窟窿，兴许她的一部分权力会从这儿溜出去呢。

    你干吗要笑？你以为你母亲一向是规规矩矩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偷偷摸摸干一些淘气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淘气的事？那次，你不是把那本下流书飞车追妞藏起来了吗？我早就料到你没在读圣经。

    我在你那个年纪，也于过这种事，把一本书藏在针线活里。这是一本讲风流韵事的小说金瓶梅，一本禁书。我们寄宿学校的嬷嬷多次跟我们讲过，不能读这本书。我从一个名叫小于的调皮学生那儿借来看过。她老爱干不让她干的事。她说，这本书是讲性的：丈夫喜欢什么，太太喜欢什么，丈夫比太太更喜欢什么，丈夫隔多久履行一下自己的义务，太太又要隔多久。她还告诉我许多黑话——"玉亭""品箫""云雨"——但她没把意思讲给我听。她说，你自己看吧。

    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自己读了起来，想弄清那些黑话的意思。可读了十页，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只不过是些要你守规矩的老生常谈——怎么按照人的地位来送礼啦，怎么让你的亲戚朋友开心啦，人生短促、不能光为自己着想啦等等。于是我就想，说不定这本书是个谜，我头脑太简单了，看不透它的意思。也许这里写的美丽的松树实际上就是一种秘密的黑话，含有另外一种知识。这个男人干吗从别人的太太那儿接受两块茶点？这肯定有点不对头。干吗是两块茶点，而不是一块？假如她给他两个橘子那又怎么样？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听见花生正用埋怨的口气喊我的名字："雯雯！你在哪儿，傻丫头？"我本来不想理她，就像小时候一样，可后来，当然，我想起我们说好要去逛市场的，于是就把书藏在两个茶盘后面，然后带上我的针线篮子匆匆走了。

    我们来到自己的房间准备出发，花生嘴里念叨着我们该先去哪个摊头，该买些什么样的东西。也许得给她的弟弟们买些纸做的玩偶或动物形的灯笼，给大人买些好茶叶。另外买几个小钱包给我们的另外几个堂姐妹，老阿婶的女儿过年肯定要带全家来做客的。然后我俩一致同意给我们自己买几个花形的发夹什么的。当然，还要叫算命先生算个命，看看来年有些什么好事落在头上。

    "我们不该再去找那个长着一口龅牙的女人，"花生说，"去年她给我算了一个很不好的命，说我流年不利，要我当心。"

    于是我想起了去年那个算命的女人跟她讲的话，说她属羊，总是要把自己躲在厚厚的皮毛下面。这个算命的女人对花生说，如果她在鼠年不当心的话，有人会咬破她的皮毛，把她的缺点全抖搂出来。花生气疯了，要问她还钱。这女人不肯，于是花生就大喊大叫起来，让大家都围拢来听："这女人骗我，给我出馊主意。这里是找不到好运的，还是到别处去吧！"我当时很不好意思，但心里也在嘀咕，这算命的对我的堂妹咋就知道得那么多？

    "今年，"花生说，"我只想知道我未来的丈夫和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然后花生就考虑她该怎样打扮才好去逛市场。她把头发卷到一边让它垂下来，解释说，"我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过这种式样。"我撇撇嘴，让她知道她这样打扮不好看，但她总是不听我的劝告。然后为了穿什么衣服，披什么大衣，她又颇费了一番心思。

    她是家中的宠儿，有许多好衣服，多半是从上海的精品商店里买来的法国货或英国货。有一件黑色卷羊羔皮大衣，硬翻领，还有织锦缎的衬里，要是把扣子全部扣紧，大衣就会逐渐收紧，一直到她的脚踝，连走路都成问题，除非你步子迈得很小。真可笑！花生竟然决定就穿这一件，再配一双新的高跟鞋。在当地乡下人的眼光里，这副打扮是够气派的了——这些人只要有块布料做一条新裤子就觉得很福气了！但这是新年呀，是一个露富的好机会。

