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之恋

    一九三二年小麦青青大麦黄的季节，我那年轻的外公从上海的吴淞口登上了木帆船，晃晃荡荡了三天三夜，到达了瓯江口一个埠头。外公一上岸，便迈开大步直奔他的家乡郑家湾。外公空空的双手摆得极有节奏也极其沉重，他那带着烟硝味儿的蓝布长衫遮不住他的翩翩风度也遮不住他心里的浮躁。外公走在曲曲弯弯高高低低的泥径上，这条泥径既是河堤又是通往郑家湾的唯一走道。走道的这一边是貌似平静的奠耳河，走道的那一边是活得贫瘠活得艰难的麦田。外公飞快地走着，这种走路风格他一直坚持到八十高龄。当时的外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因为他刚刚经历了整整一场的一二八事变，亲眼看见淞沪抗战轰轰烈烈地起来又轰轰烈烈地失败；那叫他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反日救国会，也随着淞沪抗战的偃旗息鼓而被迫作鸟兽散了。

    刚到而立之年的外公感到自己成了只失意的孤雁，怏怏地忿忿地折回自己的巢中；像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外公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和愚弄。

    那时候的外公显然是不安分的；要不，他怎么会抛下我年轻的外婆，抛一我年幼的妈、大舅、二舅、三舅；跑到上海去读大学呢，而且读的决不是仕途经济建筑医生等好学问，而是去摆弄什么吹吹打打拨拨弄弄的民族乐器。就在他完成这个音乐专科大学的全部课程的时候，一二八事变的枪声就在他们学校上空残酷地打响了。

    一九九二年早春，乐城县政协文史办公室来人来函，要我写一篇关于外公“郑子善先生二三事”的文章，因此我奔赴了那个古老而美丽的小城，奔赴了家乡郑家湾；在一大摞的故纸堆里和几位耄耋老人的口中，翻阅出外公那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

    六十年前的春天，外公双手空空的回到了郑家湾。

    “郑子善先生回来了！”田里割麦的农民说。

    “郑先生回来了！”榕树下洗衣的女人说。

    “郑先生回来了！”河堤上放牛的牧童说。

    “郑先生回来了！”河埠头卸木排的我爷爷说。

    郑家湾将一切读书做事的人都叫做“先生”而对“游学”回来的“先生”则倾注了更大的热情。于是他们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争先恐后地集中到我外公家的屋檐下来了。

    外公居住的房子叫“老屋”老屋是外公上五代太太祖宗营造的。太太祖宗显然是显赫过的，所以老屋双进双退龟背码道；屋脊龙头凤尾；屋背雕檐花瓦；屋后有拴马桩，门前有旗杆夹。只是到了外公手里，已经衰落颓败，红柱黑壁的油漆剥落殆尽，阴沟明沟年久失修，已经开始淤塞了。

    外公给围观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讲东北的九一八，讲上海的一二八；他痛骂日寇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痛惜国人的生灵涂炭遍地哀鸿；外公讲得痛心疾首慷慨激昂，外婆则跪在凳上——外婆的脚不能站立所以她干活总是跪着——剁稻草，准备给外公塞个枕头。外公一讲就是几个钟头，终于讲得我外婆不耐烦起来：

    “你到底有完没有完？你不吃饭叫娃们也跟着挨锇？”

    外公抬眼看外婆，外婆正耷拉着脸，外婆在生气。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永远耷拉着个脸，永远在生气。外婆没法子不生气。我的外婆骨骼粗大身板结实身高在一米六七到一米七o之间，这符合郑家湾的择媳标准，郑家湾讲究“一代大媳妇三代大儿孙”这里边有个优选优生强种强身的问题。外婆身高马大，偏偏缠着对正宗的三寸金莲，这对金莲让外婆双脚残废举步维艰吃尽苦头，所以他永远耷拉着个脸永远在生气。

    外婆弄完了头发，决定走向饭桌，她喊我妈：阿莲，把肩膀给我！我妈正把整个身子探进一个大缸里抓酸咸菜。这大缸酸咸菜够我外公全家从这年春天吃到来年春天。听见外婆喊，妈赶忙从菜缸里出来，把刚刚抓起来的一盘酸咸菜放到饭桌上，又赶忙向外婆走去，然后转身将脊背对准外婆；外婆运足了气力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她那只大手像鹰爪子一般从空中落下，一把叉住了妈的肩，叉得我妈一个趔趄，妈赶忙站稳了，像领着瞎子一般领着外婆走向饭桌。外婆将妈唤作拐杖，而妈的肩膀便是拐杖的捏手，后来这拐杖的任务由妈依次传递给大舅二舅三舅四姨五舅六舅，再由舅辈传给我和我的表妹们。

