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去店中理发修面。他再上车,果然头脸非凡,那种工人的形象已消失得荡然无存,全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风度翩翩。他傲然地登上面包车时,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当日下午两点半,在县政府会议室进行会谈。三线厂的领导和我们为一方,另一方是县委郭副书记、赖副县长、县办朱主任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按惯例,主要人员坐在会议桌的两边,其他人员则坐在外围。小黄的穿着和神态,戴着一副深不可测的墨镜,手持笔记本,不时地扫视众人,在小本上写上几句,早就引起对方的关注与琢磨:不知其是何许人也。他坐在外围的墙角处。
我故意站起来对着小黄打招呼:“请中间坐。”
他朝我摆摆手,俨然一副高官秘书或大记者的神情,说:“我历来喜欢这样坐,不必客气。你们开会吧。”对他惟妙惟肖的表演,我们忍俊不禁,止不住喜上眉梢。
会谈开始,除了例行的开场白和客套话外,双方各自陈述为己方争取利益最大化的理由。
我们的意见是:一切按政策和规定办理地产、房产移交手续,该交的费就交,该补交的就补交,保证搬迁顺利,不能设卡,制造人为障碍。企业力所能及地继续支持当地农村,但不能让国家资产蒙受不应有的损失。
最后,我特别强调:“受省市领导委派,这次来解决迁厂问题,能否顺利完成任务,感到责任重大。自从不久前大兴安岭特大火灾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由于渎职或人为原因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必将严肃追究。新闻媒体也十分关切,不时予以公开曝光。这次迁厂工作若不能按政策规定顺利进行,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深查细算,让国家蒙受重大损失,我们双方都难辞其咎,无法交待。这样的后果,我相信我们双方都不希望见到。”
小黄边听边微微颌首赞许,手不停笔,飞快地记录着。
很明显,县里个别领导有点局促不安。
午餐,小黄匆匆吃完。县办朱主任赶紧上前关心地询问:“怎么吃这一点?有哪里不舒服?给你弄点面条好吗?”
小黄对每个询问都是轻轻地摇一下头,边摇头边走。县办主任紧跟不舍,又问:“是不是饭菜不对胃口?”
“不,挺丰盛。我历来吃得不多。”
“噢。”县办主任好似放了心,或许认为他这种身份的人,好的吃多了,自然胃口有限,于是才不亦步亦趋。
8月20日上午,县办朱主任和县委农工部金部长正式答复: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大力支持三线企业迁厂,继续放行,不得设卡,凡无文件规定的费用一概不收,收了的如数退还。
经仔细核算,企业不但不需支付几十万元,反而还应收取当地好几万元。这由当地的木材充抵,可随迁厂一块运走。
当晚,县长、副县长设宴款待,互致谢辞,频频碰杯,气氛热烈。
然而,次日当我们一行离开这个三线厂返程时却遇到了意外:在路口,某些村民设置了路障,横放了许多圆木,说“要找省市领导,要求补偿,否则别想走人。”
本来,我想出面讲解。小黄却叫我端坐不动,面显怒色。他就下车厉声质问:“是谁叫你们干的?我们领导很愤怒。你们村长在哪里?”他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相机,对着路障和村民“咔嚓、咔嚓”地拍起照来,吓得一些人逃之夭夭。这下惊动了乡政府和乡派出所,立即派人拆去了路障。
我们的面包车终于离开了山村,疾驶返回省城。我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兴趣盎然地观赏车外的美景。
迁厂工作十分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我们都忘不了小黄:他的出色表演起到了神奇的难以替代的作用。
写于2005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