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初恋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都是女人，都用同一个部位爱。从头讲吧。

    “咱们都得从头儿开始讲。”爱丽什卡宣布。“只求你们让我最后一个讲。让我开头儿，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吉娜笑道“咱们都是女人，对吧？咱们都用同一个部位爱，对吧？”

    “你指的是哪个部位？”阿尔宾娜眯起眼睛问道。她长着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连名字都带点洋味儿。

    “她指的是心。”瓦伦蒂娜迅速替吉娜打圆常瓦伦蒂娜是党员，还是个什么官儿。

    “嗨，原来是心。”阿尔宾娜失望地叹了口气，还闷闷地打了个哈欠。她显然是在跟瓦伦蒂娜寻开心，其实她一听到讲故事就来神儿，一双大眼闪闪发亮。

    可瓦伦蒂娜还在坚持：“不知什么原因，一提‘爱’这个词，总是有人不怀好意地发笑。在我们国家里，爱也是国家大事，因为家庭都是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家庭又是组成国家的一个细胞。”

    “太对了。”一直没说话的奥尔佳插了进来。她是造船厂的工人。“我的初恋甚至牵扯到两个国家，苏联和东德。”

    “是吗？快给我们讲讲，奥尔佳，快讲讲。”女人们吵闹着，都从床上坐起来，洗耳恭听。于是奥尔佳就讲起了她的初恋。

    故事之一

    由奥尔佳讲述。她是船厂的工人，讲的是一位德国造船技工与一位苏联女工之间的一段富有国际色彩的罗曼史。这恋情涉及到两国政府，结果却以破灭而告终。

    我的初恋很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是海军造船厂喷漆车间的油漆工。挣钱不少，这没说的，可头儿们总是跟我过不去。像公费旅游啦，分房子啦，都没我的份儿。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和一个德国人订了婚。当然，他是东德人，可尽管如此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们船厂帮德国建造一艘油轮。那是一项俄德联合工程——对不起，应该称为“苏德”德国负责生产船身与机器，我们负责组装。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便有一场友好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终于使油轮提前半年完工。以后的8个月就用来检查质量上的漏洞。有时油轮上载着德国技师们开进我们厂，有时我们还在船上检修，船就连我们一同被调回罗斯托克港。我们就这样往返于罗斯托克与列宁格勒之间。这里的年轻人很多，有的还相爱了。

    我渐渐对一位德国技工产生了好感。他叫彼得，按我们的习惯可以叫他彼特亚。他干净，漂亮，严肃认真，还会讲俄语。只有一点不太好，他信教。这在民主德国并不稀奇。也许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得知我怀孕时，他只字不提去做流产，而是赶快跑到他们领导那里去申请和我结婚。他的领导同意了，可我的领导却不听这一套。他们把我调离油轮，在党委会、工委会等等各种委员会里动员说服我，甚至毫不客气地讲：“去把孩子做掉。我们绝不会放你走。不然你就劝你的那个老德留在苏联。”

    可这怎么可能呢。在罗斯托克，彼特亚有父母兄弟，还有自己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而我是个孤女，挤在集体宿舍里祝孤零零的，一无所有。我怎么能够逼彼特亚离开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能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舒适、甜蜜的家呢？我只好跟他们挑明了：“你们不分给我单元房，但至少也得给我一间屋子让我们住，这样我才好说服他留下呀。”

    “你也太聪明了。”他们说“如果我们都给你们房子，那你们还不都跟老外胡搞起来了。我们没给你们房子，你们不也怀了孩子。”

    这种激烈的舌战使我难堪，使我体力不支，在第五个月时我小产了——是个男婴。不过我的身体还好，只是不敢写信把流产的事告诉彼特亚，怕他万一变心不娶我了。他在那边为我不懈地奋斗着，给德国和苏联的各有关部门寄送材料。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我们双方的领导都对此有着一致的意见。到了我的预产期，彼特亚给我寄来一件猫皮大衣，还有一大包婴儿用品，都是些稀罕的高级化纤织物，我们宿舍楼的伙伴们都跑来大开眼界。我抱着那包小衣服哭啊哭，哀叹自己命运不济。

    后来我收到他的绝交信，他说我欺骗了他。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写信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或许是邻居们出于妒嫉，从他给我的信上偷看到了地址，也可能是组织上出面了结了此事。