    外公看着子女们，一律的土布衣服，虽然粗糙，倒也厚实，因为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我妈和大舅身上便鲜亮些，到了三舅身上便有了补丁。一家人坐定围着那盆刚刚抓出来的、不需任何加工的咸菜呼噜呼噜地吃饭。外婆的面前有一碟虾皮，因为外婆有胃病，见了酸咸菜就咕嘟咕嘟地冒酸水。所谓饭，其实是混和着蕃薯丝的稀粥。三十岁的外公并不曾自立，一家大小靠着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能混个郑家湾模式的温饱已经很知足了。

    划着那又香又甜的蕃薯丝稀粥——天知道我的外公是多么喜欢蕃莳丝稀粥啊！这种爱好通过遗传因子的作用，已经传给了我妈、我，后来再由我传给我儿子以及现在刚满两岁的我的宝贝孙子。划着稀粥，外公感受到久违了的温馨，他一个一个地审视着他的儿女们：我妈懂事勤快，大舅温驯恭顺，二舅倔强刚烈，三舅聪慧灵秀；这么一班孩子是能够叫人抛却忧愁、抛却烦恼的。外公一高兴，就用竹筷敲击桌板，教我的舅舅们唱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宋代诗人孔平仲的代小子广孙寄翁翁：爹爹来密州，再岁得两子；牙儿秀且厚，郑郑已生齿；广孙读书多，写字辄两纸；三三足精神，大安能步履

    外婆不听歌，她忽然打断了外公：“你那小箱子呢？”小箱子里装的是洋钱，那是供外公几年读书的费用，共三十块。这三十块里边有一半是亲友们送的——郑家湾至今保留着这个好传统，谁出门读书亲友们就给凑几块盘缠；而另外一半则是外婆出嫁时的压箱钱，所以外婆特别有权盘问。外公答：“钱花光了。”外婆又问：“那大箱子呢？”大箱子里装的是衣着鞋袜，郑家湾的人在家全穿家织土布，可到上海这大地方去，自然要扯几丈洋布做两套体面衣服。外公答：“一二八乱哄哄的，丢掉了。”外婆的脸便越发的耷拉，连下巴都仿佛要掉下来，她咕哝着道：我晓得你，不败光了也就不会回家的！

    外公便摇头，摇着头却笑，笑容很坦然，摇头的意思却很复杂：是无奈？是歉然？是否定外婆的观点？还是遗憾夫妻之间缺少共同语言？我记事后也经常领教过外公那摇着头的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做晚辈的就不得而知了。

    接下去的日子，外公便在老屋的双进双退里转着。外公的五世祖造下此屋虽然很大，可七子十三孙二十六曾孙的，有本事的早造了新屋搬出去了，没本事的留在老屋的尚有十多户；轮到外公名下也就只半间正屋和三间转不开身子的小轩间了。外公在老屋的穿堂、廊下、码道上转着，他踩踩花岗石的石阶，石阶像老人的牙齿摇摇欲坠；他踩踩龟背码道的青石，这一块和那一块六边形的夹缝中就冒出一股污水；鸡呀鸭呀追逐着，不时地从外公胯下穿过。外公又摇着头笑，笑着又摇头，脚底下却来回地走，这么走了几天，他便从老屋的后门走了出去，走进紧靠着老屋的“恩进士”的大门。

    “恩进士”的屋才真叫大。从大门向里望、齐崭崭的一排九间正房，当然还有数不过来的偏房、套房、轩间、杂屋。大门上书一匾“恩进士”也不知是哪辈子的进士，且不懂这“恩”是皇帝恩赐的“恩”呢，还是有恩于别人的“恩”？那房子却新，全没有外公老屋的各种毛病。“恩进士”的子嗣却远不如我外公家发达了，那么个重门叠阁的深宅大院，拢总就住着兄弟两家，东边的是个半瞎子，和我外公平辈，却年逾花甲。老伴早殁，只守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静静的过日子。

