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高中教育的问题只是中国教育的

    最近，网友“夜郎锅王”在其九千多字的长文里，以“四大名校”为主线，侧面展示了深圳基础教育改革30年来高中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其实，文中所呈现的深圳教育的种种面相并非深圳教育的“殊相”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整个中国当代教育的缩影。

    为什么深圳高中教育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并且进退失据，总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这两个极端之间震荡折腾呢？全国各地的深圳高中教育改革何尝不也是如此呢？最初，像王铮、金式如、唐海海这样的具有先进教育理念、怀抱教育理想，且有大智慧、大勇猛的极少数占据了某个基层教育部门的领导岗位，顶着来自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这种改革能否持续下去或能否取得一时的成功，一方面取决于改革者的韧性、抗压能力和改革措施在具体语境中的可操作性及有效性；更重要的是，能否达到与传统的应试教育同样——甚至超出前者——的效果，即通过升学率或高考的检验，否则，这种教育理念再先进，再受学生欢迎，都会在冰冷而坚硬的现实之墙上撞得粉身碎骨、万劫不复的。

    即便成功地通过了高考的检验，改革者往往仍然要面对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因为社会——包括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成见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在考试上的暂时性的成功根本不足以将之消除干净，正因为这样，才会经常传出王铮“走人”、“实在干不下去”的消息来。而一旦改革者的任期一到，就像“三君子”的教改实验以改革者的离去而告终结一样，这种改革寿终正寝的时候也就是到了——因为继任者往往缺少其前任的理想、能力、勇猛和魄力，最后必定走回原来功利化的老路。

    为什么改革者成功的案例是不可复制的呢？其实并非不可复制，而是缺少有能力实践这些成功模式的人和培育这些模式的制度土壤。如果某一教改模式要成功推行，必须要得到具有奖惩作用的权力的支持，而得不到各种资源支持而再生的模式，则最终会被放弃和忘记，因为大多数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国“高考导向”的教育体制及整个政府的制度设计，其内在的激励机制都是奖励“应试教育”惩罚“素质教育”就算对“应试教育”的舆论围攻再厉害，对“素质教育”的赞歌唱得震天响，只要这种制度架构没有改变，所谓的“素质教育”就只能停留在理念的层面，得不到广泛而有效的落实——“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就是在这种制度语境下产生的。

    应试，其实倒也并非难事。改革者的成功案例证明，在促进学生素质全面提升的同时，应试能力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高。但是，如果走改革者的“大道”则必须冒着失去各种资源支持的巨大风险，因为任何改革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连改革者本身往往都无法预测自己的实验会带来什么后果。而“应试教育”的“小路”则是被实践证明应对考试比较有效的模式，其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非常小，而且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各种资源的大量支持，于是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然而“应试教育”却是建立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基础上的一种和驯兽差不多的模式，它以剥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为代价，所训练的正是学生对于各类试题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是一种意义缺失的“伪教育”最后必将导致大部分学生创造力的丧失，并造成他们心理的扭曲，从而引发种种社会问题。

    德国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合法性危机一书里说“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每一特定的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当生活于其中的成员的学习能力的总体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达到了一个平台期，要想再有更大的突破，则非得从制度自身上着手不可。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一所学校或某一地区的教育发展。自然，一所学校或某一地区所进行的微观结构调整改变不了大的制度环境，但该学校或地区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小环境的变革，使自身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最大化——这就是王铮这样的改革者取得成功的秘决所在。

    现在，深圳第二高级中学的邓世平校长正高举先辈们的改革大旗，带领着异军突起的二高大步地向前迈进。但这面大旗到底能扛多久呢？邓世平校长离任以后，二高会不会和它的“四大名校”一样走回原来的老路呢？

    只要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想，二高是绝对逃不出与“四大名校”相同的命运的。