    后来怎样了。唉，没什么好说的。我和船厂的一个不错的人结了婚。他爱喝两盅，但其它方面还可以。当然不能同彼特亚相比。彼特亚是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人，最能理解女人的心。我只有彼特亚送我的那件大衣，好像永远也穿不坏。

    有时我会抱它大哭一场：你这个坏东西，我对它说，为什么你不快点磨破，也好让我把你忘掉？可我又舍不得卖掉它。那些磨不掉的回忆“是的，真正的猫皮是穿不坏的”尼尔娅若有所思地说。她是位音乐教师，态度文静，肤色微黑。“我母亲也有一件，穿着它度过了战争的岁月，后来还给我改了条大衣领子呢。”

    “这不新鲜，”奥尔佳笑道“四年时间对毛皮大衣来说并不算长，我那件还跟新的差不多呢。”

    “可你根本不知道我母亲是怎么穿的：在地洞里穿，在集中营里当铺盖，还有一次在法西斯的眼皮底下掩护了我呢。”

    “给我们讲讲吧，”爱玛道。

    尼尔娅含泪摇了摇头：“以后吧，行不行？现在我不能以后吧。”

    拉丽莎从床上坐起来：“我来讲讲我的初恋，你们想听吗？”

    “当然想听。”女人们喊道。拉丽莎一直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因为她性格沉静，独立性很强。来探望她的只有几位同事，仅仅来过三四次，可她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来。病友们自然都想知道她是如何变得这么自强、自重的。

    拉丽莎稍加思索，便开始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二

    由生物学博士拉丽莎讲她的一次充满激情的恋爱，这爱情由单恋发展到双方的倾心；她还战胜了一个情敌。她曾一度以为自己的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她仍在痴心地等待，直到他又回到她的身边。

    可没过多久他们又分别了，她等啊等，最后几乎绝望了，这时她发现他已经死了。她期望着能再遇见一个像他那样的恋人，却始终未能如愿。最后她决定不再寻觅，便打算生个孩子自己抚养。

    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恋爱发生在我5岁的时候你们别笑，先听我讲，等我讲完后，也许你们就笑不出来了。

    那是战争年代。我父亲主管一个军用飞机场，我母亲是一名军医，他们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因怕我在战乱中丢失，不愿将我寄放在亲友家中或儿童养育院里，就把我带在身边。机场随着战线的移动不停地搬迁，我也跟着他们一同转移。我伪装起来，躲在一包衣服下面，遇到检查，便一动不动。上级领导到单位视察时，他们便把我藏起来。我就这样跟着流动部队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有一次从航空学校分来一名新飞行员，他才18岁，是这里最年轻的战士，可那时他在我的心目中却很大，是个大人。

    他个头高高的，满头金发，一张晒得黑红的脸膛，一双蓝眼睛。他性情活泼，胆量过人。他叫弗洛德卡，人缘特别好。单位的医务室和病房里有几个姑娘，还有一位名叫拉伊什卡的女报务员，都盯上了弗洛德卡。那个拉伊什卡好像还真有点门儿。可我还是把弗洛德卡从她手中抢了过来。你们别笑，这是真的。

    那个男孩——如今在我这个快40岁的老太婆眼里他那时的确是个男孩——他怎么会被我这个部队里人人娇惯的女娃迷住，我不得而知。可当时我们确实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立刻跑到飞行员宿舍。大家隔窗望见我，就朝弗洛德卡喊：“你女朋友一大早就来看你了，还不快接她去。”

    弗洛德卡便跑到门口迎接我，将我一把抱起来，然后才一同到食堂吃早饭。他盘子里的好吃的，一般是一两块果脯什么的（这在战时都是难得的佳肴），常常理所当然地归我享用，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呀。我父母不让他这么惯着我，有一次居然一整天都没放我出去，怕我打扰他。我在家里又哭又闹。当弗洛德卡出现在门口时，他们都吃了一惊。他在门口向父亲行军礼，说：“报告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把女朋友带走；到了我们检查飞机的时候了。”

    他们便放我跟弗洛德卡走了。我们俩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常弗洛德卡清理、维修他那架飞机。那是一架u2型侦察机，他的同伴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书橱”他检修发动机，拧拧这儿，弄弄那儿；我呢，爬上机身，拿块抹布四处擦灰。弄完之后，弗洛德卡又把我抱进机舱，我们就绕机场转上两圈。