    外公进屋便招呼：“定龙哥，近来大安？”那叫定龙的进士后代眼睛虽瞎，耳朵却极灵，立即答道：谢谢子善先生，今天甚好风，将先生吹了来？于是便坐定，外公又讲九一八、一二八，骂了会日本小鬼后，外公道：

    “定龙公，想借你家堂屋用用。”

    郑家湾的堂屋从来只借不租；做旱龙，打家具，念佛经，囤粮食；自家的堂屋狭窄、破旧或不正气的，便向大户人家借堂屋，当然，须得一定的面子才借得动。

    “长借还是短借？”定龙瞎子问。这时候他的女儿秀秀姑娘托了个脱胎黑漆茶盘出来，茶盘里歇两个金边红花细盏。茶显然是新烧的，很烫，秀秀姑娘伸开纤纤五指将两盏茶分别移至她父亲和我外公前头，随即将烫着了的手去捏耳垂。却不马上回屋，只捏着耳垂倚在父亲身边，静静地听大人说话。

    外公说：“就算是长借吧！定龙公说：“我最闻不得油漆气味，闻着一点点浑身便起疙瘩；我也听不得雕黄杨打凿子声响，那不是打凿子，简直是敲我的脑顶心呢。”

    “我一不是漆家具，二不是雕黄杨，”外公将身子向定龙公靠了靠，极庄严极神圣地说：“我想办个学堂。”

    “开蒙馆？办私塾？”定龙公问。郑家湾断断续续地办过些学馆，教些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什么的。

    外公说：不是的。我办的是正儿八经的初级小学。教国语，也教算术、常识；学上操，也学唱歌画画儿。学生们读满四年，到县里考高小呢。

    瞎子啜着茶，慢慢地说：“这倒新鲜。”只是不提借屋事。秀秀姑娘却急了，推着瞎子道：爸，快答应吧，你不是常嫌家里冷清，办了学堂就热闹了；再说你又不许我女孩子家到外头求学，若学堂办在家里，我足不出户便可读书，岂非大好事？

    不知定龙公听了爱女的话，还是考虑了别的什么，反正，他后来就答应将堂屋借给我外公了。

    外公便开始忙碌起来。那天他正在卸自家小轩间的一扇门，外婆问：你干什么？外公说，我把它弄下来刨刨漆漆，做黑板呢。外婆说：“什么黑白板，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就拆屋下椽起来；若果真干起事业，岂非要卖儿典囡？”这就是我外婆讲话的风格，陌生人听来会觉得别扭，觉得刻薄，然细细想来，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且外婆说管说，并不真去干扰。

    大麦登场的时候，郑家湾小学宣布正式开学。教师就我外公一人。春季招生五十七名，却分作四个年级——有的学生零零落落地读过几年私塾。学生年龄最大的是秀秀，十四岁，最小的是我爸，才三岁。课桌是学生家里搬来的琴凳，倒也高矮一致；课凳则五花八门了，有小椅、矮凳；也有放东西的花鼓桶。外公将孩子们排成纵向四排，一排就是一个年级。头一节课，引了无数人看热闹。外公的教法很滑稽，郑家湾人把它叫作“喜鹊式跳跃法”：他跳到一年级这排，教一个“人”字；跳到二年级，教一句“我是中国人”跳到三年级，教两句“我是中国人，不做亡国奴”跳到四年级，那课文便复杂了，据我姑妈回忆——战乱时期的女人对这课书有着特殊的感受力和记忆力，那课文大概是这样的：

    小麦青青大麦黄

    肩背宝宝手提筐

    田里野菜无心采

    低头坐落麦田旁

    小麦青青大麦黄

    想起拉伙似虎狼

    年迈爹娘无人养

    宝宝脸儿如麦黄。

    小麦青青大麦黄

    可恨东洋良心丧

    奸淫烧杀害百姓

    叫我宝宝饿断肠

    就这样跳过来，跳过去。学生们不跳，端端正正地坐着，很庄严很神圣的样子。

    上体育课的时候，五十七名学生齐齐崭崭地排成一排，秀秀姑娘站在最后，一根扎了三寸红头绳的辫子甩啊甩的。外公的胸前挂了个铜做的叫天子，却不经常吹，只是用嘴巴喊：立正——向左——转！齐步——走！接着便“左，左，左右左”地喊，学生们便按他的口令踩步子，嚓嚓嚓！嚓嚓嚓！将“恩进士”的道坦踩得生气勃勃。外公喊：跑步走！一，二，三，四！学生们就答应：强身强种！振华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多少年来，这些口号通过郑家湾的农夫、牧童、织妇和过路的小贩，传到湾里湾外，又顺着奠耳河，传遍遥远的城市和村庄。

