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白卷英雄的未来不容乐观

    今年高考刚放榜没几天，陕西一名叫张皎的考生拿到了自己意料之中的成绩单：零分。根据他本人提供的成绩查询单，在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上清晰显示，这名考生的语文、数学、综合、外语四门科目和总分均为零分。据张皎透露，高考时他在每份试卷前面都写上“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不生则死”这十六个字，还有考号和名字。（7月2日广州日报）

    平时学习成绩并不差的张皎故意考零分，按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因为不喜欢现在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看成是一种抵制和反抗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行为艺术”我不能不佩服张皎和顽固的体制对抗的勇敢，然而，却也不能不说，他的这种勇敢或许只是一种近乎“无知者无畏”的勇敢——因为，他可能并没有充分预料到这一“越轨”行为将给他的一生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或许，虽然预料到了，但却带着一种过于天真，过于“浪漫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其在未来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总而言之，和2008年高考故意考零分的云南人吉剑一样，他“接下来的路将分外艰难”

    我自己的经历就与张皎非常类似。当年，我是个自学能力相当强的学生，一心想当数学家。在读初中时，我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能解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并能读懂翻译过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论文。当然，我其他各科的成绩也相当不错——在我们当地最好的学校里，一直名列前茅。因此，老师和同学们都把我看成是清华北大的苗子。而且，我基本上不听课——由于成绩很好，老师也不怎么在意。然而，到高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不想当数学家了，觉得年年岁岁一支笔一叠纸的生活太枯燥，想接触更广阔的生活，于是就想当记者或作家。那时正好读了叶永烈的人才成败纵横谈，里面讲的全是那些自学成才的名人们的故事，本来对大学没多大兴趣的我越发觉得不读大学也没什么关系，凭自学我也一样能成大器。在这种心态的指引下，整个高三阶段，我都是在背唐诗中度过的。凭心而论，那段时间过得很轻松，很快乐。其实，我倒并不是要刻意地去反抗什么，只是随心所至罢了。可一时的任性却往往会带来终身的恶果，很快，我就受到了高考的惩罚——为了“跳农门”我只好读了一所不起眼医学院里的专科班，毕业后分配到故乡小县城的防疫站工作了十年。十年来，我一直手不释卷地自学，但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一展所长的平台。最后，为生活所迫，我只有选择和现行的教育体制合作，在工作了十年后，不得不去参加研究生考试，重新融入体制，以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如果我当初没那么天真，且对我们的社会有着充分的认识，沉沦和挣扎于社会底层十年来所受的苦或许也就可以免了。那十年中，我所遭遇的一切，固然在我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但若是人生可以重来，我倒宁愿选择一开始就和体制合作，去读一个像清华北大一样的好大学，那么，二十多年后，我所可能成就的也许将远远胜过我当前所成就的。何况，这挣扎奋斗的过程中要经历多少难以言表的痛苦和折磨。

    每一个人都无法完全超越他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张皎的想学比尔？盖茨固然无可厚非，但他首先要明白的是，他生活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当代中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系统性的、制度化的“文凭歧视”如果不能获得一纸文凭，或所获得的文凭档次不够，不管当事人的学识有多么渊博或能力有多么强，很多向上流动的机遇都会将他或她拒之门外。就如现在的我，未必不能当一名优秀的大学教师，甚至一名优秀的博导，但只要没有捞到博士的文凭，恐怕连那些三、四流大学的门槛都摸不到。何况，对于那些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资本严重不足的人群来说，教育几乎是唯一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就拿我自己来说，经过多年的自学，我的能力和学识未必弱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但在这种社会里，我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和他们同样的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我没有文凭，更也没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好爸爸。甚至到我终于拿到了一纸重点大学的硕士文凭之后，我仍然无法找到一个能让我安身立命的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朋友的帮忙，我可能现在还同以前一样地穷因潦倒。我并非不努力，并非没能力，也并非不求上进，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这一切优秀的个人品质并不就能保证我能获得像比尔盖茨一样地成功——甚至连仅仅只是让我做一个普通的中产阶段也困难重重。

    异史氏曰“高考制度多弊端，考个零分来出气。螳臂挡车作笑柄，蚍蜉撼树谈何易。”张皎反抗当前教育体制的精神固然可嘉，可付出的个人成本却太大，而且对根本性的体制变革将不会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张皎此举或许会获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可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他很傻很天真，并将这位“白卷英雄”的事迹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当然，张皎想要成为未来的比尔盖茨，或许未必没有这种可能。君不见，咱神州大地上，多少大字不识半个的人照样发了大财——但相对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而且他们到底是凭什么发财的，背后的东西也很值得深思。至于张皎，最终很可能会被坚硬的现实之墙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虽然可能获得小小的成功，但需付出百倍于常人的努力——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往往恰恰是和体制合作而并非对抗体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