    这也得到了父亲的允许。下了“班”我们俩一起去吃晚饭。

    食堂里的飞行员们就会逗我：“喂，劳卡，你的飞机怎么样？”

    “一切正常。”我郑重其事地回答。

    一次，弗洛德卡为了我和另一位飞行员干了一仗。那天我玩累了，跑到他房里去喝水。有几个人在宿舍里偷着喝酒，可他们并不避我，弗洛德卡教过我要对朋友讲义气。单位里的事我都知道，有时甚至比我父亲的消息还要灵通。我进了屋，发现弗洛德卡不在，就随便拉住一个人向他要水喝。这个混蛋喝得醉醺醺的，竟然给了我一杯烈酒。我喝了一大口，呛了，哭得死去活来。弗洛德卡一听到我的哭声就奔了过来。

    他立刻看出事情的原委，把我抱在怀里，给我灌水喝。我不知他在干什么，还继续号啕大哭。等我不哭了，弗洛德卡放我躺在他的床上，然后揪住那个捣蛋鬼的衣领子把他拖到外面，揍得他鼻青脸肿，一星期都没消。当然这件事我父亲压根不知道。从那以后，我愈加觉得弗洛德卡是我的头等保护人，比父亲还高一级呢。

    可过了没多久，他和那个女报务员拉伊什卡之间开始了一段罗曼史。这个妖精。我至今还恨她呢，他们常常在我睡着之后幽会。我不知道他们好了多久，好到什么程度，直到一天有人跟我开玩笑：“你那位弗洛德卡和拉伊什卡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我顿时妒火中烧，满腔愤怒，又伤心绝望。但我还是下决心把弗洛德卡从拉伊什卡手中夺回来，于是便采取了行动。

    什么方式？就是直接把他抢过来。每当我看见拉伊什卡接近他，我就跑过去冲她喊：“走开。他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你的。”

    人们哄我，劝我，可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决不让拉伊什卡靠近弗洛德卡。最后，我父亲急了，揍我，把我屁股都打红了。可我的鬼点子多得很。我跑到弗洛德卡那里，当着众人脱下裤子露出小屁股给他看，还告诉他说：“你看看吧，这都是因为你那个傻瓜拉伊什卡。我爸爸还说如果你再跟她见面我还会挨打的。”

    我父亲当然不是这么说的。知道后来怎样了吗？不知是因为弗洛德卡对我的情敌没有那么深的感情，还是因为她受不了人们的风言风语——说她在这嘲三角”关系中注定要失败，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从那以后，每次看见拉伊什卡，我都骄傲地转过头去，从不理睬这位败在我手下的情敌。

    要问我们的爱情除了这些蠢事之外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纯真的爱情。弗洛德卡没有任务时，我们就一同在机场周围散步，有时也到附近的村子里转转。我记不清当时我们尽聊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一直不停地交谈着。难以想象什么话题能让一个18岁的青年和5岁的女孩谈个没完没了。我还记得我们谈话时的气氛，是那么单纯、宁静、严肃。有时我们讨论蚂蚱的生活，除我俩之外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有时我们谈论战争，谈论成年人的生活。这个大孩子和我一样，被战争夺去了平静的生活。唯有他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童年生活——田野，树林，童话。我们自己也编故事，看见什么就编什么。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绝对的安全感——甚至从父母那里都感受不到的安全感，只有弗洛德卡才能带给我。那时我们常遭到敌人的轰炸。尽管机场伪装成一个小树林，可不知怎么还是被法西斯发现了，所以我们又得搬迁。我是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对于伤痛、死亡、弹坑、炸毁的房屋、坠毁的飞机之类早就习以为常。我至今忘不了当时飞行员的葬礼，竖在坟墓上的不是十字架，而是一支螺旋桨。可当我和弗洛德卡在一起时，我知道他能保护我，使我天上不受德国飞机轰，地上不挨敌人地雷炸。

    遇到弗洛德卡执行任务时——他驾驶u2型飞机在空中进行侦察摄影——我便像个小妇人一样等他回来。我不再玩耍，而是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谛听着。我能在很远的地方分辨出他那架飞机的声音。然后飞奔到飞机跑道上高兴地呼喊：“弗洛德卡回来啦。”我一次都没有说错过。