    我们是本村最富的家庭，当然，只是在岛上的这一小块地方的范围内算是最富的。这个村子名叫河口，不算那条从渡口来的路和散落在路两边的小铺子，方圆只有一里长，半里宽。这么小的一个村子，只有一幢高楼，几个中产阶级，除此之外，住在这儿的几乎全是穷人。

    我并不是说，一家富、百家穷是公正的，当时大家就都这么活着，没人会对这种现象提出疑问，好像是命中注定的。那时的中国就是这样。

    那些穷人中有好多是为我们家的丝织厂干活的，所以他们没有挨饿。他们住在我们家出租的小土屋里。他们没有土地，只有堆在地上的垃圾。但是他们可以盼望着一年一度到河口我们江家的屋子里来欢度新年，至少在新年后第三天办的酒席上，可以大吃大喝一通。

    当然，我在准备去逛市场的当口可没想这些事。像花生一样，我也正把漂亮衣服往身上穿。一条配有鲜红的飘带的过节穿的长裙，上身罩上我最好的有衬里的外套，头发盘在后脑勺，打个大人一样的发誓。这时，我看到花生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走到过道上，在听院子里的动静。她母亲的大嗓门穿过走道，还在那儿大声训人哩。她回来拉开抽屉，然后抽出一个用很薄的白纸包着，用红缎带扎起来的包裹。她解开包裹，从中抽出三只圆圆的不同大小的盒子，然后坐在镜子跟前。原来是面霜！过了一会儿，她就在自己胖乎乎的脸上和小鼻子上扑满了这种面粉般白的玩艺儿。

    "你看上去像个洋鬼子。"我不动声色地说，然后撤了一下嘴唇。我有点为她害怕，也为自己害怕。我比花生大一岁，老阿婶会责备我没管好花生。可要是我责备花生，老阿婶又会说，"你算老几，评头论足的？先管管你自己吧。"

    所以我一声不吭。眼看着花生又拿出另一个盒子，这个要小一点，盖子是珍珠色的，她往自己的嘴唇上涂口红。

    "哇，你把嘴涂得像个猴子屁股了。"我取笑她，想给她泼点冷水。

    她拧开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盒子，然后打开她的那本外国杂志，按照封面上那个微笑的电影明星的模样，很快在眼睛四周描上一圈黑黑的眼影线。然后又在眉毛上画了很浓的线条，看上去就像两条黑色的蚱蜢腿，正跃跃欲跳。她看上去真是很吓人，一点都不漂亮。她朝下看的时候，那双描过的眼圈就像魔鬼一般死死地盯住我。

    幸亏花生的大衣上有竖起来的硬领，她可以躲在它的后面，穿过黑洞洞的走道，溜出后门，不让任何人瞧见她的新面孔。我拉着小功和小高上了路。他们一见他们的姐姐的模样时，不禁交头接耳，哧哧暗笑，终于忍不住大笑出来。花生回过头来，给两人头上各敲了一记。他们尖声怪叫着跑开了，一路上还是又笑又闹，不时回过头来手舞足蹈，指指点点的。

    到市场通常要花十来分钟，但那天差不多花了四十分钟。我走一步，花生的高跟鞋要迈三步。一路上村子里的人都赶到她前面去了，他们停下来瞧一瞧，鞠个躬，然后笑着继续赶他们的路。喔哟，你要是看见花生就好了！她就这样哼哼鼻子——哼！哼！哼！——活像一个王后眼看她的轿夫弃轿而跑，生气得不得了。她涂满白粉的脸上有没有起红晕，我也看不出来。

    瞧瞧我的皮肤，直到现在还是那么光洁。我年轻时从不涂脂抹粉，我不需要——没有黑斑，没有小痣，没有瘢痕，没有胎记。许多人告诉我，我的脸蛋天生很有福气，所以我干吗把它这起来？

    现在我们进厨房去弄点茶喝喝吧。然后我再告诉你花生是怎么在新年里改变了我的命运的。

    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市场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的生意都不错。眼前这派忙碌的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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