    上音乐课，自然是外公最拿手的了。外公在黑板上画五线谱，一道道长河波浪层层，小小蝌蚪上上下下快活地游着，外公管它们叫：豆来米发粟拉喜多。郑家湾的农民说：“郑先生的歌好听，也吉利也在理：蝌蚪兆丰年呀，蝌蚪多了，庄稼自然好，豆也来了，米也发了，粟多得用车拉了，喜事便多了！整个儿五谷丰登了！”后来，郑家湾干脆将外公的音乐课叫作“五谷丰登”每每到了“五谷丰登”我的外公或一支笛，或一支箫，或一把二胡，或一张扬琴，踌躇满志地去上课。美好的乐声一起“恩进士”的堂屋外便趴了许多瞧稀罕的人，里头唱，外头也唱，旺旺堂堂地唱成个阵容庞大的合唱队。

    外公教的第一只歌，就是松花江上。

    若干年之后，郑家湾有三个农民到深山里头去买蕃薯丝，被三五支队的一个分队当作日本奸细抓了起来关在他们的队部里。郑家湾人晓得道理，知道游击队是好人，穷人的队伍，心里并不慌张。那队部的墙上挂着一张新抄的歌纸，三个农民闲着没事，便照着那歌谱哼哼起来，几遍下来居然成了嘹亮的三人小组唱，唱完了这只歌，他们没有过瘾，就将几年来趴在“恩进士”堂屋外学来的松花江上等歌一首一首的轮番着唱，直唱得三五支队的队员们扔下正在吃饭的饭碗都往队部办公室跑。他们紧紧拉住三个郑家湾农民的手，连说：“误会误会同志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外公教书也收学费。那时候的学费叫“学米”外公规定一个学生一年里缴米一斗，一斗便是十升，一升便是一斤。可是外公并不认真去催讨，有的学生只缴个五升六升，有的连一升也缴不起，外公也作罢，所以五十七个学生一年里收的学米，也就三四百斤，刚够外公他自己的口粮，为这个外公常常遭外婆的数落。外公似乎并不在乎学米的多少，他在乎的是学生肯不肯上进。郑家湾的孩子都聪明——关于郑家湾人的智商问题，我以后想好好研究研究；郑家湾的孩子也都求上进，他们总是端端正正地坐着毕恭毕敬地看着听着，要把外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辞、一颦一笑都贮在脑子里，噎到肚子里，藏在心窝里。在五十七个男女学生里，秀秀姑娘尤其聪颖尤其可人，她总是稍稍侧着个脑袋，一只纤手轻轻托住个下巴，两个极纯净的眼珠子看着外公，连眼皮都不眨一下。面对这双眼睛，外公觉得若是马马虎虎，若是混事混饭，简直是天理不容。秀秀姑娘从前从未读过书，进校时自然是一年级，外公教一年级的书，她读，外公教二年级三年级的书，她也读，而且读得比别的孩子都用功。所以开学才两个月，秀秀姑娘就坐到二年级那一排去了。

    秀秀姑娘不但读书好，女工刺也是极好的，经过外公的美术图画课，那花儿鸟儿越发地绣出灵气来，这让我的妈佩服得五体投地。外婆整天指使着我妈做饭烧水洗衣扫地，从不许她越雷池一步，却允许我妈向秀秀学绣花；后来我妈虽然事事聪明样样能干，唯有这绣花，比起秀秀姑娘总是略逊一筹。

    人世间的事情原是不能太出格的，做人做事也是不能太出挑的，秀秀姑娘只因针黹手工太好，才会招来横祸。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秀秀姑娘正在给邻居一个待嫁的女孩赶做一个肚兜。秀秀的家境不错，她当然不指望给人绣花挣钱补贴家用，只是姐妹情谊甚笃，做个肚兜表表心意罢了。绣花女孩的习惯，丝线头总是留得极短，那一次秀秀留的尤其短，米粒长的丝线头就嵌在针眼里，秀秀用嘴去吮那线头，因为嘴吮比用手去撮更加方便。不知是用力不当，还是命中注定不有那场劫难，这一吮就把绣花针给吮到喉咙里去了，吐又吐不出，噎又噎不下，分明是横鲠在嗓眼里边了。瞎子急得全没了往日的风度，跌跌撞撞连喊带爬地出去喊人。一下子就召了半湾子的人，就有人跑到镇上，把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朗中给请来了。