    有一次他没回来。有人向父亲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向弗洛德卡开火，打中了他的飞机，在空中就烧了起来。单位里人人都听说了此事，也包括我。他们都非常难过——他的朋友们，我的父母，还有拉伊什卡，出来进去眼睛红红的，可我不相信他牺牲了。结果还是我说对了。没有我的弗洛德卡，我感到寒冷、孤独，心里非常难过。可每当他们劝我、安慰我时，我却说：“我难受、孤独是因为我在等待弗洛德卡。他快回来了。”

    几个月过去了。冬季的一天，我母亲回家后对我说：“快，弗洛德卡回来了。”

    不知为什么，她讲这些话时并不显得高兴，可我当时也没在意。我立刻跑了出去，连外衣都没穿，直奔营地。我看到了弗洛德卡，向他扑过去时，听到有人喊道：“小心。”

    可我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我觉出他在抱我的时候踉跄了一步，马上就有人扶住了他。原来弗洛德卡拄着双拐，只剩下一条腿。这又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足以使人相信我们之间的纯真爱情。在那次战斗中弗洛德卡受了相当严重的烧伤，刚回来时，没有人能认得出是他。他整个脸被烧成了紧绷绷、亮闪闪的紫皮，面颊上还留下几道深深的青色伤疤。可我根本不用看他的脸就能认出他来，我直扑过去，心中明白这就是我的弗洛德卡。我们坐在桌旁，他将我搂在怀中，讲着他的冒险经历。当时那种完美的平静、爱意和安心的感觉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我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他脸上的疤痕问道：“这儿疼不疼？这儿呢？我亲一下就不疼了吧？”

    因为那次英勇的飞行，弗洛德卡被提升为上尉。我又给他起了个更庄严的新名字：我的彭斯上尉。一个月以后，他安了条假腿，重返蓝天。

    跟德国的仗打完了，也到了和彭斯上尉、我的弗洛德卡分别的时候了。我们一家要回到列宁格勒，而他却被派往远东。临分别的日子，弗洛德卡对我说：“和日本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你也会长成美丽的大姑娘，那时我就来找你，娶你作我的妻子。”

    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我也不认为弗洛德卡在开玩笑。分手的那天，他只和我一个人讲话。我们的车开动时，我被塞进吉普车，不停地哭着喊着，他说：“再见，我心爱的人。等着我。”

    年复一年，时光飞转，可弗洛德卡没有回来。我又长大几岁后，渐渐觉得不好意思向父母打听有关他的事。我不声不响，默默地等着他。到了16岁，我开始自己寻找。我心中知道弗洛德卡并没有忘记我，他也在寻找我。只有一点弄不明白：他是最有本领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找到我？我向父亲和熟悉的飞行人员打听他的消息，却一无所获，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好在搞飞行的人毕竟不算多，我相信迟早会打听得到的。事实正是如此。

    你们是否还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许多秘密都得到了公开？不少孩子们从未听说过的亲友这时出现了；不少妻子至今才得知自己那被发配劳改营的丈夫是死是活。以前，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弗洛德卡，她都难过地摇着头，可忽然有一天，她让我坐在身旁听她讲述他的不幸遭遇。那次英勇的飞行之后，弗洛德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提升并荣获一枚“苏联英雄”金星奖章。可是后来，当他们“澄清此事”之后，他被送到劳改营。原来弗洛德卡把飞机降落在德军阵线后面，然后他抓起摄影器材，带着烧伤和断腿，穿过重重防线向我们一方前进。开始他们想把他树成第二个马特洛索夫，可后来又决定一个英雄就足够了。于是他就在柯利马消失了。

    这就是我初恋的全部。我再也没有过第二次恋爱。我观察过和我同龄的男孩子，长大后又观察男人，可就是找不到弗洛德卡那样的男子汉。有几次我打算结婚，可最终还是作罢。临到下决心时，我就告诉自己：“不，这个人也不是弗洛德卡那样的人。我还得再等等看。”

    可是我终于没有找到弗洛德卡那样的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决定成立一个没有丈夫的家庭。现在我生下了我儿子，名叫弗洛德卡，我要独自把他抚养成人。

    “现在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会这么坚强，这么自信，”瓦伦蒂娜说。她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列宁格勒市的文化处工作。

