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痛不如短痛。有条件的企业改革要一步到位,市里计划分三年拿出三千万元,彻底改革国有、二轻企业,把职工与企业剥离。
市二轻局已有成功的例子,这条路要大胆走。有些企业是改革要死,不改革更要死,与其左右都是死,不如活马当死马医,动个一次性手术。因此,经营困难的企业,该拍卖的拍卖,该转让的转让,资不抵债的企业,该倒闭的倒闭,该破产的破产。经营状况还好的企业,也要摸索改革路子,转换企业经营体制。总之一句话,各地是抓大放小搞活,我们滨海就是要抓大放小搞死,改革要朝全市股份化、私有化方向发展,坚决消灭国有、二轻企业的体制。
刘琳的话像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炸弹,引起了剧烈的震动。刘琳又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一个企业停产了有一千万资产闲置在那里,通过兼并、转让、拍卖,就能剥掉一千个职工。表面看是国有资产私有化或者说是流失了,实际上是划算的,为政府卸了包袱。
若要按每个职工最低生活费每月300元发放,一千万元资产只够1000个职工发放三年的,三年后怎么办,这些职工又得来市府食堂抢饭吃,又得打报告游行。就好比癌症,不割除迟早要扩散,化疗只能维持有限的生命,这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改革是任何一家国有、集体企业都躲不过的不得不打的恶仗、硬仗。如果让滨海的企业改革再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做表面文章,就是自欺欺人了,最后是富了和尚穷了庙,苦了职工害了政府。
刘琳还说有些好心的同志劝过我,现在是换届的非常时期,工作能稳则稳,日子能过则过,企业改革的老虎屁股摸不得,牵涉到几万个职工的切身利益,摸不好要出大事。但我刘琳不但要去摸,还有打虎的勇气和决心,否则摸不好就会被老虎吃掉。大家听了都笑出声,气氛这才缓和了下来。
刘琳就请大家都说说,特别要丁望讲讲话。丁望说无论是搞企业还是谈改革我都是外行,听了刘琳同志的意见,我很受启发,滨海国有、二轻企业的改革已到了非搞不行,非搞彻底不行,非打硬仗不行的时候了。
要有不怕闯红灯,不怕出乱子,不怕犯错误,不怕老婆离婚,不怕丢乌纱帽的“五不怕”精神。有了这“五不怕”横下一条心,我相信企业改革一定能搞好。丁望说这番话时是壮怀激烈回肠荡气的,但大家听了就悟出一种扇风点火,甚至有台下看戏幸灾乐祸的味道来,就闷闷的谁也不说话了。
刘琳接着又说,市里成立一个国有、集体企业改革领导小组,这个组长我当仁不让自己当了,常务副市长和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做我的副手,这是其一;二是我建议市委、市四套班子成员,每人每年负责搞好一家企业的改革,责任到人,奖罚到人,花三年时间消灭滨海的国有、二轻亏损企业。我本人负责职工上访最多、企业资不抵债的丝织厂改革,其他领导责任企业由市政府办公室排出方案。大家纷纷点点头表示同意。
刘琳说第一个议题到就这里,下面研究滨海大道土地转让问题。她说老市府卖的二千万元建二十一层新市府大楼,基础都不够,资金缺七千至八千万。按照赵明山同志提出的三条路子筹措资金,关键是第一条搞国有土地转让,做活做好土地文章。
国土局长说今年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冻结土地,特别是耕地,统一征地搞转让,省、市土地管理部门也不会批,弄不好会成为反面典型。大家也跟着说风声这么紧,连批一亩工业用地也难,搞成片开发有风险。
丁望说干事业总是有风险的,改革开放要敢闯敢冒,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也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如果走路怕撞死,吃饭怕噎死,坐船怕淹死,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
刘琳接过话说,不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中央和国务院从今年4月1日起冻结土地,这一禁令谁也犯不得,这条高压线谁也不敢碰。
近年来,滨海大道两侧有上千亩土地是被一些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圈走的。由于经济发展艰难和房地产市场下跌,大量土地闲置在那里。这几年为了应付省政府抛荒检查,动员农民胡乱种些东西,市里要下决心清理一次。凡是办理土地征用手续满两周年没有开发的,一律按原价依法收回,再重新转让;两年内无实力开发的,先黄牌警告再到期收回。考虑新市府迁入,这片土地自然会升值。省里的土地征用费不须再交,市得部分不收,通过二次转让,市里得三五千万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说只要不违反政策,一收一让,得它个三五千万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