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消失的古城墙

年前矿山真实的存在，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愿那一声巨响成为终结“文革”史的最后绝响，永不重演。

    五八年的大跃进，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长期学校吃份饭的定量伙食，再加上先天瀑布型胃的大食量，造就了我一顿没有一斤粮食就觉得饥饿的肚子。因此当铁匠对外人来说是听从领导安排，不怕脏，不嫌累，其实我内心还有一层小九九，看中了一天能补助半斤粮票的铁匠待遇，那等于每月增加了15斤定量啊！就这，我见月还得托人买食堂的内部粗粮票一、二十斤。

    每月43。5元的工资，除了要买自己28斤的定量，还要把打铁赚的粮票、另买的粗粮票兑成粮食，所剩就不多了。家里劳力少，每年要花几百元买农业社的口粮，还要准备盖房子——我和妻子结婚后一直住着一间不到五平米的房子，女儿、儿子都很快长大了，住房形势紧迫啊，得想办法开源节流呀！于是下小灶自己做饭，并跟另两位同来的同学商量，闲着荒着的城墙上不是有能长庄稼的土吗？

    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找来当时亩产量最高的高粱籽，翻地，播种，担粪，浇水；出芽，拔节，扬花，秀穗，这古城墙真还甜还人，都多少年过去了，居然滋养出一片片红灿灿的高粱来。眼看着收成在望了，今年的肚子将会有若干天享用高粱米饭的香美了。哪知忽然有一天，校领导把我们仨叫去，说是有老师提意见了：“城墙是公家的，凭什么让你们三个人收果实？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校领导站在什么立场上？私心这么严重还能为人师表吗？种了自留地，荒了自家田，教学质量还有保证吗？等着瞧吧，假期学习班上有你们好看的呢。”几十个人的教师队伍，有看不惯的，有眼红的，有好事者推波助澜的，起哄的，而我们只有三个人，还是新来的，在森严的阶级斗争理论面前，在“文革”无情的政治威慑面前，结果可想而知。高粱当年是丰收了，但也无条件充公了，连种籽也不敢要了。这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穷都穷，谁也不能先富起来，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长资本主义的苗呀。城墙啊，惊动了你千年的酣梦，让你见怪见笑了。

    总不能白白动一回城墙的土，得找个台阶下来吧，我不是还担任着初中地理课的教学吗？便在有关人员的支持下，在城墙最高处设置了一个百叶箱，安装了风向标、量雨器、温度计，总算给枯燥的地理课程增添了一抹亮色吧。1974年7月，这大概是我离开学校到机关前，最后几次登上那段冬天积有冰雪，热天长满野草的高高的土城墙。

    那时的教师队伍，来自五花八门，学历参差不齐，有老师范生，老高中生，也有工农兵学员，更有体力不适应井下繁重劳动强度调上来的矿工。尤其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生，还多次闹出过笑话来。

    就在我等分配到学校不久，矿上又分来一个省属师范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也是南五县的，宿舍也离城墙不远，和我隔着一间房。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闲聊，见他拉开的抽屉里有一封信，大概是他写给未婚妻的情书吧，我开玩笑地说我看看吧，他居然大方地说，看看吧；我看了一遍忍俊不禁，又试探性地说把信给了我吧，他说那给了你吧，显示出他少有的厚道与豪爽。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而又喜欢的密切战友同志：

    我提笔喜看向阳花，心中跳动心不安，请问同志的身体还是象那青春的花朵那样的美丽的在开放着吗？

    朝霞升起在东方，芦花放，稻花香，我心情舒畅，就奔向了红花的大草原，就看到了一切的光景，就看到了四海在翻腾，五洲在振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革掉了传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流行的语录了。难怪当时学校的同行们告诉我的试卷上的笑话了：

    “印度支那有哪三个国家？答曰：巴公、高都、大阳。”

    “分数和除法是什么关系？答曰：分数和除法搞关系。”

    “火车刹车后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停下来？答曰：社会主义的列车要不断前进，所以不能停下来。”

    城墙，你别看笑话，这能怨孩子们吗？书上满是语录、口号，银幕上都是高、大、全，学校天天斗、批、改，工宣队出出进进，搞高产家属、学生总动员“白卷先生”及“知识无用论”盛极一时，还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来？