    “对别人的严格要求使你首先加强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促使你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喽，国家会给你和孩子提供一点救济的。”

    “我谢谢了。”拉丽莎笑道“我自己大概还能挣到那5卢布。”

    “得了吧。”“浪荡女”吉娜笑着插进来“5卢布能买半升啤酒，或者买三杯白酒呢。”

    大家便由此开起玩笑。算着每月5卢布能给孩子买些什么：一只童鞋；4斤国营商店的黄油或2斤自由市场的黄油；2斤自由市场的苹果或6斤公家店里的苹果；小学生校服的一个袖筒或者婴儿车的一只轮子。

    唯独娜塔莎没有笑。这也是位现代女性，只是不像拉丽莎那么自信。

    “我认为，拉丽莎，”她说道“你的全部力量来自于你的不安全感，现在许多妇女都处于这种状态。并非我们自己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而是男人的软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强。他们变得越来越没男子气，这太可怕了。在家中，丈夫就是另一个孩子，只不过比孩子更贪婪些罢了。”

    大家又开始数落起自己的丈夫。然后她们让吉娜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由吉娜讲述。她是个流浪女。按官方的说法，是“无业游民”她准备讲一讲一位英勇的苏维埃战士对她的一片热情，以及他如何把她弄到野地里，成了好事，同时也激起了她的热情。这对情人分别之后，吉娜的母亲打算为女儿挽回名誉，却没有成功。

    嘿，姑娘们，我的初恋也是和一个军人。当时一个工兵营驻扎在我们村外。战士们常到俱乐部去玩儿，还追我们村的女孩子。一次看完电影，一个大兵送我回家，半路上把我拉进树丛里，干得我心旌摇动。他可真够壮的，那个死鬼。我也不敢声张出去。过了一个星期，我壮着胆子跟母亲讲了。她立刻冲进营部去告那个兵的状，可是他已经拍屁股溜走了——他复员了。他叫瓦斯亚。也许是科尔亚？不，就是瓦斯亚。这就是我的初恋。

    大家都笑了起来。

    “吉娜。这算什么爱情？”

    “你们是什么意思？这是最最自然的一种。如果那会儿拉丽莎再大10岁的话，弗洛卡早就把她那个了。她要是15岁，就不会四处跟他去逮蚂蚱，而是要逮大点儿的玩意儿喽。你们这些人小时候都在父母的翅膀底下捂得严严实实，从来没让男人干过，所以才会相信那些关于爱情的鬼话呢。”

    吉娜气恼地转过脸去。她旁边的那位刚刚发表了关于男人雌化论的娜塔莎，对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吉娜，别生我们的气，也不要抱怨生活。毕竟不是每人都有一份称心的初恋呵。即使有，也许自己当时并不懂得珍惜呢。否则，所有的家庭不就都成了初恋的结果了吗？但这早就是不可能的事了。现在轮到我了，我来讲讲我是怎样愚蠢地毁了我的初恋。”

    故事之四

    由女工程师娜塔莎讲她那段带有古典色彩的爱情以及她表姐年纪虽小却异常奸诈的行为。

    我的初恋来得不早不晚，正是时候——17岁。

    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父母让我到苏呼米过暑假。他们把我托付给当地的一位格鲁吉亚亲戚，也好有个照应。我表姐娜丹卡和我一起去。她在医专上学，也是班里的学习尖子。

    我们俩都是不爱出门、文静好学的女孩。除了功课之外，我们唯一的爱好就是音乐了，也只是为了自己消遣而已。我们在家都是极听话的孝顺女儿，甚至还梳着在当时根本不流行的长辫子。

    我和娜丹卡到了苏呼米，一下火车就到车站理发店剪掉了辫子，把头发削成男孩式的短发。也就是说，我们终于自由了。可我们也仅此而已，像舞会、电影院什么的我们还是不敢去，因为早就风闻格鲁吉亚人拐骗白俄少女的事屡屡发生。白天我们到海滨玩的时候，爱特丽姑妈寸步不离，警惕地守护着我们，唯恐我们同生人搭话。可当地的男孩子们很快就盯上了我们。我现在生了孩子，不知变成何等模样了，可那会儿我刚17岁，相当漂亮。我表姐也同样引人注目。每到傍晚，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时，就会有一群男孩在附近转悠。