    朗中晃着二郎腿，一只手搭着秀秀的脉，一只手捻着自己的山羊胡子，悠哉悠哉地说：“这绣花针么，进了皮肉，就会往血脉里钻，钻进了血脉么，就顺着血在里边游，这一游游到心窝里么，这姑娘的命就没有了！”说得瞎子定龙差点跪下来给他叩头，只是说：先生你想法子治吧，只要救得我囡命，我这半边的进士第就是你的了。这郎中便换了只手搭脉，换了手捻胡子，捻着捻着，叹了口气：为救你家姑娘，我将几辈子未曾舍得用的秘方都卖了！

    他忽然伸开没有血色的手掌，说：“蛤蟆”瞎子先是一怔，继而高喊：“叔伯兄弟们！侄儿侄女们！给我去抓蛤蟆呀！我定龙不会亏待你们的！”那时候郑家湾四周都是稻田，又正值早稻齐腰蛤蟆最旺的季节。一会儿，就有人送上两只青蛙来。山羊胡子接过一捏，随手扔了，说，我说的是蛤蟆，蛤蟆呀！要这种青皮青蛙干什么！于是便有更多的人下到稻田里去，去找那不是青皮的蛤蟆。一会儿，又有人一身泥一身水地将两只灰皮蛤蟆递到山羊胡手中，山羊胡子捏了捏，又随手扔掉，说：要糙皮蛤蟆，不要这光皮蛤蟆！

    终于找到了糙皮蛤蟆。这一回山羊胡子没有扔，而是从包包里掏出一把尖头带钩小刀，剜下蛤蟆的眼珠子。他用手心托着血淋淋圆鼓鼓的蛤蟆眼珠，对着脸色惨白的秀秀姑娘道：吞下去！

    秀秀姑娘艰难地摇着头，不晓得是拒绝吞蛤蟆眼珠子呢，还是表示吞不下去？瞎子定龙劝道：“囡，不要怕脏，不要怕腥，这可是救命的啊，吞下去，吞下去就好了。”秀秀姑娘只是痛苦地一伸一伸脖子，还是摇头。有人在旁边插嘴：“这蛤蟆眼珠子，能将绣花针化了么？”山羊胡子道：“绣花针是钢做的，怎么化得了呢？”“那怎么治病呢？”那郎中道：“怎样治病？那蛤蟆眼吞下去，便穿在绣花针上，待穿了满满一串，那绣花针就会咽到肚里，随后就随大便一块儿解出来了”定龙公又问：“那绣花针是卡在喉咙里，怎么能往蛤蟆眼睛里穿呢？”那郎中便生了气，怪怪地说：你没长眼，那蛤蟆可长了眼，喉咙里边黑咕龙冬的，那蛤蟆眼却能在黑地里找东西；它们看见针，便自己向针跑去，自己往针上穿

    若不是为了女儿，定龙公一定会把这个出言不逊的江湖朗中给赶出去，可当时他一心一意在女儿的喉咙的那枚针上。他只是央求女儿了：囡，你吞吧，听郎中的话，吞吧！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爸也不活了。

    眼泪汪汪的秀秀姑娘望着眼泪汪汪的父亲，开始吞咽那些蛤蟆眼珠。

    我这辈子没有鲠过绣花针，我不知道鲠着绣花针再去吞咽东西是什么滋味，我只鲠过一根比绣花针软得多也细得多的鱼刺，那根鱼刺已经弄得我半死不活痛不欲生。

    源源不断的糙皮蛤蟆送到了山羊胡子郎中的手上，源源不断的蛤蟆眼睛被剜出来。吞咽蛤蟆眼睛的秀秀姑娘早已狼狈不堪，她那美丽的脸早已扭曲变形，可那绣花针总也没能将蛤蟆眼睛穿满，总也不肯从秀秀的喉咙中离开。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杜撰什么荒诞的故事，这个已经被郑家湾讲熟了讲烂了的故事，由多少年后还在“恩进士”的花园里、菜园里，甚至在乘凉人脚下瞎蹦乱跳的没有眼珠子的糙皮蛤蟆作证，瞎眼蛤蟆的生命力实在使郑家湾人叹为观止。