    1974年7月，我被矿上以理论教员的名义调入政治处宣教科，工作到了机关，可宿舍仍在学校。因为北墙有两米高紧挨城墙，所以宿舍那面墙皮天天往下掉渣，老鼠每天都在盗土，我几乎每月要从床底弄出一两框湿土去。一到夏天，我住的宿舍里就成了小昆虫、小动物的乐园，什么青蛙、蚯蚓、蟋蟀、老鼠、蚊子、壁虎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信，我亲手在被窝里抓过壁虎，在炉台上抓过老鼠呢。我儿子晚饭后在床上睡觉，等我端着碗回来拉开灯时，看到光着身子酣然大睡的儿子身上居然趴着好几十只蚊子。舍不得买蚊帐，只好任咬；家属农村户口，不住这房住什么？有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嘛。

    每天上班到办公楼，至少两趟从城墙边路过。风天灰土迷眼，雨天泥浆涴脚，不穿高筒雨鞋，一准要戳到污泥浊水里——雨水冲刷古城墙，土全成了泥啦。当矿工的哥哥送给我一双旧高筒雨鞋，让我走过了最初几年的雨季。

    重灾区里派性浓，职工厌倦盼和谐。时任矿革委会主任的是一位戴领章帽徽的军代表，人称李政委，风度翩翩，颇有威仪，敢说敢为，求真务实。他一到任，便不管什么“二八”不“二八”只要你出煤，只要你工作，只要你干活，就重用，就奖掖，就力排众议。他不仅很快让生产有了起色，而且文体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他本人还亲自登台表演魔术，矿区面貌自然也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利用业余时间，他发动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将“刮风一天土，下雨一路泥”的矿区马路都变成了平展展的水泥路，路旁栽树，责任到人，说到做到，毫不含糊。

    我就亲耳听到李政委在遍布矿区各个角落的高音喇叭里，点着姓名大声呼叫矿工会主席跑步到办公楼去，解决新铺路旁所栽之树间距与护挡不合格的问题。连对堂堂副矿级的工会主席都这么叫真，而且是在全矿职工家属面前，何况其他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呢！

    马路宽了，平了，干净了，人走在上边也比从前精神多了；俱乐部舞台上的节目也丰富多彩起来了，歌剧洪湖赤卫队、星光啊星光等也由本矿职工排练上演了。派性随之也渐渐淡化并远去了，子弟学校轮到鸟枪换炮——盖新教学大楼了，古城墙该给大楼腾地方了。

    承接四新矿子弟学校教学大楼施工任务的是矿务局工程处土建二队，凑巧的是二队队长乃我高中低一届的同学，太原工业学院学工民建的。见天戴着个柳圈帽，出没在城墙前后。他告诉我，城墙要推平，然后才能打桩奠基，大楼要盖四层，基础必须牢靠。随后，推土机就开进来了，眼见着飞转的钢铁大履带隆隆地后退前进，不几天就没入它北边的护城河，不，河早没了，是一条干壕沟，没入护城壕了。

    有一天，队长同学拿着一个砖头样的白面馒头，路过我住的陋室门前，碰见我七、八岁的儿子，就顺手给了他。这可把我那很少吃白面馍的馋儿子高兴坏了。他啃了几口，放回家里，玩一会儿回来再啃几口，差不多一天才啃完它。平时哪敢吃纯白面馍呀，老是玉茭面、三和面、杂面什么的，连大米都少见呢。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谁家孩子不带“三分饥和寒”啊！

    古城墙默默地消失了，在它上面新起了巍峨的教学大楼，新建了宽阔的大操场。操场周围远远近近地先后落成了漂亮的旅馆化单身楼，碧波粼粼的水池公园，高大气派的职工礼堂四新矿的“文革”名称后来也恢复成了原先的古书院矿，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1976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矿上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令人刮目相看，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职工家属的生活水平更是丰衣足食，后顾无忧。超市里熙来攘往，私家车川流不息，数字化电视目不暇接，休闲娱乐者悠哉游哉，比比皆是，特别是职工们脸上洋溢着的对未来的信心与憧憬的喜悦之情和乐观之色，让人如沐春风，如披霞光。只有我脑海中的那段古城墙，在梦中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假如它要是留在现在，经过修缮，不是一处可供职工们观瞻的十分难得且绝无仅有的好景点吗？

    大江流日月，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