    他们边弹边唱，有时爱特丽姑妈碰巧不在场，他们就半起哄地邀我们去跟他们散步。我和娜丹卡虽然并不愿意坐在那儿喝茶，可还得硬着头皮呆下去，不敢乱说乱动。姑妈对我俩的表现十分满意，而我们却在盘算着如何跑出去。

    甭管是祸是福，机会还是来了。有一天狂风大作，海浪滔天。我们那天早晨下的海滩。姑妈不准我们游泳。娜丹卡很听话，可我忍不住央求姑妈道：“您就让我们在附近游一小会儿吧，我们保证不走远。毕竟是在海边长大的，从生下来我们就像小青蛙一样游来游去。”

    被我缠不过，姑妈只好答应：“可别游得太远。”

    别游得太远，嘿。我们扎进海里，游得飞快。一会儿在海面上漂，一会儿又潜入水中，一会儿又在浪涛里翻跟头，玩得开心极了。开始涨潮了。我们往回游，可怎么也上不了岸。

    我们游到岸边，脚踩到了沙滩，可还没等站稳就被大浪掀到了礁石上。姑妈看到后，快步跑到水边，舞动着胳膊大声嚷嚷着，像只老母鸡。这样一来情况更糟，因为她那惊慌失措的样子使我们俩也慌了手脚。娜丹卡开始叫唤起来，我给她打气：“别慌，咱们还游回海里休息一下再说。”

    我们又游回海里，却不像刚才那样轻松自如了。我们躺在海面上想恢复体力，一会儿再游上岸。过了一会儿，忽然看到两个男孩走近正在指手划脚的姑妈跟前。他们甩掉衣服，一头扎进水里来救我们。他们教我们巧法子：潜入海浪里游到浅滩处，然后赶快站起来，在下一个浪头打过来之前就跑到岸上。我们四人手拉着手，终于爬上了岸。姑妈向我们的两位救命恩人道谢时，我和娜丹卡惭愧得看都不敢看他们一眼。

    以后的两天姑妈禁止我们去海滩，作为对我们的惩罚。到了第三天，老太太开始可怜我们，便又带我们到了海边。刚到滩上，那两个男孩就过来对姑妈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海上保护她们。”

    “也在岸上保护她们。”另一个又加了一句。

    姑妈有点疑心地看了他们一眼，但还是同意我们和他们一起游泳。他们俩毕竟救了我们一命。后来，她也允许我们跟他们散步。但有一条规定：只能白天玩，然后他们必须把我们送回她手中。

    我们四个人不久就分成两对，各自谈起了恋爱，娜丹卡和沙尔瓦，我跟阿米兰。起初大家一道出去，到后来就变成分头活动了，事先商量好集合的地点，为的是能一同回家。后来我和娜丹卡还学会从卧室的窗口顺着藤子爬下来。姑妈对我俩赞不绝口：“我的姑娘们可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整天乱逛。她们俩像小鸟一样，天一黑就睡觉了。”

    我们确实像鸟儿那么早就上床了，可过一会儿又爬起来，出去玩个不亦乐乎。直到一唱雄鸡天下白时，我们才悄悄爬回屋子。

    最初我们只是夜间挽着手在林荫道上来回转悠。后来有一次我和阿米兰坐在海边的岩石上，他突然凑过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吓得哭叫起来。那个可怜的家伙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哄我是好。后来他穿着衣服和鞋子径直走进海水里，声称：“只要你还哭，我就喝海水。”说着，就一把又一把地捧起海水喝了起来，还不停地嘟嚷着：“太难喝了。恶心死了。”

    我害怕了，向他喊道：“别喝了。别喝了。我不生气了。”

    可那个小坏蛋答道：“你必须亲我一下我才停下来呢。”

    我只好让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亲他，按照他的意愿亲了个够。不过仅此而已。

    那真是个美妙的夏天阿米兰带我到所有他喜欢的地方去玩。我们上山采野果，下海拾贝壳，坐小船钓鱼。我们一起憧憬着未来：他还有一年就中学毕业了，然后到列宁格勒上大学，到了夏天我们就回到海边。他教我游泳，使我的水平大有长进，遇到风暴，我们反而玩得更开心。我就像小海豚一样在浪里钻来钻去。而且我自己也出落得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一般丰满漂亮。那年夏天我换了两次胸罩的号码。