    那个折腾人也折腾蛤蟆的星期天下午我外公没有在郑家湾，他是到温江市给他的学生们预订第二学期的正规课本去了。当晚霞将奠耳河水映出一滩鲜血的时候，外公正匆匆行走在那条既是河岸又是走道的弯弯曲曲的泥径上，正在稻田里捕捉糙皮蛤蟆的郑家湾人喊了起来：“郑先生回来了！”“郑先生赶紧去看看吧，秀秀姑娘叫绣花针卡住喉咙恐怕就不行了。”我不知道我的外公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只知道他是急不择路地往“恩进士”家里跑，以至一只布鞋陷在一个牛脚窝里都没有拔出来。外公跨进了“恩进士”大门，一脚就踩在一个瞎眼蛤蟆身上，那蛤蟆像鬼一样叫了一声就结束了不幸的生命。外公拨开了乱哄哄的人群，那时候那个山羊胡子郎中正手托九九第八十一对蛤蟆眼睛，对着已经面目全非的秀秀说：吞吧，吞下这一对，那针便出来了。

    外公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对着那朗中怒喝：停！这时候惊恐万状痛苦万分的秀秀姑娘转过脸来，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外公拉着定龙公的手，将他拉到里屋，他们不知道商量些什么，出来的时候，外公腰包里已经坠着重甸甸的一包洋钱，外公对秀秀姑娘说：来，不要怕，趴到我背上，我背你到温江市动手术，将针取出来！

    郑家湾的人不懂得“动手术”为何物，可既然是郑子善先生说的，大概是不会错的。这时候我的大舅已经提来一双布鞋，给外公换上，外公驮起秀秀姑娘，一头扎进了暮色。

    郑家湾到温江市百十里路，我不知道我的外公背着秀秀姑娘怎样的登山涉水穿街过巷，只知道他在第二天黎明的时候，敲开了那家国立医院的大门。

    半个月后，我外公带着鲜鲜亮亮的秀秀姑娘回到了郑家湾。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影子，已经深深地烙在小姑娘的心上了。

    一九三三年的夏日，早稻刚刚登场，郑家湾首届毕业生七名，以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全部考入乐城县立高小。

    这不啻一声春雷，将沉静的奠耳河掀起层层波澜。河两岸的村民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望子成龙的好场所，他们相约着的一拨一拨地到郑家湾来参观。那个暑假外公正带着秀秀这帮孩子在排练放下你的鞭子，那条向郑家湾一户养马人家借来的鞭子一甩一甩的，吓跑了一些家长，却招引了更多的学生。等到第三期开学的时候，郑家湾小学的学生猛增到一百六十六名。

    定龙瞎子将他的正间、二间、三间房子都让了出来，父女俩只住在轩间里，教室问题是解决了，可是课桌课凳呢？郑家湾再也找不出那么多的琴凳和花鼓桶了。

    外公便去找我的爷爷。我爷爷那时正在做木材生意，他老人家带上三四个年轻力壮的帮手，跑到老远老远的青田、丽水、龙泉，踏踏勘勘判下一坡的林子，然后指挥着帮手们伐木砍树，然后将砍倒的树木捆扎成木排，将木排队推进了瓯江，再顺着瓯江水浩浩荡荡气势磅礴地下来，这就叫放排；放排需要非凡的智力和技巧，更需要力气胆气与运气；稍有闪失和差池，就会排散人亡人财两空。爷爷那几年时来运转吉星高照，就有点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味道了。

    爷爷姓钱，原籍是离郑家湾四十里外的钱家岙，在钱家岙的爷爷却蹇命舛一穷郎当，一副挑子一头挑着我爸一头挑着锅碗瓢盆流落到郑家湾，三四年内却大发起来。爷爷虽然富裕，可是在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郑氏大族面前，自然只是小姓人家。精明的爷爷懂得怎样去结交郑家湾的名门望族的。

    外公来到我爷爷的那座小屋，刚刚放排回家的爷爷立即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外公说：“庆表兄，赊你几方木头用用，肯不？”对非郑姓的村民，郑家湾皆以“表”相称。我爷爷十分爽快的回答：你郑先生开口了，哪有让你空手回去之理？——只不知郑先生要赊几方？