    我和娜丹卡该回列宁格勒了。临行的头一天晚上，我和阿米兰恋恋不舍，在海边坐了一夜。他不能为我送行，因为有爱特丽姑妈在场，她会认为这太过分了。火车开动时，我们正闷闷不乐地看着窗外，忽然我们车厢的门响了一下，沙尔瓦和阿米兰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阿米兰手捧一大把木兰花——他知道我最喜欢这种花。你们不知道，那次我在列宁格勒下车后，捧着花从车站走回家，一路上有多少人盯着我看。他们二人把我们送到阿德勒站才下车，分手时约好明年暑假再见。我们当时还真以为能够再见面呢。

    家乡已进入秋季，黄叶开始飘落。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便会听到大海的低语和阿米兰温存的声音。我还养成了一个坏毛勃-常常舔自己的嘴唇，想以此来重温他的亲吻。这个习惯持续了很久。那束干枯的木兰花被我钉在床头的墙上，花瓣落光了，花苞枯黄了，可每当我凑过去闻一闻，都能闻到一丝淡淡的清香，尤其是合上眼睛的时候。

    我和阿米兰相互通起信来。他给我寄来他的近影，我将它珍藏在书包里。我学习成绩不如从前了。因为我的思绪常常飞回海边。

    又过了3个月，到了大雪纷飞的时节，娜丹卡来我家小祝见到她我非常高兴，急不可待地把她拉进我的小屋，问题一个接一个，像连珠炮：“沙尔瓦给你写信了吗？你想他了吗？”

    娜丹卡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你说些什么呀，娜塔莎？是指夏天的那段小插曲吗？忘了它吧，那不过是逢场做戏罢了。旅游区的男孩常找度假的姑娘们玩儿，谁还真当一回事？”

    “我就当回事。我和阿米兰都是真心实意的。”

    娜丹卡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

    “你这个傻丫头，娜塔莎。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事不会成功的。不说别的，首先你们的家庭环境就大不相同。好了，把阿米兰写的信给我看看。”

    我像个傻子一样从书包里拿出信来递给她。娜丹卡边看边笑，随后拿起一支红铅笔，把信中的错字病句统统标了出来。我脸涨得通红，但又不好阻止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每一行里都标上红线，那些红线就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她读完后把信还给我说：“拿去给你的同学看看，再跟她们吹一吹你找了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我一言不发地把信装进书包，当然不是为了给同学们看。

    在阿米兰的下一封信里，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许多错误，而且一心专挑错误却不看信的内容，因而也听不到他说这些话时的声音了。一个月以后，娜丹卡又来了，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

    “嘿，现在清醒了吗？是不是不般配？别忘了，你父母绝不会同意你嫁给一个格鲁吉亚半文盲的。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到街上摆起蔬菜水果摊来。”

    她又一次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们从小就认为做买卖，特别是个体经营是极不光彩的下贱职业。

    “好了，我来帮你写封绝交信吧。他看了这封信准会把这件蠢事忘个一干二净。”

    我同意了。她教我写了一封态度极为恶劣的信。里面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内容我不想在这里细说，大意就是：你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小子，别痴心妄想了。你们格鲁吉亚人别不知天高地厚，还是老老实实地给我们种点水果，从游客身上赚几个钱算了。

    娜丹卡一边口授这封令人恶心的信，我心中暗自盘算着：绝不能把信寄出去；等她一走，我就把信烧掉。可她比我精明得多：她把信随身带走了。

    “说不定你会变卦的。我既是你的姐姐，就要拿出做姐姐的样子来，免得你在这场丑事中难以自拔。不然我就把这事告诉你父母。”

    那封信就这么寄给了阿米兰。他没回信，一个字都没给我写。我把木兰花从墙上摘下来，只留下一小片叶子夹在书中，后来也弄丢了。

    5年以后，我和娜丹卡都结了婚，而且非常幸福。一天她对我说：“还记得那年暑假的小插曲吧？你知道吗？我当时深深地爱上了阿米兰。可追我的不是他，却是他的朋友，我简直气昏了。我逼你跟他吹，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忘掉他。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这样的结局更好。他确实配不上你。”

    我爱我丈夫，现在依然如此，可那次娜丹卡把真相告诉我后，我趴在枕头上哭了一夜。我为自己的幼稚、愚蠢而伤心，也因别人的狡诈而感到恐惧。因为这件事，我和娜丹卡疏远了，后来连面都不见了。

    大家对娜丹卡的狡诈都感到震惊，并一致同意花一天时间讲一讲“坏女人”的故事。

    下面轮到瓦伦蒂娜。她说：“你表姐给你灌输民族沙文主义这固然不对。我们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你同格鲁吉亚人结婚，这无可厚非。不过有一点你表姐是正确的：你和他不会有共同的志趣和抱负，况且没有这些，你们就不可能建立稳固的家庭。姐妹们，我的初恋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基础上的真实的、强烈的感情。请大家注意听。”

    故事之五

    由瓦伦蒂娜讲述。她是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干部。故事虽然简短，却足以表明她对健康的苏维埃家庭的观点。

    我和巴威尔-彼得罗维奇都是从大学直接分配到地区共青团委员会工作的。他任指导员，我给他当助手。我们配合默契，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就决定成立一个健康的苏维埃家庭。同志们都非常支持我俩，并着手为我们要房子。我们分到了一个单元后马上就结了婚。现在生了儿子，我们还计划过3年再生个女儿。我们的家庭非常幸福，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当初头脑都相当清醒，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缘故。

    大家听完瓦伦蒂娜的短篇，都觉得这不像是谈初恋，倒像是作了个简短的政治报告。于是便急着想听阿尔宾娜讲。这位迷人的金发女郎在妇产医院住院都不忘化妆打扮，还带了一大包进口的化妆品。

    “喂，瓦伦蒡娜——不知你姓什么——你刚刚讲了你的健康家庭，”阿尔宾娜说道“但据我看来，会干的男人才是好样儿的。人们都这么说，对吧，吉娜？而且，作为男人，还应该给他的女人提供物质上的享受。有一点我同意你的说法：女人的一切烦恼都来自我们的幻想。可我要问问大家，这些幻想从何而来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被干得不够，就拿你来说吧，瓦伦蒂娜，你结实的身材和朴素的发型是一副典型的政工干部模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级别不低。可有时你也脸红，眼睛也闪闪发亮，这都是掩饰不住的。你刚才讲了健康的苏维埃家庭但我敢打赌，你在床上跟丈夫谈的绝不会是什么全体会议公报之类。这你无法否认。好了，姑娘们，现在我给你们讲讲我那美好的初恋，准把你们都震了。”

    故事之六

    空姐儿阿尔宾娜给大家讲当今的纨-子弟是怎样寻欢作乐的。她还讲了一种在青年中极为流行的“野菊花”游戏，以及其它一些在我们发达的社会主义时代里所进行的性革命的种种见闻。阿尔宾娜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历尽磨难。由此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快过年了。我刚刚又做了一次流产，才出院，就接到朋友们的电话：“阿尔卡，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吧。”

    我很爱交际，朋友多极了。这些朋友不是父母有钱，就是自己能赚大钱——倒爷，发廊老板，还有高级饭店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些纨-子弟。能跟他们去玩当然好——好吃好喝这不用说，而且都是平日见不到的紧俏货，还有跳舞，吸“草”玩“野菊花”什么的。可我刚做完流产，对“野菊花”不太感冒什么？你们居然不知道什么是“草”和“野菊花”？唉，也难怪，你们压根儿就没见过。“草”就是大麻，印第安麻。对人没什么害处，很柔和的一种，却能令人腾云驾雾，心舒体泰。至于“野菊花”那是年轻人玩的。女孩子们躺在地毯上，头朝中央，腿向周边伸出去，组成一朵野菊花形状，然后哥儿几个一起上来轮换着你们这帮幼儿园水平的娃娃，别大惊小怪好不好？要是不爱听，我就不讲了。我最讨厌假正经。我要真带你们到一个这类场合，敢保证你们还没进门就急得要脱裤子。如果没体验过生活的种种乐趣，就老老实实地听着，也许能学点什么。好了，我是讲下去还是停下来你们说吧。那好吧，我就接着讲我决定先去找其中的一位朋友，看看她给我找的“老头儿”怎么样。要是她糊弄我，我就叫辆出租找别的朋友玩儿去。

    我去了朋友家。屋里很暗，一切正常。他们都坐在那儿看电视，是普格乔娃那个傻帽儿演的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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