    我外公的数字概念较差，他摇着头笑笑说：几方我也说不准，我是想做一百套学生用的课桌凳，庆表兄算算要用几方？

    爷爷不用算，据说爷爷不管怎么复杂的帐目教能张口就出。这一回爷爷回答道：五方吧！按说，一百套小学生的课桌凳，四方木头也差不多了，只是娃儿们淘气，爬上爬下摔摔打打的，那桌凳当然该厚实一点好，没的三天砸坏桌面四天折了凳脚，修起来麻烦，也失你郑先生的面子。

    外公就要了五方的树料。他难为情地说：“庆表兄，这树料钱呢，我到年终收了学米给你。”我爷爷很慷慨地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你那几斗学米挣得不易，还担待着一家子的吃口呢，我怎么忍心要？况我那纯儿（我爸的名字）还是你的学生，这木料，就算他孝敬你郑先生的吧！

    从此以后，我外公就认为我爷爷是天底下最好的生意人，最大方最慷慨最通晓大义的外姓人。从此以后，爷爷得空就往老屋跑，和放学回家的外公或说话或对弈。有一次，我五岁的妈正在院子里晾尿布——那时候我外婆刚生下我桂姨。妈妈晾完尿布走过我爷爷身边招呼道：“庆表伯好！”我爷爷一把搂过来，对我外公说：“郑先生，将你这莲儿给我做儿媳吧？”

    外公正举着枚棋子，不知该往哪儿放，听到我爷爷的话，心不在焉地敷衍道：

    “她才板凳般高，谁知道长大了是凤是鸡？等等再说吧。”我爷爷说：“三岁看到老。我已经留心两年了。这莲儿呀，要模样有模样，要灵性有灵性；手又勤，嘴又巧。先生妈腿脚不方便，你这个家，她当得了半个了。我家纯儿天生老实头一个，将来就得这样的媳妇撑持门庭呢！”

    说了几遍，我妈当然装作没听见。倒是外公先不好意思起来，总归是欠我爷爷一大笔人情，这攀亲之事，肯或是不肯，总得给个态度才行。待我爷爷走后，我外公就对外婆说：“若说钱家这至纯呢，相貌倒也周正，读书也算聪明，不刁不滑老实本分；钱家这放排生意呢，这两年在郑家湾不算第一，也算得第二第三的了，莲儿跟了他，想也不会受苦；只是孩子们总归太小，我们大人替他们定了，好不好呢？”

    外婆撇了撇嘴道：“别理他！暴发户，没根没底的谁瞧得上！让他先修上三辈子再来提亲吧！”背地里，外婆却教我妈道，钱家老爷子再叫你做他儿媳，你便说：“单座屋，单个儿，单百田！”我妈问：什么意思？外婆解释道：单座屋，就是要独门独院独自一座房子，不能和别家合居；单个儿即独生一个儿子，不准再有兄弟；单百田就是要有良田百亩，少一分也不行！”

    一个星期后，当爷爷再次跟我妈说起“儿媳妇”时，我妈就小声小气地说：

    单座屋，单个儿，单百田。爷爷没听清楚，他要妈妈再说一遍，妈妈看了眼外婆，外婆正用眼神鼓励她，于是我妈挺了挺胸脯，有板有眼地高声道：

    单座屋！单个儿！单百田！

    这一回爷爷听清楚了，他仰天大笑，笑毕，拉着我妈的手说：儿媳妇啊儿媳妇，果然是个有本事的。好，我都依你了，单个儿，我本来就只有至纯一子；单百田嘛，我已有良田九十二亩，买足一百有何难？至于这单座屋吗，我马上破土动工给你造一座漂漂亮亮的！

    我不知道我的外公外婆听了我爷爷的话有何反应，反正这婚事是定下来了。我爷爷接着便迅速行动起来，他将我妈的童稚戏言当作不能抗拒的命令来执行。两个月之后，当新屋上梁的炮仗红红火火地打起来的时候，我四岁的爸和我六岁的妈，在那根饱满结实雕着如意云头、缠着大红绸子的大梁下边，举行了庄严而喜庆的订婚仪式。

    应该说，我爸妈这场婚事的敲定，我外公并不该负主要责任。可是后来我外婆和外公闹别扭时，外婆总是耷拉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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